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离开我之前，她把所有的爱装进盒子（组图）

在我衣柜的最里面，放着一个带有黄铜把手和锁扣的小纸箱，每换一个地方住，我都把它带在身边；搬家卡车一走，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它找个地方。箱子底部有张旧贴纸，上面写着购买地点是罗斯百货，售价26.99美元。除此之外，里面只有三件包装好的礼物，上面是我母亲整齐的手写体：“订婚”、“结婚”和“第一个孩子”。

持有商学学位的母亲，和父亲一起在加州圣罗莎经营一家小型营养饮料公司，同时抚养哥哥和我，她永远都提前做好准备。白天，她要制定营销口号、分销策略和五年计划。晚上则是：泡泡浴、枕头堡垒、睡前故事。

她和我的生日在2月同一天。每年父母都会精心策划派对。有一次，她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做了一堆折纸鱼，让它们游过悬在我们餐厅天花板上的纸巾海藻。

我三岁那年，她得知自己已经是乳腺癌晚期患者，就立刻开始准备，研究所有可能的治疗办法：传统的、替代的、祈祷的。她的身体里满是化疗药物和胡萝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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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她都会在我家长长的椭圆餐桌前坐上几个小时，一头乌黑的直发绑在脑后，手边是成堆的文档，研究那些大段大段的专业术语。

“医学研究，”父亲边说边把我领出房间。

她一直在寻找活下来的办法。

我七岁那年，餐桌上的材料变了。包装纸和丝带取代了被她标注的书页，她顶着一头黑色短发，胳膊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剪刀嗖嗖地剪过礼品包装。手指折好纸张。一刀就剪好丝带长度。打好结时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嗖嗖，折叠，咔嚓，吱吱。

她开始装配两个礼物盒：一个给哥哥，一个给我。

屋子里有了一种节奏。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大脑，她的视力开始衰退，弯下腰写标签时靠得越来越近。

她将为我们的人生里程碑准备的礼物和信件打包装箱，那是她将要错过的事情——拿到驾照、毕业和30岁之前的每个生日。箱子装满后，父亲将它们搬到我们的房间。距离我们的共同生日还有10天的时候，她去世了。

在我12岁、而她本该年满49岁的那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箱子离我的床脚就三步远。按照母亲告诉我的那样，我抬起锁扣，打开了箱子。

整齐排列的礼物都用彩色包装纸包好，就像春天刚在前院里盛开的郁金香一样闪闪发亮。我打开了写着“12岁生日”的包裹，发现了一枚小戒指，中间镶了一颗紫水晶。一张包住礼物的白色卡片上写道：“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一直想要一枚诞生石戒指。你外婆终于给我买了一个，我爱不释手。希望你也能喜欢。生日快乐，亲爱的女儿！爱你的妈妈。”

我戴上戒指，用指尖描摹她的字迹。她写下的话穿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了连接我们的桥梁。

当我第一次来月经，却没办法告诉父亲的时候，母亲留给我的四页信纸（标记为“第一次月经”）给了我实用的建议：“花时间去交自己的朋友。花时间了解你的兴趣所在，你的观点和感受，寻找自己的世界观，以及你最珍视的价值。”

我一边读，一边想要穿越那带有轻微纹理的白色信纸，投入她的怀抱。

“请尽量不要迷失自己，”信中继续写道。“这是充满挑战的岁月。当你感到困惑，呼唤我来帮忙。”

在高中毕业典礼那天早上，我从箱子里取出了一串沙沙作响的珍珠项链。她在留下的笔记中说：“我们家似乎有一个传统，女儿高中毕业时，就会收到一串珍珠项链。但我一直没得到属于我的那串珍珠。”

这是因为我的母亲注定要冒险，她跳过了高中最后一年，是在商学院毕业后，她才给自己买了珍珠项链。她想让我知道，这世界不止有一条路可以走，我值得被庆祝。那天下午，我戴着珍珠项链走过橄榄球场，接受了毕业证书。

年复一年，母亲都溯时间之流而上与我相见，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小包裹，上面系着粉红色丝带，贴着一张白色小卡片，写着：“15岁生日快乐！”“16岁生日快乐！”“祝贺你拿了驾照！”“你是个女大学生了！”“21岁生日快乐！”“亲爱的女儿，生日快乐！爱你的妈妈。”

每次打开箱子的瞬间，我都仿佛进入了一个共同的现实，那是她在很多年前对我们的想象。这就像一种似曾相识的气味，一首熟悉乐曲的第一个音符，每一次，都是对她的惊鸿一瞥。

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打开下一个包裹就像是一场寻宝。等到长大后，我开始觉得这是一种更接近天性的东西，像空气或社区，像祈祷。她写下的信息仿若黑暗丛林里的路标一样出现在我眼前；就算她的话不能指明方向，至少还能提供慰藉，让我知道，以前也有人曾到过这里。

在我失去母亲10年后，父亲也突然随她而去。她花了数年时间为离世做准备，但他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不在了。在他追悼会的那个早上，箱子回望着我，无话可说。她没有为这件事留信。

我试图召唤她的声音，但没能成功。父亲没留下任何线索或信件。从22岁起，我唯一的怙恃就剩那个箱子。

当我到30岁时，几乎空了的箱子被放在我的布鲁克林公寓里，和家具挤在一起。里面只剩下三个包裹：订婚、结婚和第一个孩子。它们被崭新的纸盒和粉红丝带包住，期待着，等待着。

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些事会不会发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要完成它们。

我已经和别人同居了三年。我不确定自己真的会结婚，但我确实处于一段忠诚相爱的关系中，无论母亲对忠诚相爱的关系有什么建议，我都想知道。现在就想。

抽出写着“订婚”的厚信封时，我觉得自己又回到叛逆的12岁。打开它时，我的指尖冰凉。

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小女儿，当你读到这封信时，你当然已经不小了，但我写信时，你还那么小。你只有七岁，而我正面临着一个可怕的悲剧，那就是你会在没有我的情况下长大。”

当我把光滑的信纸攥皱的时候，我找到了她对我婚姻的期望。

“真正的婚姻，是你们以最神圣的情感构成的。一个人必须对给予和接受都足够从容，有一种宽恕自己和另一半的能力，一种不依赖于另一半平衡的个人平衡，一种爱的超然。”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爱的超然。构成这个箱子的爱里并没有超然，打开箱子的爱里也没有超然。

“很抱歉我要离开你了。请原谅我。我知道一箱信件和信物根本不能代替我的位置，但我真的很想做点什么，让你未来的日子能好过一点。爱你的妈妈。”

20年来，我一直从箱子里取出母爱，但我不知道接下来的20年是否还会有她为我计划的人生里程碑。我常常希望自己能打开锁扣，跳进箱子里问她我该走哪条路，怎样才能发现这条路。我想问她，我为自己雕刻的人生是否符合她的期许。但我知道，这场时间旅行只有她的单行道。

看完订婚信件之后，我把它放回未打开的包裹上，关好箱子。最后的三个秘密暂时还是秘密。也许我明天就会打开，也许是10年后，或者20年后。

知道箱子里还剩下一点东西，让我感到安慰。母亲的礼物和信件不断提醒着我，我已经得到了每个孩子、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我曾经被热烈地、奢侈地、疯狂地宠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