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的是我奶奶，右边的不知是谁，中间蹲着的是爹爹。

爸爸在慧觉寺。

多少年前看过一本小说《叫父亲太沉重》，讲的是书中的主人公，是个私生子，由于政治原因而始终难以被承认。

确实政治原因造成许多人间悲剧，但是花上许多时间去考证小说的真实性也未必是个好事，小说毕竟是小说，它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

当然，把对小说的研究作为一种学问又另当别论，就像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或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都是如此。

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哪怕是私生子，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讲述一下自己的父亲，今天我就来讲述一下我们的父亲，由于我是父亲最小的一个孩子，如有讲述不到或是不对的地方，请我的哥哥姐姐们指正。

我们叫父亲为爹爹，我们的爹爹是出生在江苏镇江，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

镇江在京杭大运河的边上，早年铁路不那么发达，船运是绝对主力的年代，镇江市非常热闹的，多少年来江南除了上海就只有两府镇江和苏州，即便在改革开放以前，江南也只有两个地区镇江和苏州。

据老人和历史学家讲我们葛家是在避长毛（即天平天国）时到达溧阳溧水一带的，而后由我们的曾祖父作为衙门师爷移居镇江的。

老人们讲长毛不杀汉人官员，只杀满人官员，而且鉴别起来也特别简单，他们抓住俘虏，就叫他们数数，一二三四五六，北方人发声为LIU，南方人发声为LU，凡是发声为LIU的即斩，发声为LU的就放过。

曾祖父有三个儿子，我们祖父排行第二。

大伯祖父体弱多病早逝，我们祖父当然成了顶梁柱。

而且曾祖父的三房儿媳，只有我们祖母是明媒正娶的，其余两位都是由童养媳而正位的。

我们的爹爹又是曾祖父最大的孙儿，诸种原因造就了他在家族中的养尊处优。

我们祖母不仅是明媒正娶的，而且家里殷实厚富，她娘家在扬中县，是个大地主，几乎扬中县一半的土地是她家的，县城里有一条街是她家的产业。

扬中县在长江边，长江枯水期，老天爷就会给奶奶家平添许多土地，上面的芦苇则都是天赐的财物 。

奶奶有许多嫁妆，因此她也就钱大气壮，在婆家很是骄横跋扈的，把个儿子宠得很厉害，不光是穿金戴银，抛头露面的事全由他来做。

因为我们爷爷常年在外面当官，家里场面的事就由爹爹来做，这样就得罪了小叔子一家。

应该讲爹爹在奶奶的有生之年是很幸福的，也受到了四年的私塾教育，字写得特别工整，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那年奶奶乘火轮去收租，在长江里被日本人的军舰撞沉身亡，连尸体也没有捞到 。

奶奶没有了，爹爹身后的大树没有了，他的好日子到头了，苦日子来临了。

除了大房的伯祖母时不时地给碗饭吃吃，其他时候他就受着白眼和奚落。

他到他叔叔开的袜厂去打工，也只能做夜班，别人都下班了，才可以去烫袜子，挣点能饱肚的小钱。

后来他又到一家南货店去学徒，以谋个饭碗。

爹爹包扎东西很是在行的，随便一包就是方方正正的，他能把一把瓜子放到嘴里，然后不住地吐瓜子壳，而把瓜子仁吃下去，这也是他在南货店学来的一项技能。

爹爹当年的照片。

爹爹的站姿。

马隐渔公公和好婆。

我的姑奶奶和表姑妈在她们苏州寓所。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人轰炸上海，国民政府没能抵抗住日军的海陆空全方位进攻，节节败退，江南地区都乱成一锅粥，老百姓只能盲目逃难。

