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缓“修例”被指权威受损 争议中的“核心”威信（图）

当6月初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接连外访俄罗斯和中亚之时，中国国内“后院起火”：香港《逃犯条例》修订遭到持续的街头抗议运动，且迄今已成骑虎难下之势。香港当地时间6月18日下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不得不被迫向每一名市民低头致歉，并承诺检讨施政失误。前一天（17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将修例僵局与习近平个人权威相联系，认为习近平尽管因为外访“很幸运”地躲过这一棘手问题，但形势的转折仍然令北京难堪。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标题直接使用了“港府让步削弱习近平铁腕形象”这样的表述。它认为，港府在“三罢”市民上街冲击政府总部的压力下被迫宣布“暂缓”修例，体现了北京在香港事务上的软弱与妥协，“验证”了习近平本人铁腕和权威的有限性。“考虑到习近平在中国实现的集权，他可能会发现，自己会越来越多地成为责难的对象”，文章暗示，除此之外，一些其他内政外交政策的挫折，也将影响他的个人权威地位。 

这一逻辑并不准确。 

尽管“修例”未得通过且民怨四起，暴露林郑政府缺乏充足的前期政策咨询，可能的确令其形象受损。但是，港人拥有高度自治权，林郑在压力之下尊重民意以“暂缓”修例换取事态缓和，本身即体现了香港民主制度的价值，也展示了北京“尊重”香港民主的积极姿态。对于北京来说，勇于承担责任并及时改弦易辙，不应该被解读为否定北京权威的证据；恰恰相反，应被视为值得肯定的理性行为。 

从根本上，其逻辑在于将北京的权威与港府的让步，尤其是中国领导者的个人权威置于一种对立场景中：让步，即意味着危险扫地；铁腕，即意味着北京对香港事务的粗暴干预及人权践踏——这是一种典型西方式的逻辑“阴谋”。 

这并非偶然。对于“逃犯条例”，美英等表现得颇为活跃，外界声音已将香港未来视为可以干预的“问题”，甚至称之为中美博弈的“一张牌”。5月10日中美结束时第11轮贸易谈判，但在外界预期将达成最终协议之时，双方却意外不欢而散，宣告持续一年多的接触暂时无果而终。中国官方一直声称不愿意与美国进行一场旷日持久而且必定导致两败俱伤局面的贸易战。因此，当时一些声音认为这是中国的外交失败，甚至猜测领导者必然遭遇了来自中共党内某些主张对美“妥协”力量的压力，在他们看来，根据《南华早报》等透露的消息，中国的最高领导者其实是掌握对美接触决定权的背后力量，而正是他在最后一刻拒绝了美方提出的“丧权辱国”的协议草案。 

然而，这一逻辑同样会产生悖论：假如今天中共最高核心的个人权威地位受到削弱或者挑战，那么他如何敢于“不惜一战”推翻中美贸易谈判协议文本，同时确保可以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遏制国内的反对声音？ 

恰恰相反，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依然延续了自2017年十九大确立其思想地位后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不是衰弱。进入2019年，习近平讲话被一再“归纳”并刊发在每一期《求是》杂志上。进入6月份，他宣布即刻启动再一次遍布全党上下的“整风运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而如今已有众多党政机构和地方表态跟进。 

西方世界没有意识到，从中美贸易战到香港修例停摆，都很难对其权威造成实际的“破坏”。事实上，人们注意到习近平本人恢复了中共历史上的很多传统，尽管这些传统保守且备受争议，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却十分有效，党内“军心不稳、派系林立”才是最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