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香港人，请别把自己当成普罗米修斯（图）

7月的香港，被暴雨洗礼的暴戾之城向外界展示着她创伤。这个创伤在数条人命逝去的悲凉中格外醒目。年轻人呐喊、绝望以及愤怒映射出一张张守卫香港价值的坚定面孔，仿佛已化身为被缚在高加索山上正义的普罗米修斯。

7月1日晚间，当立法会的大门被砸开，这场运动就不可避免走向它的反面和衰亡，虽然周末的游行还会像嘉年华般上演，那不过是通过一次一次的游行给一个已经注定异化的运动续命，就像法国的黄马甲运动（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在失焦之后无奈走向了它的终局。

香港人的此次抗争，有一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劲头，更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还有一种弃世街头死谏女生遗言中“我是会被社会淘汰的花枝，而不是在树上盛开的繁花”的悲壮。在他们看来，肆意的公权力早已侵蚀他们的日常，恐惧和焦虑在“一地两检”往复的列车中急剧放大，香港“孤岛”般的存在犹如黑夜巨浪中的一叶扁舟，“反送中”成了他们心中的最后的安全堤坝。

是的。他们“胜利”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7月9日表示，修例已经“完全失败”，新的《逃犯条例》草案“已经死亡”。 她还说，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特区政府对社会脉搏掌握得不够，政治敏感度有偏差。那些香港人终于从特区政府妥协与让步中夺回了仅存的那点自尊。“反送中”的真相真的如此么？中国内地真的如此不堪么？生活在内地的14亿民众确如蝼蚁蝇营狗苟，没有尊严没有自由地生活么？执法者可以普遍滥用权力随意拘捕监禁守法公民么？内地人真的就如同他们所言毫无独立思考能力，是被政治洗脑的宣传动物么？

这些问题在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内地人面前并不成为问题，更多人恐怕是一笑了之。内地有区别港台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治理方式，但无论如何它都不是《1984》中的老大哥和真理部的翻版。可以想象，一个充满恐惧毫无安全情境下的社会无法激发人潜能与创新意识，去推动商业变革与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这显然不是现实的中国。如今，每天有大量的资本流入中国，还有大量的外籍人士在中国工作学习旅行，其中还有长期定居者，他们对中国是恐惧还是愤恨？不少境外媒体把中国内地的一些司法个案放大为内地普遍的政治紧张、法治失控、警察横行、言论毫无自由，并将此在港台地区经年累月地宣扬。这种过度渲染、恶意夸张、虚假描绘、甚至是被栽赃陷害的中国现实早已在需要“恐共”的香港人中深入人心。

于是，这些香港人与那些在台湾岛上呼唤“台独”的人产生了跨越地域的“恐共”共情。彭斯、蓬佩奥、亨特、彭定康等国际友人也不断加入其中，更显得声势壮大。他们贵族般的优越感在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崛起后荡然无存，只能在西方民主教科书中寻求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来抵挡共产党对自由的所谓侵袭。蔡英文“防共”呐喊救活了低迷的民调，而香港这边从“23条立法”、“ 831人大释法”、“占中事件”、“旺角暴乱”到“一地两检”直至“反送中”，“恐共”情节一脉相承。顽固的抵抗思维弱化了部分香港人明辨是非与国际大势的能力，把自身陷入虚幻的“自由引导人民”式的史诗般的革命洪流中，与一个被塑造的利维坦式的“坏政府”进行抗争与决斗。

这注定是一个唐吉坷德式的悲剧。东亚文化至今无法接受日复一日的街头抗争成为习以为常民主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法承受街头抗争撕裂社会的现实。特别是韩国与台湾，此前大规模的街头抗争造成的社会病痛长期延续。那么香港呢？有人说，香港必须通过双普选来释放“反送中”的社会危机，似乎选举能够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选举只不过是将危机延后的一剂杜冷丁。虽然西式选举能够缓解街头抗争之痛，但民意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输入与输出，那么街头抗争一定会卷土重来，必将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香港的政治制度有其特殊性。竞争型政党制度和普选在香港的实施有它的前提，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必须来自北京的承认。如果普选带来的结果与北京的主张发生了实质性冲突，那它对“一国两制”的危害是颠覆性的。因此香港的一切问题必须放在香港的范畴中解决，而不是上升到特区政府与中央的关系上。

有别于西方政治制度轮流坐庄的特点，特区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有中央背书和长期执政的特点，也就是所谓中央的控制权。那么特区政府长期执政一定会在西方政治的逻辑下成为一切政治反对派攻击的核心靶标。只要这些香港民众“恐共”思维一日不除，无论什么样的选举，都无法解决政治社会危机。特区政府已经被定义为标准的“人性恶”，无论政府做什么，都会促发一片反对。凡是与政府抗争的人，都是正义的，都是自由斗士，都会被认为是下一个普罗米修斯。

如何消除“恐共”才是香港社会迈上正途的关键。必须认识到，消除“恐共”获得自由必须拥抱祖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关国家与自由的关系颇为经典。所谓的自由只有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正义感和现实感。如果香港人把与大陆切割看作获取自由的方式，那么他们终将失去自由，没有人会去真正保护他们关心的自由，即使他们把“恐共”与“反送中”的海报贴到了全球，甚至G20的会场。

当前，很大一部分香港人是祖国的陌生人，只认同香港，不认同中国，不认同“共产党领导中国”，在各种流言蜚语侵蚀和西方滴点民主意识的包装下最终陷入“恐共”。在没有具体地履行作为中国人的义务前，香港人眼前的祖国并非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所获得的公民权利并不值得珍惜，祖国与自己的关系也没有可靠的纽带维系。对于汶川地震捐款，对于08年北京奥运的关注，常常作为香港人爱国的表现加以宣扬，但海外华人其实同样可以做到。因此，探讨改进“一国两制”在港实施尤为重要。特区政府除了需要增进管道改善沟通机制外，还需努力探索增进香港人对中国人认同的途径，需要香港人在享受中国公民权利的同时，努力去尽中国公民的义务，比如在交税、服兵役问题上与中央政府探讨，可以做出大胆和有想象力的尝试。在教育方面，可以争取在内地主要城市（深圳、广州等地）设立香港初中和高中班，加快香港青少年认知祖国融入内地的步伐。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但也是一个流动性不足城市。我们只看到内地优才进香港，没看见多少香港优才被进内地。因为流动性不足，相对封闭，才有本地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对前途的渺茫。在中国内地，即使近年来经济衰退的东北地区，都不曾出现这种情形。他们会用脚投票去换取一个更有前途的未来。为什么香港年轻人不可以？原因大概还是那两个字。

民意是否重要，如果重要，它一定被冠以人民的字眼；如果不重要，它一定被唾为乌合之众。香港民众的所谓抗争如何被历史书写，时间一定能证明。那三个逝去的香港青年值得怀念，只不过以这种方式去抗争，去赤手相搏，去以命相抵，去凋零，去对一个尚未认知甚至是怀有极大偏见、错误认知的世界说不，太过可惜。更令人心痛的是，他们却成为香港“恐共”政治抗争的宣传品，除了时代的错愕，就剩不下什么了。

那些香港人，不要把特区政府理智的妥协当成继续进击的动力。如果极端政治煽动周而复始，香港社会将继续崩塌，也必将埋葬他们自己的青春和前程。在认清这个世界前，请别把自己当成普罗米修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