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与已然浮现的 “世界社会”（图）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孙兴杰：在俄乌战争中，以个体为主体和基础的“世界社会”获得了更大的能量。在“世界社会”中，人言要比枪炮更有杀伤力。

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大众舆论为提倡和坚持何种外交政策设置了一些限制。在一个有着高度互动能力和复杂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在许多问题上，开放性政策需要公众的支持。

——巴里•布赞

在缺乏共同价值观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激励和赞颂荣誉的共识、规则和常规。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

在一场为了获得“人心”而不是土地和资源的战争中，正义变成了获胜的关键。所以，正义战争论再次恢复了它的世俗性的本来面目。我认为这是正义战争论在当代获胜的最深刻原因：现在有了正义地战斗的国家理由。你差不多可以说正义成了一种军事需要。

——迈克尔•沃尔泽：《论战争》

罗马人有箴言：“枪炮作响法无声”。在社交媒体时代，战场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围观”已经不是旁观，而成为改变战争态势的主要力量之一。俄乌战争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舆论场第一次如此直接地介入到战争之中。俄乌战争已经制造了如此之多的“意外”，这足以说明，主流的观念和理论已经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当人们开始慨叹俄乌战争将终结全球化进程的时候，也要看到全球化的力量已经渗透到了俄乌战争的每个环节。全球性舆论场中形成了关于战争正义与否的判断，战争不再只是职业军人、国家的事情，而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人心之争”。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俄乌战争让人们看到了传统战争的回归，即关于领土争夺的大规模国家之战。但需要看到的是，在俄乌战争中，个体的力量、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在快速增长，除国家或国际社会这种“宏大概念”外，个体的力量愈加凸显。理论家将“国际社会”定义为国家为主体的互动网络，而将“世界社会”界定为个体为中心的互动网络。国家其实是由个体组成的“二阶组织”，在交通通讯条件比较受限制的情况下，个体对外交的参与很受局限，委托给国家来处理，但全球化形成的绵密互动网络极大地赋权于个体，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以个体为主体和基础的“世界社会”获得了更大的能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俄乌战争，除了乌克兰战场上俄乌两国军人的“常规”战争，以及欧美等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战之外，还有一场战争发生在正在兴起的世界社会“场域”。虽然这场战争还没有受到充分关注，却代表了未来战争的形态，也是最终决定俄乌战争结局的“三大战争”之一。在“世界社会”中，人言要比枪炮更有杀伤力，因为它代表了人心、意志以及关于未来秩序的远景。

一 俄乌战争爆发已经一月有余。在乌克兰战场，俄乌两国军队已经陷入僵局，攻守之势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变化。至笔者写稿之际，已经有七名俄罗斯将军一级的指挥官战死，俄罗斯国防部宣布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已经实现，下一阶段目标将集中于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军方则在基辅、哈尔科夫等地进行小规模反攻，收复了黑海北岸的尼古拉耶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全球民众在3月24日走向街头，进行反战示威。泽连斯基本人则在多国议会发表视频演讲，金句名言不断。泽连斯基俨然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这位以“扮演”总统而出名的总统已经超常发挥，成为全球的“网红”。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媒体，没有视频会议的基础设施，泽连斯基总统就没有舞台。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社会”已经形成，主权国家的“地基”已经发生巨变，只有充分“世界社会化”的国家才能借助“世界社会”的力量。乌克兰在泽连斯基的领导下已经深度嵌套在“世界社会”之中，而俄罗斯则与“世界社会”“脱钩”，因此，在俄乌战争的第三个战场上，乌克兰对俄罗斯形成了碾压态势。真理不是在大炮的射程里，相反，在真理的射程之外，大炮会哑火。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非常关注精神的力量，而精神的力量是很难量化，甚至很难被觉察的。只有在战争过程中，精神的力量才会被激发起来，如统帅的意志、政府的质量或者军队的士气等，不可量化，只有在实践中甚至处于合适的场景中时，才能被激发起来。

来到波兰的乌克兰难民

第一，泽连斯基总统是“世界社会”中的“领袖”，是社交媒体上的超级网红。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所谓的“意见领袖”备受关注，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直播带货更是显示出个体的力量。如果类比的话，泽连斯基是俄乌战争的“世界社会”战场上的超级网红。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并不被看好的泽连斯基或许也经历过挣扎，但在拒绝美国提供的继续担任“流亡总统”的“便车”后，泽连斯基内心的“丘吉尔”被激活了。比丘吉尔更有利的条件是，丘吉尔只能通过广播发出声音，而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制造了自己的“在场”。泽连斯基总统已经成功塑造了自己“不屈”的形象，即统帅的勇敢。他并非一线指挥官，甚至并不懂战争，但他只要将自己的不屈意志传递给乌克兰人就足够了。大量乌克兰人返国参军，保家卫国，这是泽连斯基作为统帅的最大美德。美国等国一开始将泽连斯基与阿富汗的加尼对比。可以说，泽连斯基是俄乌战争中最大的变量，如果他弃城逃亡，甚至携款而逃，乌克兰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而他的“在场”，逆转了战场的态势。如果他不在场，欧美不可能提供军事援助，原因很现实，再多的武器也不会自动去抵抗俄军的进攻，最终会像阿富汗的加尼政府那样不战而溃。泽连斯基已经成为乌克兰国家的符号和象征，而他在世界舆论场的“在场”和刷屏，则保证了乌克兰“不退场”。在社交媒体时代，注意力是稀缺的，而泽连斯基保证了乌克兰在舆论场上的“在场”。相比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几乎是缺位的，为数不多的“出场”则是疑点颇多。更重要的是，普京完全没有进入社交媒体的“剧场”。他依靠的是长篇的电视讲话、集会演讲，还有就是传统的“秘密外交”。显然，俄罗斯已然成为“世界社会”中的“孤岛”。

