特朗普为什么救不了美国制造业（组图）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借助“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竞选成功表明，大部分美国民众已然默认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伟大。为了重振美国，特朗普打算复兴美国制造业。他认为全球化导致的制造业产业外移摧毁了美国中产、掏空了美国实体经济，进而导致美国的衰落。 

为了重振制造业，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美国企业回国发展。然而，无论是对内降税还是对外打贸易战，特朗普的努力似乎仅能起到短暂的刺激作用。面对美国国内高企的成本，2018年哈雷摩托选择生产线外迁，2019年通用汽车选择关停俄亥俄州工厂。尽管特朗普在推特（Twitter）上一再呼吁甚至威胁制造业回归，但是他的努力却收效甚微。 特朗普的行动能力虽然很强，但是奈何美国实体经济病得太深，已然积重难返。如果仔细剖析美国制造业的“病因”，可以发现：造成美国制造业外移的主要原因是本国劳动力等生产资料的成本过高导致的制造业资本回报率过低；而造成以美元计价的本地生产资料被高估的根本原因是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强势地位。 

强势美元的发端

美国在二战中不仅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了全球治理主导国的地位。在战后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林顿森林体系）中，美元获得了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当时，美元与黄金挂钩，兑换比率固定。因此，通行全球的美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金属货币，美国没有能力随意超发美元，全球的货币汇兑比率也十分固定。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正式与黄金脱钩，美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了绝对意义上的信用货币。而全球也首次使用一国的信用货币作为国际主要结算货币。此时，美元不只在为美国经济活动提供流动性也在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流动性。因此，美元（美元资产）成为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的一种重要商品。 

由于美元在国际结算中处于统治地位，美元（美元资产）成为全球投资者追捧的对象。1971年美元失去“黄金锚”之后，发达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仍然能够维持相对稳定，而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币值则一路下跌。例如，CEIC数据显示，1971年以来印度卢比贬值幅度接近10倍；南非兰特贬值幅度超过20倍；墨西哥比索贬值幅度超过100倍。 

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强势地位导致美国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出来的商品毫无国际竞争力可言。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影响下，全球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在消融。在全球化趋势推动下，美国家庭可以借助强势美元获取海外物美价廉的商品。因此，无利可图的美国制造业只能向海外转移。 

“广场协议”的失败尝试

对于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出现的货币升值现象，以及随后出现的人力成本上升和制造业外移，美国政府并非毫无作为。1985年美国在纽约广场饭店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达成联合干涉外汇市场的协议。协议要求各国中央银行主动干预外汇市场，迫使本国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广场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增强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扭转美国日益扩大的货物贸易赤字。 

然而，“广场协议”只能缓解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压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元升值的问题。只要美元仍以信用货币的姿态作为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相对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而言美元仍将继续升值。因此，“广场协议”过后，美国的货物贸易赤字仅连续下降了4年。1992年，美国货物贸易赤字重新开启涨势。 

全球化的新玩家与美国产业外移的加速

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速。1994年中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人民币在一次性贬值50%后引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自此，中国正式开始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迎来了重量级的新玩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的主要承接地。这一时期，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在利润的驱动下，美国产业资本向跨国资本转变，制造业外移逐渐加速。1997年至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6%下降至12%，货物贸易赤字从不足2,000亿美元增长至超过8,000亿美元。 

蓬勃发展的金融业

美元升值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没有好处。美国民众可以享受来自全世界的廉价商品，而美国的跨国企业可以享受美元升值带来的资本购买力。此外，货物贸易外流的美元通过海外投资的方式回流美国，为美国的金融行业注入了来自全世界的资本血液，促进了美国金融行业的蓬勃发展。 

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的数据显示，近20年来金融业一直是经济增加值的主要贡献者，占GDP的20%左右。金融业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中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的中介性行业。信息不对称同时赋予金融行业较高的利润率。然而，过高的金融资本回报率对实业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外移。 

此外，由于美元只需要美国政府的信用背书，因此美国在通过“印钱”（相当于借钱，因为货币相当于国家信用的负债）换取全球的物质和劳动产出的过程中，也与全球经济深入绑定。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仅凭借大量“印钱”就将危机的成本转嫁给了全世界。 

美元崛起的代价

然而，在美元崛起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虽然获益颇丰，但是收益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强势美元带来的红利大部分流向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巨头。对于财富分配来说，金融业的发展更容易造成财富集中。 

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至2017年的37年间，美国最富有的前20%人群的收入占比增长了8个百分点，而另外80%的人群在收入分配中获得的比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在信息不对称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巨头掌握更多的有效信息，因此能够在承担较小风险的情况下获取较高收益。此外，金融自由化导致资本失去了国家属性，跨国资本能够通过各国间的财税制度漏洞进行合理避税或偷漏税。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税收是进行财富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富人逃避税收的行为将增大贫富差距。 

反之，制造业在财富分配方面更加公平。制造业创造的就业能够惠及更多底层民众，制造业产生的税收也将通过政府财税体系进行二次分配。此外，制造业对基础设施有严格的要求，发展制造业的同时也将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间接提高公共福利。正是基于这个道理，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诞生大量中产阶级，而金融强国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失。 

因此，美国产业空心化以及中产阶级的消失都是美元崛起的代价。正所谓覆水难收、积重难返，美国制造业衰落到如今程度已经无法在现有的市场规则下进行恢复。在无法改变美元国际主要结算货币地位的情况下，特朗普确实是回天乏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