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 | 留澳中国学生：疫情下的集体围城

有一次，睡到天黑了，不知道几点，金民良听到门外有人离得很近在窃窃私语。

一个人说，「好像四五天没见他出来上厕所了。」另一个人问，「要不要去敲敲他的房门？我好怕他在里面出事。得了新冠悄悄发烧死掉怎么办？」金民良躺在床上睡得迷迷糊糊，感到两个人扒在他房门缝隙那里小声喊了喊他，他没回应。

过会儿，外面重新又变得冷清。

冬季的窗外，学校附近的出租屋一条街人烟稀少。一扇扇小窗户后面，有人抑郁进了急诊，有人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人守在八平米的房间里蜗居，有人失业后在寄人篱下中挣扎……

——这是澳大利亚因疫情封锁国境的第540天。

文 | oko黄

20岁，独居，抑郁，

一个人进了急诊

「每天都会重复做同一件事，好压抑，活着好没意思。」

这句话，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准时出现在伍芳的脑袋里。

她向别人形容自己的生活，就是重复掀被子起床，重复刷牙，重复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重复上网课写作业，重复面对着寂静的屋子。

伍芳住悉尼市中心的公寓，过去这儿灯火通明，街市繁华，6月悉尼封城后，车流量锐减，没人出门，有些店铺悄无声息地倒闭了，一片萧条。

（伍芳拍摄，公寓楼下的悉尼市场城）

伍芳也是，封城起到现在都没怎么出过门。2020年3月20日，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晚上9点起，澳洲国境被封锁，至今仍未开放。她和一些朋友选择留了下来，继续学业。

然而时至今日，疫情在澳洲持续恶化，朋友们都陆续回了自己国家，学校安排的幼师专业的实习也停了，伍芳只能闷头在家里赶作业或者看剧。

「实习之后发现，好像我的人生也不会有很大变化。我的未来会有什么改变呢？我之前一直以为人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过了一个阶段就可以放松，可是不是，你只是会去忙别的事情。」伍芳说。

学习就像一座大山，伍芳跨不过去，而跨不过去的每一天，都使她焦虑。仿佛有一种先天的罪过始终缠绕着她，看剧也只是逃避学习的一种方式，看久了，负罪感会更重，「做什么都是错的，就算在放假，就算作业还有几十天才交，但休息一会儿也都是罪。」

在租住的公寓隔离的日子里，伍芳基本上离不开她的书桌。

书桌上摆着作业、笔记本、以及她几乎每周都要吃上几片的扑热息痛。这个装满白色药片的小绿盒必须摆在随手够到的地方。可是即便是就水吞了药，她的持续性头疼还是止不住。

「头疼到炸开。」伍芳形容，「对着电脑屏幕写作业，真的写到很多次崩溃。这种蹲监狱的感觉，现在和我如影随形。」

（伍芳拍摄，她的白色小书桌）

朝着沉默的家具和稍显空荡的屋子，伍芳可以几天不开口说话。

「找不到人讲话。」她解释。

男朋友是悉尼大学的住校生，就在隔壁那条街，但两个人还是很少见面，只在微信上聊一些家常。和男朋友也没有话说，说来说去都是重复的那几句：「你吃了吗？吃的什么？在上课吗？作业多吗？」拉些家常，从来不会谈论自己。如果男朋友超过半个小时不回复消息，伍芳就会开始紧张，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一天下来如果还不回复，就会忍不住打个电话过去问。

糟糕的状态随着疫情一直延续下去。

伍芳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夜里心脏跳很快的“砰砰砰”声在耳边清晰异常，她担心学业，担心疫情会变得更严重，担心不开国门无法放心回家。

2021年年初，伍芳决定去看心理医生。她上网随便搜了一个附近的医院，打车过去做了问卷调查后，医生说：「你有重度焦虑加轻度抑郁，你要检查一下身体。」于是抽了血化了验，只是普通的贫血，体内缺一些微量元素。输了些铁剂，伍芳就逃走了。

