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全球将迎来大萧条还是大逆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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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上篇，我认为尽管新冠疫情产生的“大封锁”(IMF刚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副标题就是The Great Lockdown)，将对未来1-2年全球经济造成严重衰退，并且大概率超过2007-2009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实际持续期18个月）的程度，但在全球协同一致的货币宽松与财政救助下，并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错误决策下，不至于发展到1929年开启的长达数年甚至十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专家们普遍担心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会以Great Pandemic之名写入历史）将助推制造业产业链回归本土，加大逆全球化潮流和中美脱钩的可能。大家尤其担心这会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拉大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同时给企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面冲击。

这样的担心有一定的依据。中世纪黑死病(又称Great Plague) 肆虐欧洲时，犹太人被错误当作瘟疫传播者而受到迫害。一项研究发现，中世纪针对犹太人的族群迫害在德国分布非常不均匀，当年迫害越严重的德国地区，在600年后的纳粹执政时期，以各种形式展现的反犹主义程度仍然更加强烈。

但我依然认为，与其发出一致性的悲观预见，或者仅仅关注短期内的经济救助方案和应对举措，不如借鉴国际学术界关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和“大逆袭”(Great Reversal)的研究成果，既可以帮助我们去洞悉未来可能的趋势，更能够指导我们采取有利于中长期发展的制度变革，以防止潜在的糟糕结局变成现实。

如何防止“大分流”与“内卷化”?

大分流这个概念虽然是亨廷顿在1996年提出，但它真正成为专有名词则归功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e）在2000年出版的经济比较史著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书中指出，中国、印度、中东、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富裕地区，在人均收入（以小麦衡量）、寿命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相对于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优势一直持续到1750年（乾隆15年）。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西欧国家才赶超东方国家，形成历史的大分流。

这挑战了传统上认为分流发生在16甚至15世纪的观点，使得关于大分流的大辩论成为历史学界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话题（没有之一），并吸引了各个学科专家的深度参与，让这一概念更具影响力。

彭慕兰认为大分流是历史的偶然/幸运，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英国开釆出城市附近的高质量煤矿，作为木材的能源替代品，使得海外贸易、殖民掠夺、技术革新、工业扩张形成正循环，例如美洲新大陆农作物的高产出对欧洲工业发展和土地节约有重大意义（他的另外一本著作是《贸易打造的世界》，讲述1400年以来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而中国明清实行海禁，而经济富裕和人口密集地区在南方，与东北的煤矿资源距离遥远。

因此，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陷入了“内卷化”(involution)，也就是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

历史上，经济停滞是因为规模报酬递减的农业生产技术，使社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学家认为14世纪中期开始的黑死病，欧洲战争频繁，以及人们虽然躲进城市，但城市的环境卫生非常糟糕，三者同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带来劳工工资增加（参考拙著《全球大瘟疫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虽然以小麦衡量的工资增加只持续到1450年，之后持续下跌到黑死病开始前，但以白银衡量的工资在欧洲持续增加，超过了中国）。

于是，欧洲富人阶层推动“城市企业”发展，为了降低劳动工资支出，开发出资本密集型技术来替代劳工，进入到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增的生产过程。而中国则继续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模式，由于人多地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企业利润更多被投资到土地上。

关于大分流的辩论很快从彭慕兰关注的经济生产力上的外在偶然因素转移到生产关系、国家制度和能力等内在决定性因素上。

一些学者认为欧洲崛起得益于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欧洲的政治分裂使相互竞争的各国不受单一中心的控制。它为个人的思想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人们可以用脚投票，移居到更自由的国家，活跃的思想在各国顺利传播，而保守势力彼此分裂，无法协调压制。

思想竞争自然发展成为制度竞争，欧洲各国在经济、军事、人才、技术上的激烈竞争，使得政治和社会制度不断改进和提高。这方面，中国恰恰是一个反例，科举考试统一思想，统一帝国在压制反对声音上协调一致，形成超稳定结构，但和平与稳定也造成了军事技术停滞不前。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将成功和失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区分为“包容型”（inclusive）和“榨取型”（extractive）。前者的政治权利广泛分布，有效保障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为不断的创新提供经济激励；后者则反之。

欧洲各国根据殖民地的气候，死亡率等因素分别引入包容型或榨取型制度，对殖民地将来的经济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一般来说，相对于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发展更好。

