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拜登班底对习近平的认知依旧落后（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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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6月8日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活动上表示，中共负责外交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是中国的“才干”（able）代表，自己也非常敬佩这两人。但这一表态和他在5月26日出席斯坦福大学活动时的说法有所不同。他当时认为表示，杨洁篪和王毅这样的中国顶级外交官根本不在、甚至远离习近平的核心权力圈子。

也就是说，杨洁篪和王毅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坎贝尔自己也不确定。这里体现美国对中国领导层一直存在的一个误区，即凡是看不懂、看不透的一面都将其归因于“体制封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势”。

坎贝尔提到，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另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习近平已成为“单一领导人”，决策圈“越来越小”，主政以来“几乎肢解了实施近40年的集体领导机制”。

这种判断没有新意，是奥巴马执政后期的既有论断。或许正是存在这种判断，导致坎贝尔认定杨洁篪和王毅不在习近平外交核心圈之内。事实上，杨洁篪和王毅在中国外交决策及执行中扮演重要角色，两人都属于习近平外交团队的核心人物。

而且，和布林肯和坎贝尔等人理解不同的是，杨洁篪和王毅所言基本上反映中共立场和中国民众诉求。之前的夏威夷高层峰会，在布林肯和坎贝尔看来，杨洁篪的发言是为了服务于中国国内民众，但事实上，更准确地将，杨洁篪和王毅的发言真实反映中国民意。他们的表态更是不所谓的政治宣传或舆论造势，而是正常的立场表达和政策反驳。

6月8日，坎贝尔还提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及全球反弹都是中国自身原因造成的，认为过去两年最能制造问题的一方是中国，而非美国。至于是哪些因素引发反弹，坎贝尔提到了北京的政策，包括南海军事化以及中国在全球外交上更为果决（assertive）的姿态，称中国外交政策机构明白这一点。但他同时认为，这一点是否上达中国领导层最核心圈，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又是一个与现实政治脱节的判断，属于方向性错误，混淆了矛盾双方。凡是坎贝尔能够举到的例子，比如中印边境冲突、中澳经济战、“战狼外交”、南海争端等等，他都将问题的一方直接指向中国，完全是站在印度、澳大利亚及南海周边国家的立场谈论中国，并且以此为据指控中国外交强硬、粗野，甚至将其定性为整个中国的外交路线。

众所周知，美国才是制造问题最多的一方。美国右翼势力执政期间的单边、孤立性的决策，不但冲击了中美关系，而且对全球贸易，包括美国的国家形象，都带来了损害。尤其是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和意识形态战，加大了和中国的直接对抗。尤其是以蓬佩奥（Mike Pompeo）为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出于个人政治利益考虑，多次打中国牌，破坏中国合作基础。

如果是中国的问题，拜登为何刚刚撤销了针对TikTok的行政令？中美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美国所关心的知识产权、强制性技术转让以及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但美国选择了不当且错误的解决手法。如果想要让中美重新回到谈判桌，拜登政府需要撤回的东西还很多，尤其是已经加征的关税。

从目前来看，坎贝尔这一批民主党智囊团队延续过去观点的同时，也在不断更新他们的认识，尤其经历右翼主政四年后，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国内舆情现状，向一些极端或强硬的政策看齐，甚至选择性地向右翼主张过的脱钩策略靠拢。但整体上，他们还是没有偏离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的老套做法。

只要是抱着围堵中国的想法，他们就会仍以冷战及霸权思维看待中国，绝对不接受和中国平起平坐。

当然，坎贝尔的表态在拜登政府有一定的普遍性。白宫官面上不方便讲的话，坎贝尔就会在非官方渠道说出来。一方面，他曾任职于奥巴马政府，是民主党亚洲政策的设计者，表态有一定的份量；另一方面，作为拜登新设置的印太事务官员，坎贝尔可以通过国安会和布林肯（Antony Blinken）领导的国务院唱好双簧，坚持对华强硬基调的同时，也释放一些柔和的信息。

只不过，他在非官方渠道释放的信息没有偏离白宫和国务院的对华政策基调，尤其是他对中国外交的判断，依然存在很多漏洞。或许中美还是需要对话，才有可能减少这种误解，缩小认知上的偏差。但从目前来看，囿于国内政治氛围，拜登团队仍在保持试探和观望，尚难迈出和中国开展新的高层对话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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