没想到两天后，伍芳就被送进了急诊室。

《澳大利亚医学杂志》2020年展开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疫情爆发后，「学生」更容易因为新冠病毒出现负面的心理状态，「独居者」则更容易抑郁和焦虑。

 （来源见文尾）

进急诊的那天晚上，伍芳向往常一样闷闷不乐。最初只是头疼，后来忽然就浑身都疼，开始发烧，喘不过来气。伍芳摸着胸膛，心在里面跳得无比快 。晚上快十一点的时候，她套了件大衣，自己摸索着下了楼，楼底下没什么人。她打开谷歌地图随便找了一家仍旧营业的医院，打了个车过去。

到医院的时候，候诊区有不少人在。伍芳以为自己是普通感冒，结果医生让她躺上了急诊移动床，电视上跑救护车的那种医护人员来给她测心率，心率测出来到了一百六十多。伍芳悄悄抬眼看医生，医生脸色挺难看。红区黄区负责不同的症状，伍芳被医护人员推到了红区，红区共六张床位，但只有她一个人。

四个护士围过来，给伍芳做检查，尿检，拍片子，抽血，又做了新冠检测。不停地有生理盐水被打进来。因为新冠，男朋友不能陪同着过来，伍芳一个人躺在异国冰冷的移动病床上，心里慌乱害怕得想流泪。「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场面，我以为自己快不行了，是不是得了绝症。」

化验结果出来得很慢，伍芳催了催，护士看上去有点不耐烦。她就不催了。

红区很黑，一开始检查时候的灯被关上了，医生让伍芳在这里躺着休息。值班室微弱的蓝光，混着急诊室的黄光，透过门缝照了进来。伍芳就着这一点点光，半梦半醒熬到了早上。到了早上，一直过高的心率才渐渐平复。

医院外，悉尼的一切都醒了，完全没有昨天半夜令人惊惶的模样。伍芳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国内的爸爸妈妈，只是后来偶尔的一次电话聊天，用稀松平常的口吻提及，并立刻解释：「其实啥事也没有，我就是缺铁。」妈妈叹了口气，说：「你要把身体照顾好，记得自己去吃点好的。」

伍芳满口应下。

但妈妈不知道，伍芳去超市买袋3公斤的米可以吃大半年。打开冰箱，里面只有牛奶、一些调味酱，连鸡蛋都很少才会出现。家里没有什么烟火气，一天到晚环顾四周都冷冷清清的。「一个人做饭提不起兴致，最多做做蛋炒饭，或者泡泡方便面。疫情每日新增破千后，我连外卖都很少点。」伍芳说。用来奖励自己，哄自己开心的方式是吃上一袋乐事原味薯片。

那是她在书桌面前为数不多的快乐一刻。

近来，伍芳的书桌上摆了一本新书，《atomic habits》，中文名译作《原子习惯》。是她偏爱的心理学类书籍。这个说起话来细声细语的北京小姑娘，自学心理学的初衷是学习探知别人的感受，了解怎么安慰别人。书里面有一句话她很喜欢，大概意思是，「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宁愿跟着人群做错的事情，也不愿意靠自己去做对」。

（伍芳拍摄，她做了标记的书）

她把这句话用醒目的颜色标注了出来。深夜的时候发了条配字「emo了」的朋友圈。

23岁，约莫540天的八平米围城

在八平米的房间内，握着网球拍反复朝空气挥动，成为了金民良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

二十多天没有出过公寓门，几乎不开窗，金民良房间内硬生生闷出了一股汗馊味。

他小小地抿了口杯子里的冷水，拉开房门出去上厕所，顺手把床底下已经发霉腐烂的西红柿和过期吐司拎了出去，扔在厨房，打算下次出公寓门的时候倒掉。

房门口摆了金民良仅有的两双鞋，一双白色运动跑鞋，一双黄皮人字拖。鞋旁边是他用来煮饭的电饭煲，地面满是煮饭时候铺出来的白色米汤，已经干了。他闻到一股浓郁的馊味，瞟了一眼，发现锅盖是开着的，两天前剩下来的米还在锅里。黑色的小飞虫三三两两黏在饭上。