爹爹也在慌乱之中逃上了一艘粪船，逆江而上，随身就带了一部《红楼梦》，历经万般苦难，颠沛流离到了汉口。

“难民”这词其实早就有了，只是我们的理解是“BOATS PEOPLE”,大多认为是穆斯林战祸难民，爹爹在那时就是一个标准的“BOATS PEOPLE”。

在汉口爹爹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一位贵人马隐渔。

葛家与马家是姻亲，葛家有女嫁与马家，我的姑奶奶是马隐渔得嫂子，论辈分爹爹叫马隐渔为叔叔，我们都叫他公公，叫他太太好婆。　　

这位马隐渔可非等闲之辈，他家在苏州可是一跺脚地都得抖三抖的。

马隐渔的父亲可以称得上苏州的龙头大佬，马老先生也逃难到汉口，由于年老体弱，长途奔波，一路上缺医少药，一时间命丧他乡。

他在汉口出殡时，许多人包括汉口当地的士绅都要抢着出钱扶棺执绋。

马隐渔本人最先在上海铁路局当督察，交际很广的，国共两党，青帮红帮，都吃得开。

抗战前十年国民党追杀共产党，他曾帮一位赵姓的共产党乘火车逃离上海，此人对他讲，隐渔兄后会有期。

这姓赵的共产党就是赫赫有名的康生，文革中马隐渔受批判，忍受不住跑到北京，康生救了他一命。

此时马隐渔是中央银行的运输处司长，爹爹见到他，就向他磕头求助。

马隐渔见是自己的姻侄就一句闲话答应了。

从此爹爹就由一个难民变成中央银行的员工了。

马隐渔把爹爹安排在自己工作范围内，爹爹就到广西柳州桂林一带去接受和管理由滇缅公路运来汽油等各种战略物资。

听爹爹讲，当时广西那里的男人都不怎么干活，整天泡在茶馆店里闲聊天，那些二百加仑的汽油桶都是女人挑的。

可能是抗战的缘故，爹爹从未听过当地人唱山歌，估计刘三姐也逃难走了。

汽油都是藏在那些溶洞里，也很危险的。

一次不知何故，汽油发生爆炸，爹爹受了伤，还好没有致命，可惜耳朵给炸聋了，从此他的听力大幅下降。

爹爹乘着回重庆的机会，向好婆讲了这事，好婆就与公公讲，于是爹爹就被调回重庆运输处本部工作了。

当时重庆是陪都，相当繁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马隐渔在陪都交际很广，他与谭光是在堂子里认识的，后来成了莫逆之交。

谭光是谭延闿的侄子，谭延闿没有儿子，他临死前就把谭光交代给孔祥熙 ，把女儿过继给宋美龄。

后来谭光成了中央银行的钱币司司长，他的堂妹则嫁给陈诚，谭光就成了陈诚的堂大舅子。

还有一位叫林经武的，人称武爷的，也是一位司长。

反正他们几位在一起花天酒地的，但也做些善事，马隐渔为郭沫若推销二百张《屈原》的话剧票，阳瀚生则是他家的食客。

好婆与几位太太陪着宋蔼龄她们上教堂。

公公和好婆都讲孔祥熙是好好佬，宋蔼龄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对他们的二女儿，喜欢着男装的孔二小姐就不敢恭维了。

有一次这位骄横的孔二小姐拿着马鞭一定要公公在重庆的坡台上疾速骑马，可把他吓掉了半条命。

爹爹在重庆，就在运输处器材库工作。

由于他是单身，经常在宿舍里有空就写字。

一天他正在写字，被不知何因前来器材库的总裁秘书处的处长看到了。

这位处长看到爹爹写得字很端正，就夸奖了几句，爹爹也谦虚了一番。

谁知没几天爹爹就接到调令去总裁秘书处报到，这有点像天上掉馅饼了，从此爹爹就进入了中央银行的核心部门。

当新娘的妈妈。

父母的结婚照。

爹爹的证件照片，上面还有清晰的中央银行的印章。

自从爹爹进了总裁秘书处就像以往一样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干活，那时没有电脑打印机，大量的文件都靠手写，尤其是许多重要的机密文件还得用毛笔写，爹爹的一技之长就被充分发挥了。