不过，印度因为纺织业上的优势和宗主国英国形成直接竞争，遭到英国的无情打压，英国一方面推动印度的去工业化，另一方面限制进口印度产品（棉花等原材料除外），又强迫印度对英国产品开放市场。这场贸易摩擦是印度在大分流中被甩到后面，今天依然落后的关键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从统计检验来看，和彭慕兰思想接近的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提出的地理假说，并不能单独解释大分流，地理因素只有和制度因素结合到一起，才能说明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彭慕兰的分析对中国和欧洲的科技差距（李约瑟之谜）着墨不足。中国的技术发展依靠直觉和经验，在早期因为人口优势处于领先，但逐渐落后于欧洲依靠科学和实验的体系。中国和东亚国家普遍缺乏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商业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发展，而欧洲科学上的突破，并非单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是与军事技术的需求紧密相联。

关于大分流还有很多不同解释，比如经济学家强调和西方社会依靠自治城市不同，古代中国的商业和社会组织注重血缘和宗族关系，内部运行成本低，但规模难以扩张。

再比如社会学家如韦伯强调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赵鼎新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即使明清时期江南有较高的生活水准，但“技术创新并没有鼓励性的回报，科学方法／理性极不发达；最重要的是儒法合一的新儒家意识形态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商人也无法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而抗衡国家的权力”。

显然，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今天面临外部挑战的中国具有重大意义。为避免这次疫情之后可能产生的大分流和内卷化，中国必须在逆全球化潮流下继续保持贸易上的优势，鼓励思想竞争，推动政治权利的均衡分布，摒弃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加强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富裕阶层投资新科技而非土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不过，我们在看到中国的不足之余，也要探寻中国成功的深层原因。毕竟，在大分流之后，中国历经艰辛实现了大逆袭，从1750年GDP占全球比重30%的第一位，降到1949年建国时不足5%，现在占比约20%回到第二位。这就使得前面提到的大家耳熟能详的理论都遇到了麻烦，他们只能解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失败，却无法解释其成功。

即使1980年以来全球不同国家出现了“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的发展趋势，即使有了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些成功的例子，现实依然是大部分国家都没能实现工业化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为什么专家开出的药方基本失灵了？影响国家成功和失败最重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大逆袭”依靠国家主动创造市场的能力

尽管理论众多，但目前关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大分流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依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同样，为什么中国1860-1978年三次工业化革命的尝试均告失败，而改革开放实现了工业化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迄今也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解释。今天关于中国经济成就的评价依然观点纷纭，老百姓和专家对于“中国做对了什么”莫衷一是。这也是在疫情带来的挑战面前，大家忧心忡忡的原因之一。

前文提到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优劣论虽然听着符合直觉，但仔细考察历史就会发现他们夸大了中国和欧洲在工业革命开始前的差异。事实上，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大分流之后内生产生的。学者把今天观察到的差异倒退到大分流之前，倒果为因。

举一个例子，纽约、伦敦和香港是现在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之下，巴黎、法兰克福和上海的金融地位次之。于是学者们就指出这些城市在金融发展上的差异是来自于法律制度差异，前者实行普通法，后者实行大陆法（又可以细分为法国和德国两种法源）。这两种法律体系在财产保护，大小股东对待上的区别被放大。这一观点极其盛行，在我居住的香港被视为铁律，认为香港在金融上的领先优势会长期保持。

但仔细检视历史，就会发现法制从来没有连贯性的优势。一战前，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是实行大陆法的古巴，埃及（大陆法）和英国并列第二。一直到大萧条结束，大陆法系国家的金融发展都处于领先地位，而普通法在金融发展上的优势得益于英法在二战的胜利。即使如此，大陆法系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已经实现了大逆袭，1984年之后采取德国法律体系的国家在金融发展上的优势要高于普通体系的国家。

大数据统计检验同样显示了普通法体系的金融发展落后，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时，就忽视了更多采用普通法但金融发展并不成功的国家。香港成为金融中心更多受益于地理位置和特殊历史环境，其实是偶然的结果。

就我有限的阅读，经济学家文一在2016年出版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对于理解英国和中国工业革命成功最具启发性。书中对世界经济史和现有理论进行详细的梳理之后，主张“国家主动创造市场的能力”是工业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

历史学家Peer Vries在2015年出版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在于指出中国和英国在国家能力上，特别是国家的渗透和谈判能力（深入社会与民众互动和谈判），攫取能力（向社会征税）存在巨大的差别。