这个狭小的房间，一张床，一个简陋的柜子，一张小小的书桌，是金民良在澳洲留学近两年的时间里，唯一拥有的东西。

如何生活在一片陌生大地上八平米的「牢笼」里，成了金民良540天里日日夜夜的课题。

（由书房改造成的金民良房间）

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金民良前脚才刚到悉尼。

为了攻读金融数学方向的研究生，他一个人飞来了南半球。从那时起，一直到毕业，他去悉尼市中心的次数屈指可数，最后一次去，是2019年的12月份，那天是平安夜，所有的街灯都点亮了。

金民良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市中心看「南半球最大的圣诞树」，这棵五光十色的巨型树有近二十米高，在马丁广场气阔地耸立着，树上挂了很多金色铃铛、水晶圆球和礼物。

有合唱团在远处唱圣诞颂歌，歌声隐隐传过来。有个朋友在街边买了顶会发光的圣诞帽，5刀，每个人轮流着戴过来，沾沾喜气。没法回国过年，就蹭蹭别人的。

几个朋友互相拉扯着，轮到金民良戴的时候，他仰头站在树底下咧嘴笑了。

（金民良那晚拍的圣诞树）

他和朋友们结伴路过了海德公园，路过了金碧辉煌的圣玛丽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以灯光形式投射到了整座教堂身上，蓝莹莹的塔顶，金灿灿的钟，整座教堂就是一幅流光飞舞的百年前的壁画。教堂的唱诗班手捧蜡烛在台阶上唱着颂歌。金民良听着歌，往里头瞧了一眼，心里想，以后一定要和大家伙儿进去看看。

没有想到，这一眼是他看到圣玛丽大教堂的最后一眼，大家伙儿也只剩下了他一个。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地因为疫情失散了，有的回国，有的居家隔离不出门。那个大家一起戴闪光圣诞帽的热闹非凡的晚上，终究成为了金民良记忆里最美好的留学片刻。

2021年，一项针对悉尼与墨尔本私人租赁展开的调查表明，澳大利亚国际学生住房危机持续存在着，留学生在租房时容易遭遇一系列困境，如住宿与广告不同；支付不存在的住宿费用；房东未经居住者同意将新租户搬入住宿；租金意外上涨；非法驱逐；侵犯租户隐私等等。

金民良虽然只租住了两年的房子，搬过三次家，却把前四种困境都体验了一遍。

而在疫情的驱使下，金民良又陷入了一种全新的困境。

2021年6月，悉尼疫情再次爆发，进入紧急封城状态。为了避免和同租的另外三个留学生碰面，金民良都尽量少喝水，每天只用从国内带来的塑料杯，等房门外面没有任何动静了，去厨房蹑手蹑脚灌满，从早慢慢咪到晚。金融数学课上布置的作业多了，他就在房间里昏天黑地地通宵达旦写作业，往往闷头写到隔天下午三点，饿得胃痛，只能勉强出房门，绕过客厅，去共用的厕所冲把澡倒头就睡。

金民良租住的房间原本是间书房，一张床，一个简陋的柜子，一张小小的书桌，是他从2020年2月澳洲爆发疫情之后，唯一拥有的东西。房门是一扇简易的推拉门，不能上锁，这间挤满四个互不相识留学生的小公寓里，谁都能随时拉开他的门。即便门用力关到头，还是会留出一道缝隙，只要有人坐在客厅里，就能透过门缝看到他在房间里做什么。