爹爹的毛笔字关键是端正，说不上柳骨颜体，反正作为文书很是管用的。

爹爹每天抄写大量的文件，难免会接触到许多金融机密，甚至是核心机密。

这样马隐渔此时倒要反过来向爹爹来打听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消息，他到不一定为自己谋啥利益，而是为了他在朋友圈的饭桌酒席上显摆一番。

爹爹做人做事很谨慎，对马隐渔的问询多数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讲总裁室的具体事体，而且当时也管控很严，重庆时期中央银行就被枪毙了叫林思良（可能有误）的一位司长，临刑时他高叫代人受过，其实他是替代宋美龄受过的。

中央银行抗战后迁沪，国共战争造成经济危机，国民政府强制老百姓用黄金换金圆券，爹爹早就知道此事，可就是没有告诉马隐渔，使他少了一个发国难财的机会，马老先生直至文革期间到我家还埋怨爹爹当时不肯告诉他内部消息。

后来马隐渔就被派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作为中央银行的海外代表，好婆日后对我们讲这段海外经历给他们留下了最为美好的回忆。

爹爹就一个人在重庆了。

那是爹爹也是很为光鲜的大龄单身汉，也被安排相亲，于是就认识了同是下江人的妈妈。

妈妈家是随着外公在美孚油行在中国的业务而迁徙的，由上海到湖南，再到湖北，最后到了四川。

那时外婆已去世，妈妈中学毕业，就进了重庆轮渡公司干活，也帮着后外婆操理家务，外公老是在各处奔走。

妈妈讲她是第一次相亲就接受了爹爹，可不知道爹爹曾被好友谢妈妈拒绝过，不然她也会拒绝的。

此话题日后一直在妈妈和谢妈妈的牌桌上是个笑谈。

爹爹和妈妈在一九四一年步入婚姻的殿堂，以后就有了大哥和大姐。

那时爹爹和妈妈还接纳了不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葛家亲属 ，我所知道的有伯祖母和大嬢嬢，还有其他人，我不清楚了。

总之那时一大家子有十三口人，也和和睦睦在大后方过日子。

爹爹在中央银行的总裁室里干活，也有一点人脉的。

当时大舅舅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误入军纪很不好的青年军，他很反感。

于是爹爹就找了两个立法委员保荐，让大舅舅参加了当时最为吃香的空军，并被派往美国受训。

但是爹爹赶上中央银行的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仪式，尽管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也没交纳任何费用，但也为以后的生涯埋下了祸根。

父母在重庆的合影。

带着礼帽的爹爹。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整个山城都沸腾起来了。

爹爹和妈妈多次去过的精神堡垒（如今叫解放碑），都是为了誓死抗战到底，如今是为了庆祝抗战的胜利。

八年啦，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啦！日本人走了，国民政府准备打道回府了。

国民政府回都南京，中央银行则搬回上海。

一江秋水向东流，无数人要回老家，一时间哪有那么多的运输工具啊，一票难求绝不亚于如今的春运。

总裁室原来安排爹爹作为中央银行的第一批接受大员先行到上海，可是爹爹考虑到一家子十三口人，他先走了，家人谁来顾及啊，所以就没有从命。

先来的接受大员确实是五子登科啊，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应有尽有。

经过爹爹的努力，总算搞到十三张机票，一家人完完全全一起飞到上海。

此事文革期间也是批判爹爹大字报的内容之一。

到了上海就得找住处，中央银行有房子，也有房贴。

爹爹考虑到要养十三口人，就没有选择长春路的公寓，拿了房贴在三角地汉阳路114号用五根“小黄鱼”向二房东顶了下来，这样一住就是四十多年。

三角地离外滩中央银行很近，走路也最多只有十几分钟。

汉阳路很热闹的，整条街都是店铺，我们114号下面是理发工具店，112号是柴柈店，116号是米店，反正都是店。

这条街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开始萎缩了，许多店面都变成了住家房子，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改变，但再也没有过去的兴隆了。

