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疫情：在病毒及社会歧视下掙扎的性工作者与“酒店”业者（组图）

“说实在的，我会离开台北也是因为过去赚的钱，都给我爸赌光了，虽然他会帮我看小孩。但现在小孩比较大了，可以比较独立了，我可以不用需要我爸，因为这样我永远脱离不了这个行业，我感觉待在台北是个无底洞，来这里是希望重新开始。但是因为疫情爆发，我真的是没办法继续……”

图像来源，NOAH HUANG

这是一名在台湾从事情色按摩的性工作者阿紫（化名）对BBC中文的倾诉。

今年31岁，但阿紫进入这行已经10多年了。来自贫困单亲家庭的阿紫说，国中刚毕业因为家里变故，父亲离家工作，她跟妹妹在台北为了吃饱肚子，16岁不到，一脚踏进了性产业，到现在。

2020年初，为了有新生活，阿紫跟朋友借了钱，来到台湾南部工作。她苦笑着向BBC中文说，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她，计划想要慢慢离开这行业，却因为疫情爆发，让她处境更加艰困。

事实是，台湾自5月起爆发本土疫情，计有1万多个确诊病例，700多人病逝。虽然近期疫情逐渐缓解，但在近三个月的“三级警戒”到最近的放宽政策，台湾民生经济遭受重击。特别是服务业及餐饮业等，都因为需要暂时关闭，或只能提供外卖受创惨重，爆发“倒闭潮”。

其中，这成人娱乐场所（譬如有陪侍制度的酒店，舞厅或KTV，在台湾称为“八大”或“特种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这次疫情爆发中心的万华区一处与情色产业有关，许多相关人士不愿透露病情或前往检测，也让疫情蔓延迅速。

就阿紫来说，在成人按摩店从事性交易，处境会更加边缘。因为，台湾性交易未合法化，许多性工作者被警察临检逮补，监禁，或缴不出保释金，面临牢狱之灾的处境并不罕见。阿紫坦白说，“若本身还有吸食毒品案在身，被警方查缉后，会更加麻烦。”

这些在相关行业的工作的小姐及业者告诉BBC说，基本上，在行业中的女性许多都是未婚或离婚后的单亲妈妈，常常是“上有老，下有小”，甚至兄弟姐妹的小孩都倚靠她们的收入。

也因此这场本土疫情爆发，她们说，长期的停业已令其无路可走。

“我没有老本可以吃”

在南部某大城，阿紫说她从事“半套”（台湾用语，亦即口交或手淫）性交易。一次交易约50分钟，经酒店抽成后，她可以拿到800元新台币（28美元；185元人民币）。工作时间从20:00到翌日清晨，最多一天能有五名客人交易，平均一个月上班20天。最高的月收入约在8万元新台币左右。

但是，扣除两母子的房租及生活费，加上需要清还债务，阿紫还在负债。她抱怨，麻烦的还有酒店严苛的扣钱制度，让人吃不消。

“如果不是急诊，临时请假或缺席一次，我们每次就要赔偿公司6000块。不像台北，可以说走就走，这里我的押金还在那边，走了拿不回来，还要还钱。”

“去年有次我真的发高烧，都在诊所拍照给他们了，公司还是要我上班，都不怕我发高烧是不是有可能确诊。”

尽管如此，阿紫说，在南部的新生活临检次数少，因此，比起在台北天天跟警察玩猫抓老鼠，提心吊胆的工作，在新城市情况单纯多了，她也正慢慢计划离开这行业。

然而，随着本土疫情爆发，阿紫的计划除了全数要重新开始，而且因为无法工作，新烦恼接踵而至：这包含日日忧虑着房租，每日食物够不够喂饱小孩，甚至买不买得起卫生纸等清洁用品都是问题。

阿紫告诉BBC，还好有食物银行的提供一些食物，加上政府微薄的单亲家庭补助（阿紫先拿到1.5万元新台币），可以先撑着。

“我有拿到两笔加起来1万多的政府补助，但你问我现在是否在吃老本？我都欠债了，哪有什么老本可以吃？”

阿紫向记者发来了她在排队领救济物资的照片。她说，看到好多人跟自己一样，都因为疫情深受打击，领食物的人龙好长。但当日稍晚，阿紫同时也传来了“好消息”。阿紫说，透过当地里长协助，她也找到一个地方政府打工的机会，不无小补。

她说：“虽然疫情这样，但我有小孩其实就满足了。之前常常带他去走很多地方玩或走走，像是把我小时候的家庭，从来没拥有过的东西，可以跟着儿子经历了一次。”

“说实在，做我们这种工作的女性，对小孩的期望，只希望他们人生可以快乐就好，不要像我们这样就好。”

酒店业者说林森北路从来没有这么凄凉的画面。

“我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

与阿紫相似，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八大产业，希望化名为“小呆瓜”的日式酒店老板娓娓道来她的甘苦谈。

“从这次疫情爆发开始到现在，大概已经两个月了，我在林森北路工作这么久，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凄凉的画面，真的就是死城，比SARS（非典、萨斯）还惨澹，我们业者跟小姐已经快活不下去了，看不到希望。”

小呆瓜说，她今年40多岁，从20几岁踏入这行业，在日殖时代便以“陪酒”林立出名的台北林森北路一带（又称七条通）打滚。到后来自己开店成为老板，转眼间在这这里已经工作了20多年，自己单亲生下的女儿，也怀孕了。