有一次，睡到天黑了，不知道几点，金民良听到门外有人离得很近在窃窃私语。一个人问，「他多久没出来了？」一个人说，「我不知道，好像四五天没见他出来上厕所了。」第一个人又问，「要不要去敲敲他的房门？我好怕他在里面出事。得了新冠悄悄发烧死掉怎么办？」他躺在床上睡得迷迷糊糊，感到两个人扒在他房门缝隙那里小声喊了喊他，他没回应，过会儿外面重新又变得冷清。

还是不要回应来得好。

说是舍友，其实相当于陌生人，即便共用一间厕所，一天下来也基本见不到房子里的其他人。大家都默契地避开彼此，以免增加传染新冠的危险。每天上着网课，认不熟同学的脸，谈不上交情，做不了朋友。每隔二十多天下一趟楼，戴好口罩和手套，去Coles买大米和鸡蛋，几块大肉，土豆和白菜，因为可以放很久。买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最普通实惠的面包。3刀的土耳其面包卷，或者2刀的软圆面包，一袋里面好几个，摆在桌上，中午吃几个，晚上吃几个，就着水咽下去。奢侈点就买3.5刀的芝士培根卷，一袋4个，他一天就能吃完，面包上面有冷掉的芝士，还有培根碎，就算干巴巴的变硬了，还是很香。

2021年7月27日晚9时56分，金民良租住的公寓楼下有所华超被爆出现了确诊。当晚10时11分，四人舍友群炸了。

因为住在金民良隔壁的同校小伙子严逸，就在楼下那家华超打工。

严逸在微信群内发消息说：「我明天就去做核酸检测，我会自己给自己消毒。」群内一时无人回复，大家都感到了迎面袭来的恐慌，没有人接茬。过了会儿，严逸又说：「这样吧，接下来两个星期，不要同步出现在公共区域，我出现过后，会喷酒精消毒。毕竟还没有检测，对大家负责一点。」

公寓隔音效果不是很好，那晚金民良听见隔壁严逸断断续续地打了一晚上电话。住在主卧的留学生在看到群消息后，立刻乒铃乓啷收拾了衣物，连夜提了小行李箱去了恋人家「避难」。那是有地方去的，金民良没有地方去，只好缩在房间里。金民良也不敢出房间门，十分小心谨慎，去使用公寓里的公共厕所都戴着口罩。

接下来的两天里，严逸都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不使用厨房和沙发，只在自己的房间里吃过去留下的余粮。「我担心其他舍友害怕我，觉得我是个威胁。所以第一时间就在群里通知大家我的情况了，反正我把能做的都做了。」严逸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倒还好，但是有舍友，我心里压力挺重的。」

严逸没有车，没有办法像在华超工作的其他人一样，开车去附近只提供drive thru的检测点。他只好乘坐公交车，戴好口罩手套去了一个远一点的地方。7月29日下午4时32分，严逸收到了检测为阴性的短信，大大松了口气，立刻在舍友群里说：「有结果了，我没事，大家可以放心一点了。」

至此，所有人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在此之前金民良没有想过，即便是乖乖上网课不出门，还能差点与可致死的delta病毒同住一个屋檐下。

这种环境下，金民良的八平米立锥之地上，连崩溃都悄无声息地发生并迅速收尾。

崩溃的时候，金民良就在屋子里戴上耳机听摇滚。从Beyond，到林肯公园，到万青。这里太安静，他必须要听强烈躁动的摇滚，心里才可以平静下来。

听得最多的是《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他不是石家庄人，但他去过这个离他家蛮近的城市，他对这座城市最直观的感受是，2013年的冬天，他一下火车，根本什么都看不清，霾里能见度特别低。他一听这首歌，就想起歌里唱的生产供应全河北省青霉素的云峰制药厂；就想起90年代北方国企掀起的那阵下岗潮和家里的爸妈；就想起2013年一下火车那阵儿大雾。他听着这歌，重复地活，重复地厌倦，每天过着一样的日子，睁开眼就是四面墙壁紧紧拢着他。