到了上海爹爹就接济更多的葛家亲属，他不计前嫌把他的三叔从镇江接到上海，还不辞劳苦为几位堂弟弟介绍工作。

大房的堂弟挑精拣肥，几经介绍不满意，还埋怨爹爹做得不地道 。

三房的一位堂弟被介绍进银行，他一直做到广州人民银行行长才退休的。

中央银行有名目繁多的各类津贴，都以实物米为标准，无论货币贬值，都能拿到市价米相当的钱。

而且内部短期借贷很方便，前借后还只要相同数目的钱即可，在那货币经常贬值的时月，借款人是很合算的。

这大概也是中央银行对雇员的一种补贴。

生活应该讲是无啥忧虑的，爹爹妈妈又有了他们第三个孩子，我的二姐。

父母第一次到上海时的合影。

父母在上海时的合影，应该是1950年以后了。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

国共内战进行了三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逼近长江。

蒋介石把中央银行的所有的储备黄金武装押运至台湾，中央银行则随国民政府撤至广州。

爹爹也拖家带口到了广州，这时妈妈已怀上二哥。

中央银行决定就地疏散，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严家淦（后来此人担任过两蒋之间的****）对爹爹讲，你可以随中央银行去台湾，条件是只能带上一个孩子（就是二姐）。

爹爹不忍心骨肉分离，他不愿扔下两个大孩子，就拿了遣散费到重庆去找外公了。

二哥出生了，重庆没多久也解放了，爹爹就毅然决然地带着全家老少乘船回到上海。

爹爹就在大房姑妈姑父开的大国文具厂找到一份工作，当时大国文具厂就在海宁路三德里弄堂内，但是入不敷出，不时地变卖一些细软来贴补家用。

1951年我也出生了，爹爹常常向别人夸耀自己是五个孩子的父亲，每每他张开手掌，晃着说我有一夯(即纸牌游戏里三张加一对）。

后来大国文具厂响应国家需要搬到杭州去了，爹爹就每月在沪杭之间往返一次，他特别喜欢当时火车上提供的五毛钱的餐车饭，我以为比现在高铁上的餐车饭经济实惠的多。

爹爹他像以往一样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在1956年被评为杭州市的劳动模范。

他的那张带着红花下面还写着劳模事迹的照片未能找到，不然就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当年劳模的风范。