文一对此有简洁清晰的阐述：“英国光荣革命并没有使英国政府在与劳苦大众分享政治权力方面变得更加包容。它不过使得英国政府在征税、创造市场、开辟国际商业渠道、实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以及全面驾驭英国经济方面变得更为集权和强大而已。”

文一研究最具新意之处在于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与英国工业革命具备高度相似性。核心在于以国家能力创造市场规模，而这可以推动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

经济学里几乎没有“国家能力”这个概念，过去，经济学家也不重视市场的产生过程，认为其是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

换言之，市场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中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重商主义国家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然而知难行易，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顺序错了则满盘皆输。

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相信“决定论”，但文一却和彭慕兰一样得出了“偶然/幸运”的结论：中国在大分流之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失败，无意中发现并遵循了市场创造的正确顺序和方法。

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应对挑战

我认为，这样的新知对于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非常有价值。只要中国继续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就可以形成新技术，产业升级，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的良心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继续重视贸易对于市场规模扩大的作用，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尽最大可能降低贸易摩擦对于市场规模的破坏，同时继续改善市场环境，吸引全球企业入驻。

疫情过后，即使全球产业链会出现重构，中美出现部分脱钩，中国企业家也要更主动地走出国门，在新产业链建设中争取应有的份额。即使遇到困难，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企业在管理能力和效率上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

我在《从“斯普尼克时刻“到“华为时刻”，中国企业如何提升竞争力？》一文详细解释了，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力差距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通常认为的制度差异（包括产权、税收、教育、法治、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等），但却和企业管理能力有着极高的相关性。在资源分配上，市场和管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

中国高质量管理企业的生产效率是低质量企业的5倍，制度因素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革，但企业的管理能力却可以在短期内学习提高。这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企业和国家创造价值。

逆全球化背后的两个“大逆袭”

疫情带来的大封锁，与逆全球化的思潮相呼应并不让人意外，我认为有效应对需要更深刻地理解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两个“大逆袭”。

第一、各国在贫富差距上出现的大逆袭现象。我在《全球性疫情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一文指出，美国最富有1%家庭占有国民财富的比重，从一战开始前的40%持续减少到1980年的20%，现在又回升到了40%。而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税率和全球化变化。从一战开始后，全球化逆转，各国增加最高边际税率以应付战争和福利开支，持续到二战结束后。1980年起全球化重新启动，各国展开减税潮，富裕阶层实现大逆袭。

贫富差距引发民粹主义后，舆论与政治人物将矛头对准全球贸易，特别是对准获得贸易顺差的中国，而有利于富裕阶层的税率变化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样的偏向性指控并不公平。

第二、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美国，相对于欧洲，完成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大逆袭。即美国市场由过去的企业自由竞争逐渐转向垄断结构，而欧洲市场由过去的企业垄断转向了自由竞争。

如果大家搜索大逆袭，最新的结果都指向经济学家Thomas Philippon在去年出版的《大逆袭：美国如何放弃了自由市场？》，详细分析了这一市场结构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过去20年，美国监管机构逐渐容忍企业垄断，并大幅降低了违规处罚，而欧洲企业深受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强调“自由竞争”的好处，逐渐放弃了市场垄断。

然而，美国大型企业在获得垄断利润之后，为了维持其地位，一方面降低了在美国的投资和招聘，一方面回购股票加剧贫富差距，这就使得全球化的好处无法被更多美国人分享，矛盾重重下民粹主义崛起，但矛头依然被错误导向了中国，美国企业和监管机构的责任被忽视。

全球化的矛盾还来自其他层面，我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第四条“断层线”》里分析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难以化解。除此之外，二战后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国际政治和货币体系，欧元区的内在缺陷，社交媒体带来的观点冲突和治理难题等等一系列麻烦，都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

疫情和大封锁会给中国企业和大国关系带来冲击，但与其把焦点放在中国即将面对的困难，做出可能“自我实现的预言”，我建议大家把目光放远。美国、欧洲企业，其他国家的政府同样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难题，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巨大的矛盾和挑战。

疫情终将过去，喧嚣会化为沉思。中国应该吸取大分流和重新崛起的经验和教训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积极主动变革。我们希望变革的并不仅限于中国，每个国家都应该为“逆全球化”对症下药，而非继续推卸责任。我们相信其他国家会看到中国在疫情控制、企业弹性和生存力、产业链整合上的强大实力，大国之间的合作和竞争仍将是未来的主题。我们期待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逆袭势头，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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