金民良觉得那场大雾还在他心里弥散。

2021年8月20日，大雾凝聚在一块儿变成了天上的云。金民良结束了学业，坐在回国的飞机上，两年前来悉尼的时候是晚上，窗外是无边的黑色。今天是白天，景色一览无余，他盯着窗外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真是秋水共长天一色。也不完全是一个颜色，浅蓝色的海，深蓝色的天际线，面对澳洲留给他的最后一幕，他找不到什么形容词来描述，只觉得是很好看的。想起前几天舍友撞见他收拾行李，问他有没有遗憾，他心里轻轻掠过一阵阴影似的雾，回答说：「总之我在这里的日子结束了。我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了，总不能老彷徨或者那个“直竹”是吧，那两个字还挺难写的，或者叫什么“踌躇”是吧，哎呀，我现在这个语文真的是越来越臭了。」

他想到这个，一个人傻傻笑了一会儿，打开手机把过去的个签「重金属摇滚爱好者」给删了，把朋友圈封面换成了眼前的云。

（金民良的朋友圈封面图）

像陌生人又像亲人，但其实无甚交集的舍友，在金民良临走前的清晨给他留了一封信，静悄悄地躺在客厅桌子上。信封是用一张A4纸亲手折的，边缘歪歪扭扭，有点拙劣。他知道这很正常，疫情过于严重，没人敢出门买信封。封面写着几个隽秀的字，「重金属王子亲启」。

他一直到飞机上才鼓起勇气打开，信的结尾写着：「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相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重逢。感恩你给我的陪伴，在最煎熬的2020，在1207」。

金民良的眼眶有些烫。

飞机飞过了南太平洋。窗外的云很白，一朵一朵的。遥远的大地还是一副陌生的样子，说来好笑，他在澳洲留学的两年甚至没见过袋鼠，回忆起来，几乎只有八平米压抑的小房间。

但是没有关系————或许，他已在围城内留下了什么。

25岁，寄人篱下，

失业，工签快到期

蒋瑞戴着两层口罩和面罩，拎着小推车，在Hurstville老街上的肉铺和蔬果店间飞快地窜来窜去。每沉默地买完一项，他就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一个勾。

自从表姑在2021年7月7日做完肿瘤摘除手术后，这是他每周的必做事项之一。

「就是一个人买菜蛮孤独的，就一句话不说，买完就走。」有阵子，蒋瑞跑遍街上的每家肉铺都买不到老鸽子，他急得冒汗，老板送了一大袋子鸡骨头给他，同他说可以煲汤。他道谢，接过袋子，回去给放了些大白菜和老豆腐进去，给卧床养病的表姑熬了一锅汤下面。

表姑子宫上生了三个肿瘤，其中一个直径长达1.9厘米，已经突进子宫内膜壁里。7月7日做手术前，她的小肚子已经奇怪地凸了起来，偶尔尿失禁，小腹疼痛，以至不得不立刻动手术。悉尼的疫情逐渐严峻，医院不让人陪同，蒋瑞看她一个人拿着换洗衣物进了院，心里有些泛酸。

但大环境下，谁都帮不了谁，有些难关只能自己过。

蒋瑞眼前的难关似乎更为棘手。

「我没有钱再去上学了，可能这一次我是真的要滚蛋了。」蒋瑞讲。他的工签只剩大半年到期，但之前实习完转正的华人会计事务所已经在疫情后裁员倒闭，雇主担保这条路破灭了。另一边，艰难凑够分数后的技术移民邀请也久久没有消息。技术移民邀请，可能明天会来，也可能永远不会。原本plan A和plan B两手抓的蒋瑞，因为突发的新冠傻了眼，留澳梦在严峻的疫情下岌岌可危。

「我现在失业，没有收入，每天就呆在家里，照顾我表姑。」他说，「我想来想去，好像只能再去上一次学，然后再拿个工签，这个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荒唐？」