爹爹在杭州的时候，就只有妈妈一人带着我们五个孩子，而且当时妈妈还在财经学院上大学，有点不堪重负，因此爹爹就在1957年想法子调回了上海。

爹爹回上海后，在上海图钉厂的冲剪组工作，就是用冲床在铁皮上把图钉的圆片切下来，再按上铁钉就成了图钉了。

不久大跃进开始了，他每天六进六出，就是每天早晨六点进厂门，晚上六点出厂门。

厂是不远，就在河南路七浦路口，但是妈妈被厂里下放到上海县去锻炼两年了 ，家里没有大人，我们整天见不到父母。

大哥大姐在虹口中学读书，大哥还是学校钢铁厂的小厂长，他的事迹上过当年的“青年报”，他们也整天不着家。

二姐上一中心小学。

二哥在南浔路小学，我也刚好去了虹建民办小学。

反正我们一日三顿在里弄食堂吃，每人安定量早晨二两，中午和晚上各三两的，吃了就算有饭的。

爹爹工作很积极，也很累的，回家还要照顾我们，记得有一次他带二哥和我去洗澡，帮我们洗着洗着他就睡着了。

六零年后妈妈回来了，爹爹厂里好像也恢复八小时工作制了 ，家里有了许多生气。

爹爹和妈妈带着我们去参观各种展览会，比如中苏友好大厦一建好，我们就去了。

去看上海周边新建的卫星城镇，比如彭浦新村，闵行一条街。

爹爹对我们管得很严，我们家的孩子没有粗言秽语的，我们可以说是汉阳路这一排的标杆。

爹爹几乎每周组织要开那种民主生活会，让我们检点自身的不足，同时会后就按年龄发放零用钱。

妈妈则带着我们唱各类歌曲，她尤其喜欢唱“黄河大合唱”，因为在武汉时妈妈曾是洗星海的学生。

那时我们如不去食堂吃饭，爹爹就在家里用一蒸锅，有好几个格子，按份量，蒸给大家吃，尽管没吃够，但是我们觉得很公平。

我们兄弟姊妹五个总能回忆起那些物质匮乏，精神愉快难忘的岁月。

妈妈和陆美英阿姨一起在辛苦耕作。

我们父子四人，这大约在1955年时摄的。

父母在妈妈下放劳动地方的合影。

 我们全家七人在外滩公园的合影，这大约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爹爹在阅读报纸。

日子就这么过着，爹爹和妈妈每天去上班，大哥到北京，在北大读书；大姐学中医，立志悬壶济世；二姐初中在师大附中，高中进了五十八中学；二哥在复兴中学，我只上了新沪中学。

1964年后，爹爹得了颈椎结核，需要有颈托才能正常把头竖起来。

在胶州路的假肢工厂做颈托，价格是六十多元，这是爹爹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后来全由图钉厂报销了。

接着他又得了高血压症，低血压的部分要有一百多毫米高，只能长期休息，有时上半天班，这样收入就少了许多，幸亏妈妈收入较高，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基本生活。

其实爹爹的生病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倒是因祸得福，因为从那时开始爹爹就从工厂的主流到边缘了，避免了文革的主流冲击。

爹爹喜欢看报，家里订着“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他会从头到尾读个遍。

他不怎么看小说，他床头前放着“清宫十三朝”这类书，不知他翻了多少遍，我不以为爹爹看过茅盾的“家 春 秋”。

他会去看电影，也带着我们去。

大姐几乎看遍了所有公演的电影，她的收集的电影说明书有整整一大叠。

二姐则看了许多中外小说。

我和二哥跟在她们后面看长治电影院的早早场，只要一毛钱，九排一座是我的专座。

很奇怪爹爹到老年后有点变了，1980年我在温州买了一台收录机回来，爹爹就整天捧着它，在房子里前后走，认真听邓丽君的歌曲，他陶醉在邓丽君的歌声里，歌声里有他的愿望和安慰。

文革来了，毛主席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可是到了下面就是党内人整党外人，新人整老人，尤其是有历史问题的人。

爹爹在解放后进了几个单位，经历了多次运动，他把自己所有的经历都向有关组织交代得一清二楚，并记进了档案。

文革一来，执掌档案的人，就把爹爹档案里的东西翻出来，写在大字报上，不明真相的人就以为爹爹是个反动派，需要打到。

好在爹爹长期病假，犹如编外人员，那时他又被外放到去管理工厂联营的里弄加工厂，避开了文革的直接冲击。

但是爹爹的历史问题始终影响着我们五个子女的入团·入党和上调。

有关株连的问题，当年我听二哥的同学讲，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由江青生，那她一秒钟生一个也都来不及。

父母在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前。

父母退休在家。

1973年父母与他们的外孙女小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父母抱着他们的孙女小旸和外孙女小宏在中关村。

   妈妈与二姐和孙子小昕与外孙苏震亚。

文革是暴风骤雨的，但也有平静的时候，人们的日子还要过的，可也总受到文革的影响。

大哥大姐结婚生儿育女，二姐去郊区农场，二哥去了新疆，我进了玻璃厂。

妈妈的厂由南京西路石门二路搬到了港口上海植物园那边，她也从会计被赶到车间当工人，每天要换三部车去上三班倒。

因为她变成工人了，退休年龄也从55岁变为50岁，就申请退休带第三代了。

爹爹也在不久后到年龄退休了，也就带起他最宠爱的外孙女了，而且他的退休收入倒比上半天班还多出几块，有点小乐惠的滋味。

爹爹和妈妈退休后，家里人来人往就更多了，尤其是住在对面的大房的叔叔几乎每天要来讲几句。

这位叔叔人很聪明，就是不得志，在外贸局工作，可一直被贬谪，因此牢骚满腹。

文革时有些事异常，他老是指责为今不如昔，由于都是退休老人，也没有多少人在意他的言论。

那位马隐渔公公也时常来，他似乎忘了自己在文革初期被批斗的诚恐诚惶的日子，又到我家来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了。