女儿临盆在即，即将成为年轻祖母，小呆瓜称，自此次本土疫情爆发后，她经营的日式小酒馆，除了客人几乎绝迹之外，她每个月8万元新台币的房租，让她喘不过气来。

“我向房东希望降店里的租金，但他跟我说，我去年都帮过你一次了，今年为何要再帮你一次？”小呆瓜在电话无奈地解释。

台北林森北路自日治时代以来一直是台北著名的酒店街 在疫情下成为“鬼市”。

她又强调，今年本土疫情爆发，对他们是致命性的打击。根据台湾官方统计，今年5月便有10多万人失业，但这报告尚无法计算到那些“非典型”职业，譬如与性产业行业相关的人。

此外，由于此次台湾本土疫情爆发，源自于感染者到在台北市万华情色“茶店”消费，造成群聚感染，后病毒进入社区。因此，台湾大众将“性工作者”视为此次疫情的代罪羔羊，敌意不小，加上该工作原本就一直承受社会异样眼光。

同样在林森北路经营酒馆，在该行业也辗转进出20多年的好友席耶娜（Seana）同意小呆瓜的说法。在电话中，席耶娜告诉BBC，在此次本土疫情爆发的险峻情势下，收入及生活休戚与共的酒店老板及小姐都落到贫穷线下。

“过去我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大概是80万左右，扣掉开销，水电房租及人事成本，大概自己可以赚到10多万，现在疫情下来，收入归零。债务却是倍数增加。”

这几年来，席耶娜以资深酒店业者身份，一直举办许多工作坊，上媒体节目，写网志推动台湾社会暸解林森北路夜生活的历史，寄来了林森北路现状的照片，街头不复以往灯红酒绿的繁荣，夜晚形同鬼市，令她十分感叹。

席耶娜特别向记者说，政府虽然有纾困金或纾困贷款，但后者是与银行合作，后者只会借钱给“信用良好”个人。但是，据她几十年来观察，多数进入这行业的姐妹，许多人本身就背债或因为过去婚姻欠下的债，“哪有可能通过银行贷款的信用审核”。

小呆瓜补充说：“说实在，进入这一行的小姐背景很多都来自弱势家庭，也有人是为了还债才来工作的，大家都是混一口饭吃，现在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惨。”

这几年来，席耶娜以资深业者身份，一直举办许多工作坊，上节目，写网志推动台湾社会暸解林森北路夜生活的历史。

彼此协助

不过，也许是多年来看到行业中的姐妹为生活所苦，有一些台北的酒店从事人员，去年刚成立了台湾首个“台北市娱乐公关经纪职业工会”，希望有工会可以一步一步保障相关从业人员的工作权益。今年台湾本土疫情爆发，工会除了协助会员向政府申请手续繁复的补助之外，她们也一起募集善心人士给予的物资及补助金发给会员：“现况是许多人连吃饭都有问题，因此彼此协助真的很重要”席耶娜说。

譬如，在林森北路“陪侍”酒店工作，同时也是工会干部的黄蛹及张川（经要求化名）向BBC说，除了物资之外，他们也向外募款，希望将善款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两人都未满30岁，分别来自台湾两城市，各自因为不同的理由进进出出酒店工作好几年了。

她们告诉记者，虽然比起许多年长或弱势的酒店小姐或性工作者，自己比较有空间去谈判，但是酒店里面仍存在一些剥削问题，譬如当与酒店小姐合作的“经纪人”，剥削他们的工作时数或薪资，以及如何处理性侵赔偿及法律等问题，长期以来不被重视，因此工会的成立除了需要可以协助从业人员解决问题之外，也开设许多讲座，分享及教育从业人员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黄蛹及张川说目前入工会的会员有70以上；去年协助纾困近70位，今年还没有做确切的人数统计，但物资箱已经送出超过百箱。

张川则告诉BBC，之前有传出有酒店小姐被客人性侵，但因为该小姐不是“红牌”，投诉就不被经纪人或酒店严肃处理，让她十分不平。

张川批评说：“在酒店工作，已经是一个高度被客人及酒店本身‘审核价值高低’的处境，没想到连性侵，也会有‘谁遭遇的性侵比较重要’等‘价值高低’的评断。”也因此，她希望在此情况下，工会的介入，是一个保障自己权益的起点。

黄蛹则解释，曾有一位酒店小姐与丈夫离婚后，子女的监护权归于前夫，后来，前夫家庭又因经济困难，将子女交给女方家庭抚养，但不愿意将子女监护权交于女方。因此，在台湾现有的育儿补助下，尽管女方已独立照顾子女近多年，仍因为法令规定无法请领育儿补助。

黄蛹说：“目前入会的会员有70以上，去年协助纾困近70位，今年还没有做确切的人数统计，但物资箱已经送出超过百箱，工会从募款，给了150位的从业者津贴。”

两人都同意，目前经媒体披露的都还只是冰山一角，许许多多从业人士遇到的困境，在不够弹性的纾困政策规定下，台湾延烧的本土疫情，深深打击这些在政策及法律关照得到的边缘女性。

台湾疫情虽然已经趋缓，但借着这次疫情，许多问题都被凸显。除了疫情管发生的台北市特权疫苗事件，在重症医疗资源是否不够，导致长者确诊后死亡率高等等，这起疫情也将台湾贫富差距以及对于性工作污名化的议题浮现。

酒店工会搜集许多救济物资发放给弱势工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