蒋瑞自己讲着讲着觉得有些好笑，国内普通一本毕业后，花了父母许多积蓄来澳洲读完会计方向研究生，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工作自立，老家的亲戚正等着他扬眉吐气，一切却忽然成了梦幻泡影。之前同乡下的爷爷奶奶视频，爷爷操一口老家的方言，笑问他过得好不好，回不回去过年。蒋瑞当时已经失业，但暂时瞒着家人没讲。他一边答挺好的，一边想起之前妈妈同他说，爷爷逢人便吹牛说孙子在外留学，以后挣大钱。老人家提起他就笑得红光满面，觉得骄傲。

蒋瑞心里轻轻地想，一切都落空了。

「但是我没别的路可以走了。」他自问自答，然后忽而又问，「是吧？是不是没别的路可走了？」

没人能给他肯定的答案。

蒋瑞失业在家，每天愁得不行，时常感到无力，提不起劲来做事。但表姑卧病在床，他只能先顾眼前家里的活：拖地，洗衣服，买菜，倒垃圾，换灯泡，给车报修，洗车，包括疫情后争分夺秒网上预定疫苗，开一两个小时的车送表姑和她女儿去奥林匹克公园接种疫苗。8月份的时候，澳洲疫苗紧缺，限制多，拿着临时签证的人很难预定到，蒋瑞不停地刷各大接种点网站，硬生生把表姑和她女儿刷到了8月末，而自己则往后排。

「如果今天没怎么干活，我这一天内走路就都会蹑手蹑脚的，晚上吃饭也不敢夹其他不在面前的菜。就是觉得自己挺没资格的。」蒋瑞心思细腻，知道这样的感觉就是寄人篱下，但也知道这不怪谁，如同春夏秋冬要轮回一样，只是无法避免。

这样的模式持续运转下来，如今的蒋瑞已经习惯每天晚上11点左右，大家都洗漱完毕后，他去小小的洗衣房里，把衣服分浅色深色在大塑料盆里用温水泡一泡，倒上些洗衣粉，把袖口和衣领的部分搓一搓，然后扔进洗衣机。橡胶手套用了很久，水愈烫，手抽出来的时候那股臭味就愈浓。蒋瑞每次洗完衣服，都会再去用肥皂洗手。

（蒋瑞拍摄，自己洗衣的盆）

8月末的时候，表姑已经不排污血了，就职的纺织厂一直停工，她开始下床做饭，重新接手过来家务。但蒋瑞自觉亏欠，于情于理，不能真的让表姑把家务都包揽。

「我有一次犯懒，觉得衣服可以堆几天再洗，就想着，那今天就不洗衣服了吧。结果半梦半醒的时候，忽然听到洗衣房里有水流的动静，就立刻惊醒了。是那种受了惊吓，心里有点儿害怕的惊醒。我立马爬起来冲去洗衣房，果然我表姑在那泡衣服。我就和她说，你别泡了，我来洗。然后接手过来的。」蒋瑞顿了顿，又说，「其实心里还是蛮苦的。就是，不敢松懈，你知道吗？好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就在我头顶有一把剑。我知道没人逼我做这些，我完全可以撒手不管，但就是有这一把剑。」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表姑的子宫切片被发现有遗传性致癌基因，医生让蒋瑞同基因检测诊所联系。疫情缘故，基因检测诊所不接受病人直接上门，只可以线上预约，可是诊所的电子邮箱号太冗长复杂，穿插着各种英文符号和大小写，蒋瑞反复问，问到电话里对方不耐烦，就不敢再问了。蒋瑞不确定邮箱是否正确，硬着头皮发了医生的推荐信过去，到如今大半个月有余，仍旧没有动静。

（蒋瑞拍摄，表姑的某页子宫切片报告）

在一定程度上，因疫情失业在家，与表姑朝夕相处，使寄人篱下感发挥到了极致，这加剧了蒋瑞心中的压抑与苦闷。他很想搬出去，一个人自力更生，变得更自由自在。但是一来，疫情期间与陌生人合租更不放心，二来，没有收入。