一次他看到我们在偷偷阅览一本三十年代的电影杂志，里面有蓝萍“江青”的剧照，他指着她的头像就讲，阿拉老早子，喊她名字后面还要加个“果”字，我们听他说完真有点目瞪口呆了。

那时是1973年正是江青风头最盛的时候，讲这类话依然会有大麻烦的。

1973年爹爹和妈妈带着外孙女小宏一起去了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到祖国的北方。

大哥大嫂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亲家也尽了地主之谊，爹爹和妈妈游览了首都许多知名景点。

可惜那时我的身体不争气，连续高烧，医生又查不出啥问题，住在医院里，浑身淋巴结肿大，医生一定要我做切片，我没答应，就被赶出了医院。

爹爹得知此事就只身先行急急从北京赶到上海，为我四处寻医找药，最后我吃了近一百帖中药，也就痊愈了。

我感到就像爹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爹爹与大房的对门叔叔合影。

小宏小昕苏震亚三人。

我和侄女小旸在北海公园，摄于1982年。

转眼就到了1976年，这年一放暑假爹爹和妈妈就带小宏和小昕到山东大姐处去了。

可惜没多久唐山大地震，大姐家在山东邹县也有震感，所以他们在露天住了几晚就又回上海了，我到车站去接他们，看见他们满脸都是疲惫惊慌的神情，很是心焦的。

那时我们都在工厂里没日没夜地义务加班，我们厂是生产药用安碚瓶的，当然是能生产多少要多少的，为了支持唐山的阶级兄弟，给他们送医送药，我们怎么辛苦加班加点都毫无怨言，要知道那时正是夏天，在生产玻璃的地方，你待上一分钟就会有一身汗，别说是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当时上海还派往唐山好多救援人员，二姐的一位同事沈海芳，他去了，不过染了一身病回来。

文革后期应该讲整个社会的管束松了许多，大家走动频繁了，讲话也随意了。

公公好婆经常来，也带着其他人来。

爹爹和妈妈总是尽其所有来招待客人。

好婆也带来她在昆山花园路的教友来，她们是一起去昆山路上的景灵堂做礼拜的，这样也使我后来在那里受了洗。

好婆还把她的挚友（如今叫闺蜜）林太太（就是那位林经武，武爷的遗孀。

当时有人劝她嫁与谭光，她选择独居。）带到我家，却给我家带来了一段姻缘。

林太太给二姐做媒，使她嫁入苏家。

据说二姐的夫家是大文豪苏东坡的后裔，而大姐的夫家则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的后代’。

我们只能追溯到大清遗民的葛家居然与大宋的遗民联姻了。

那年三月在吉林，天上落下了一颗巨大的陨石，七月来个唐山大地震，好像还有个闰八月，家里来的遗老遗少们总议论着会有大事发生。

不过还没到闰八月，真有大事发生了，九月九号毛泽东去世了。

那天我上早班，在厂里听到广播里讲这事，下班后马上骑车回家，拿出购粮证，到米店先去买上五十斤米回家，生怕有乱，我年轻没问题，可以照顾自己，家里的爹爹妈妈还有大哥大姐的孩子，到时候就没保证了。

当时确实很紧张，国庆节也没好好过，听说上海电池厂的民兵还全副武装巡逻到靠近苏州地界上。

十月的十一十二日陆续听到抓了“四人帮”，没几天后就上报了，人们都家喻户晓文革的这一页要翻过去了。

1988年我们到大姐处过春节时的合影，有父母，大姐一家，二姐与苏震亚，还有我。

慈祥的妈妈，我永远的爱。

父母在就餐

1988年6月3日我与父母在虹桥机场的合影，这是我与妈妈最后的诀别了。

没多久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听了有点兴奋，爹爹妈妈哥哥姐姐们都希望和支持我去考。