「过去我上学，她上班，我们碰面时间很短。现在两个人都呆在家里，我一颗心就时时刻刻提着，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其实之前就说好了，工作了就搬出去，我自在，也不用继续麻烦我表姑。谁知道疫情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之前就在带着看房子了，有一栋bondi海滩附近的老式公寓，小小的，很温馨，沙发上绕着小彩灯，是我想象过的自己的家的样子。」蒋瑞比划着那间屋子的样子，说，「结果现在没收入，我负担不起了。」

同蒋瑞一般情况的还有许多人。2020年悉尼科技大学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51.5%的澳大利亚国际留学生表示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十分担忧由于失去工作而无法支付房租。

（来源见文尾)

蒋瑞银行卡里的存蓄只有两万多澳币，是他2018年留学澳洲以来辛苦打工和工作攒下来的所有钱。

在2020年研究生毕业前，蒋瑞打过三份工。

第一份是刚来悉尼的时候被坑了，到上海老板的饭店打工，一个小时只有8刀。

经常整个餐厅里只有蒋瑞一个服务员，他一个人负责点单和前头的小厨房，只能一会儿跑去接待顾客，一会儿跑回小厨房煎生煎包，加热水壶。有时候后厨缺人手削土豆和烤鱼，他也得帮忙。一整天跑来跑去，累得不行，碰上顾客摆脸色，还得赔笑脸。中午的时候，饭馆只烧一盆大杂烩，里头全是当天用不着的做菜的材料，素的肉的都有，一锅乱炖。所有员工都只吃这一盆菜。「吃饭要抢，往往吃到后来，就剩一点残羹汤水，还有人伸筷子在汤里捞来捞去。我不想去捞，就最开始的时候，飞快地浇点汤在饭上扒了算了。」

黄昏下班的时候，蒋瑞往往饿得前胸贴后背，「我就去偷一点年糕，带回家晚上吃」。饭店有道名菜，叫桂花拉糕。后厨有个老奶奶看他勤快又可怜，看他要收工回家了，就偶尔偷偷摸摸拿个塑料盒，装几根热腾腾的拉糕给他带走。拉糕上蜜般的桂花碎同饭店外那抹落日余晖一样，金灿灿的。

找到第二份工的时候，蒋瑞就把餐厅服务员的工给辞了。他小心地把钱存进银行，又小心地拿出一笔，给国内的妈妈买了一支粉色的电动牙刷。这支牙刷现在妈妈还在用。

蒋瑞去了一家回国礼品店，负责打包盒子。他从早上九点，一直干活干到六点。那会儿是冬天，天黑得早，他走出店门的时候天几乎黑了。等他骑自行车骑到家，整个人已经累得抬不动手脚。家里表姑她们已经用过餐了，桌上有时候会摆着一盘留给他的饭，两三个菜给浇在了上面。有的时候没有，他就躲房间里干啃吐司，涂点冰箱里的花生酱。

2020年初疫情刚在澳洲席卷而起的时候，蒋瑞正在干他的第三份工，自己申请了微信小号在朋友圈做代购，专门代些冷门的，比如袋鼠精和痔疮膏，本来干得挺有气色，因为疫情下国际物流的不断缩紧，也停了。

至此，他感觉这是他的人生节点，自己的「人生不断走下坡路，一手好牌被搅和得稀烂」。

接下来的事蒋瑞不愿多回顾，「费尽心思进了会计事务所，抢着活干，讨好领导和同事，不就是为了一个雇主担保的可能么？」结果所有的努力都随着公司在2021年的倒闭而付诸东流，而「浪费掉的时间就是真的浪费了」，工作签只剩一年不到，达不到进许多公司的硬性门槛。令蒋瑞雪上加霜的，是疫情下整个国际大环境的恶化。“澳洲189技术移民的冬天”并非浪得虚名，会计专业在疫情爆发后的移民邀请几乎为0。

「蛮好笑的，我感觉我是最倒霉的那一批留学生，正巧赶上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毕业即失业。」