可是我的条件较差，只有中学二年级的水平，而且还忘了不少，要在短时期恢复原有的知识，还要学会初三和全部高中的学识，真是有难度的。

爹爹和妈妈尽力为我提供学习条件，可是在汉阳路，而且是最窄的街面，噪音是绝对一天二十四小时存在的，反正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似是而非地学习着。

第一次高考落榜了。

紧接着又再复习那些课本，终于勉强及格，在扩大招生时有幸进大学读书了。

我能又得到一次继续学习机会，爹爹和妈妈是满心喜悦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读书是有用的，至少能提升自身的学识修养，我能念书给爹爹妈妈的晚年也是一个安慰。 

由于我在工厂干了十年，能带薪读书，这些薪水支持我在四年的学余假期里游山玩水。

那四年反正水路陆路走了不少地方，探亲访友潇洒了一番。

同时也顺便作为爹爹妈妈的使者拜访了他们不在上海的亲家。

大嫂出生于书香门第，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一个非常和蔼的老人，由小旸陪着还请我吃了湖南菜“潇湘鸡”。

二嫂家是回民，虔诚的伊斯兰家庭，她父亲家很有钱，据说是家里造房子时怕门太小，先把家具放在里面而后才盖房子的。

她母亲家姓王，他们老王家在牛街很有声望的，据说是当年八国联军打北京时，是他们老王家的人出面与英军里的一位印度将军（他也是伊斯兰教徒）交涉，保护这一带居民的生命财产。

那天二嫂的外公领我去牛街礼拜寺，他向别人介绍我是他的学生，来者们都连连向我作揖问好，当时我真的借光了。 

大学毕业后我分回医药工业公司的一家药厂里搞设备，后来又去南昌路47号的上海科技协会搞技术咨询，除了吃饭睡觉几乎不着家，爹爹和妈妈甘愿当我的好后勤，有时也埋怨我把家当成饭店旅馆，当然家里一般人来客往的接送都由我来承担。

那是有股出国热，我很心动，爹爹也一反常态，他积极帮我出谋划策，一面联系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大哥，一面又督促妈妈绕到地球的另一边再与在台湾的大舅联系。

反正通过七七八八的各方努力，我终于在1988年6月3日离开上海赴澳大利亚的珀斯。

那天一家人到机场送我，谁也没有想到，那是我与妈妈的最后诀别。

我才到珀斯不久，在国王公园上的留影。

我在妈妈坟前

爹爹痴坐在妈妈的坟边

爸爸在吃寿面。

我初到异国他乡，有新奇，更有苦恼。

语言不行，只能拿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向当地人交流。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周干下来只拿到100块工资，每小时只有2.5澳币。

后来开学了，就周末去干活，有时也找一些课余后的活，因为我必须把生活费和下一期的学费挣出来。

后来好些人问我当时苦吗，其实在当时巨大的压力下，人根本没有能力和时间去辨别苦是啥滋味。

一有空余时间就会想家，想爹爹和妈妈，想亲朋好友。

我在思念的时候就写信，那时电话费贵得要命，每分钟要3.2澳元打往中国。

一般给我回信的都是妈妈，妈妈没有给我缝衣，她也唯恐我迟迟归，她更没想到我是不归，也可以讲当时是不能归。

妈妈的信就犹如沙漠里的甘泉，将慈母的爱缓缓流入我的心田。

我记得爹爹破天荒地给了我他唯一的信，在他端正的字里行间，清楚地告诉我，你就是死在外面也不要回来了。

我对家严的训词只能心领神会了。

1990年的12月3日妈妈在她六十八周岁的生日与世长辞，那天有点诡异，前一天我刚与家里通过话，也与妈妈有过交流。

九号我再与家里通话，是二哥回话的，说妈妈已去世，丧事也办了。

我当时就蒙了，接着就眼泪直流，我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姐姐们讲爹爹不吃不喝，只会发呆，几近五十年的婚姻生活，相濡以沫，一下子破碎了，打击是极大的。

幸亏大姐及时调入上海照顾爹爹，不然真是难以想象结果的。

此事只身一人在南京的大姐夫是功不可抹的。

1994年我拿了身份，没有赶上爹爹的八十周岁大寿，在年底回到上海 。

我一回到汉阳路的家，站在爹爹面前，他望着活着回来的儿子，不禁老泪满脸。

接下来的日子，我随爹爹他们去扫了妈妈的墓，我望着坐在墓旁的爹爹，心里想这就是我人间的爹爹和地下的妈妈。

我还和隔壁的毛毛一起带爹爹到长治浴室去洗澡，平时爹爹的洗澡都是由他的干女婿穆老哥包了。

在浴池里我为爹爹搓洗着，就浮现出当年在新华浴室爹爹为我和二哥搓洗的情景，浑堂的水清洁着我们身上的污垢，也呈现出我们父子的一片情谊。

大哥一家。

大姐一家。

二姐一家。

二哥一家。

我们一家。

爹爹见到我后就十分关心我的婚姻大事，时不时地督促我抓紧实施。

我在九五年又回大陆，认识了丁路，我把她领回家，她很讨爹爹喜欢的。

这位没过门的儿媳妇，在我回珀斯后经常去我家给爹爹送一些她自己做的糕饼，以替我尽孝心。

九六年我与丁路在珀斯举行婚礼，没多久我又回大陆，爹爹还专门问我为啥不带丁路回来，可见爹爹人老了，但并不糊涂。

后来我们有了小稻草，小稻草由她外婆带回上海，也去见爷爷。

离开后小稻草稚气十足地对别人讲，爷爷摸啊摸啊，最后摸出一颗糖来给我，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大宝是在九八年十二月出生的，他是爹爹和妈妈的最后一个第三代，也是最小的。

第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我接到侄儿葛昕的电话，说是爷爷不行了。

接完电话我就与丁路商量，我带大宝去上海，因为大宝没有与爷爷见过面。

于是第二天我们赶着办护照，订机票，搞签证，我带着在哺乳期间的大宝，踏上了断奶之旅，我们在二十六日中午赶到了上海。

当时在香港转机，我们父子俩就在机场晃悠了一夜。

晚上我就带大宝到第一人民医院去看爹爹，爹爹躺在急症室的病床上，人几近干枯，神智不清。

大姐俯下身子对爹爹讲，你的小孙子来看你来了，不见他有何反应。

我让大宝看爹爹，大宝一看他爷爷那副模样，就把头转过去不想看了，因为他从未见过病危时的老人，所以不想看。

可是在我二零零二年再次回上海时，丁路跟大宝讲爸爸到上海去了，大宝居然回他妈妈讲，我也去过上海，我看到爷爷睡在四只轮子的床上。

丁路在电话里给我讲述了这话当时就令我毛骨悚然，因为大宝见到爷爷时，他还不会讲话。

爹爹是在二十八日晚去世的，真是油尽灯枯。

第二天我拿着爹爹的死亡证，跑派出所，跑粮站，跑工厂，跑火葬场，才得于三十日举行追悼会。

爹爹的追悼会很简朴，就我们几个直系亲属，还有大表姐姐夫，爹爹的干女儿女婿。

没过几天我们又将爹爹骨灰与妈妈合葬在一起，让他们永远不分离。

爹爹是个很普通的人，他生在那动荡的年月，就随着时代的浪潮起伏，他不能左右啥，甚至是他自己，但是他做到了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他的言教身传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在我们身上也不时地显现出我们父母的痕迹。

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对于许多往事并不最清楚，在写爹爹的往事时，不时地得到哥哥姐姐们的指点，即使这样还是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爹爹。

其实哪怕不完整爹爹也还是我们的爹爹。

今年四月我回上海肯定会去祭扫父母的墓的，我在墓前我一定会说，爹爹，我再叫声爹爹，你能听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