2021年9月13日，据新州政府发布，疫情增长人数已达单日1260。自从会计事务所倒闭后，这是蒋瑞失业在家的第三个月。

 （NSW HEALTH官方账号发布）

他没有收入，又要源源不断地产生生活开销，于是上网搜索怎么申请到政府派发的补助金。因为不是公民和永居的身份，为了拿到CRN这个必要的号码，蒋瑞只能打电话，等接通等了三个小时，转接了好几个电话专员，还是没有解决。蒋瑞只好第二天再打。

查领补助金的攻略的时候，蒋瑞发现网页上有许多嘲讽留学生的声音，有一位老移民说：「留学生好好学习才是啊，这种还是不赚为好。」因为刚从留学生的身份脱离出来没多久，蒋瑞有股感同身受的气愤，他评论说：「请问留学生他们条件都符合，为什么不可以领取补助？」没过几分钟，有其他人回复：「不受人待见。」

蒋瑞不明白这样的歧视从何而来。他自己是从留学生过来的，曾经有次在海德公园里遇到过种族歧视的流浪汉，对方朝他大喊，让他滚回中国去。他感到很难受，「其实留学生不光被local歧视，有部分老移民也是看不起（我们）的。」

疫情的突进使蒋瑞头一次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发现在这片大地上，针对他这样未毕业、或刚毕业的留学生群体，其实潜在的歧视四处遍布。他说：「同样是同胞，也许是对我们有误解。包括国内流行的留学镀金、留学鄙视链的说法，我自己感觉误解太多了。」可是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的误解，如何解开，蒋瑞不得而知。

在沉闷的隔离时期，蒋瑞经常焦虑地发私信询问不同的中介，问自己拿到技术移民邀请的概率。中介的回答都大同小异：「不好预测，只能等。」

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移民局迟迟没有消息，工作签的期限越来越短，倒计时让人触目惊心。蒋瑞已经在考虑其他的出路，包括再去读一个研究生再续工签，然而这一条路上又有多少艰难险阻，又需要他怎样披荆斩棘，没有任何人清楚。

（蒋瑞拍摄，在清迈居住的老旧小区前）

蒋瑞回想起来澳洲读研的最后一个学期，迫于形势而独自飞去泰国隔离十四天，曲线返澳。

他一个人在清迈的偏远乡村地区，找了个老式的小区暂住。洗衣机很脏，一打开一团黑影猛地冲出来，全是个头很大的野蚊子。天很热，他把手洗的衣服晾出去后，去门口的小吃摊上买了草莓冰沙。冰沙装在一个小透明塑料杯里，上面挤满廉价的、红红绿绿的甜汁。蒋瑞拿了个勺子，在衣服上擦擦，尝了一口，齁甜。

蒋瑞在清迈的破屋里焦虑地呆了十四天，直到返澳的飞机落地，走过悉尼海关而没有被遣返，他的心才终于落下来。如今，那段惶惶不可终日的颠沛时日已经过去一年多，可相似的不安感又缘由疫情而重新回到了他身上。

这样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蒋瑞觉得心头对于命运的那份不安已经积重难返。当被问及为什么留学，为什么非要留在澳洲，蒋瑞回道：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有个更好的未来。」

（注：文中受访者应要求皆为化名）

来源

Fisher, J. R., Tran, T. D., Hammarberg, K., Sastry, J., Nguyen, H., Rowe, H., ... & Kirkman, M. (2020). Mental health of people in Australia in the first month of COVID‐19 restrictions: a national survey.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213(10), 458-464.

Morris, A., Wilson, S., Mitchell, E., Ramia, G., & Hastings, C. (2021).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ruggling in the private rental sector in Australia prior to and during the pandemic. Housing Studies, 1-22.

Morris, A., Hastings, C., Wilson, S., Mitchell, E., & Ramia, G. (2020).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fore and during COVID-19: Housing, work, study and wellbe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