第二，“世界社会”与国家之间是相互构建的过程。乌克兰政府在战争期间进行了“世界社会化”的重塑，政府与“世界社会”相互嵌套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乌克兰国家的重建。俄军的突袭，尤其是对首都基辅的围攻，造成的一个重大危险就是乌克兰政府的生存问题：是投降，还是转为战时政府？事后来看，开战四天之内，乌克兰政府完成了一次华丽转型，占据了“世界社会”的制高点。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的高光表现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泽连斯基任命的副总理费多罗夫在社交媒体这个战场上对俄罗斯的“闪击战”。四天之间，所有俄罗斯官方媒体在Meta、YouTube和苹果旗下的产品上“消声”了。除此之外，乌克兰政府还在短期内筹集几千万美元，并召集了一支“黑客部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俄乌之间似乎没有爆发网络战，原因之一是俄罗斯互联网已经成了局域网。以费多罗夫为代表，乌克兰政府官员已经适应了社交媒体战场，完全是主场作战。还有个例子非常有代表性。乌克兰反贪局长诺维科夫给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发了一封“感谢信”，核心内容是感谢绍伊古的腐败，信中列举了俄军装备中存在的各种腐败风险，如用纸板做的防弹衣等。这封信在社交媒体疯传，对绍伊古和俄军的名声都是“暴击”。俄军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第二，但战争中的表现令人咋舌，原因何在？绍伊古主导的俄军改革更像是一场分赃盛会。这封信无异于对绍伊古的“斩首”行动，此后十几天，绍伊古一直没有露面，他的去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第三，俄乌战争性质的界定是这场战争的焦点。诡异的是，俄乌双方都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以自卫的名义进行战争。《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自卫是国家的“自然权利”。2月24日俄军越过俄乌边境对乌克兰的攻击是侵略还是自卫呢？当然，如果没有社交媒体，没有互联网，如何界定战争性质，可能是未来学术研究的问题。但是，俄乌战争被现场直播了，不是乌克兰军队进入俄罗斯，而是相反。当然，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上很难界定俄罗斯是否入侵乌克兰。然而，俄罗斯在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冬残奥会期间发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不仅冲击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也动摇了联合国的权威，更严重的是引起了“愤怒”。联合国大会召开了紧急特别会议，虽然没有强制性，却表达了联合国成员国的意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俄罗斯结束这场军事上不可能胜利、政治上荒谬的战争。联大紧急特别会议的确没有强制力和执行的可能性，却是国际舆论的动员，是对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判定。

第四，在“世界社会”中，个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具有了强大的行动能力，而俄乌战争在“世界社会”中被定性之后，俄罗斯面对的直接后果就是被“世界社会”踢出去，俄罗斯大型金融机构被踢出SWIFT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从经济角度来说，俄罗斯只是一个“半全球化”国家，没有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被“世界社会”排斥在外，对俄罗斯的冲击是巨大的。拜登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用了一个极具贬义的词，称俄罗斯为“贱民”。从国家层面或国际制度层面来说，这很难做到，但从“世界社会”来看，俄乌战争一个月之间，俄罗斯已成为“异类”，如同人际社会中，一个人被孤立于人际网络之外，或者用现在流行的概念说，“社死”。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交是人的天性，连接是社交的驱动力之一。“世界社会”其实就是依靠人际连接形成的。俄罗斯因俄乌战争而成为“世界社会”的异类。除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外，“世界社会”也与俄罗斯“断连接”。这种冲击不会随俄乌战争而结束。数百家外国企业从俄罗斯撤出，最典型的就是麦当劳。麦当劳一度是全球化的代名词，代表了一种日常生活全球化的趋势。你要说，吃不吃麦当劳有实质性影响吗？可能真没有，吃汉堡和吃大列巴没差别，但麦当劳代表了“世界社会”的共同“生活体验”。窥一斑而见全豹，连麦当劳都要撤出，其他的企业就更不用说了。乌克兰政府在网上通知德国的博世公司，他们在俄军的步战车中发现了博世生产的零部件。博世立即发表声明，表示要展开“全面性审查”，同时辩解说，博世没有直接供应任何零部件给俄罗斯车辆制造商。作为俄罗斯重要“杀手锏”的能源出口，在“世界社会”中也被大大抵消。美国现在面临严重通胀，如果禁止俄罗斯原油进口，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但美国77%的受访者表示，宁愿承担高油价，也不要进口俄罗斯石油。在利益和道义之间，利益变成了道义的成本。更需要关注的是瑞士银行历史性地冻结了俄罗斯客户的资金，俄罗斯在瑞士银行系统的存款超过2000亿美元，瑞士银行差不多冻结了60多亿美元，问题并不在于冻结了多少，而是银行如此“破戒”居然没有引起强烈反弹。其理由是要切断俄罗斯的战争资金。为了“惩罚”俄罗斯，瑞士银行居然可以修改自己的规矩。这是否会折损瑞士银行的信誉，主要取决于“世界社会”会如何看待这件事。俄罗斯与世界之间的经济金融往来、贸易、技术等各个渠道的连接被切断，连信用卡系统也被切断了。

相比之下，乌克兰人面临着“国破家亡”的灾难，但他们或许会发现有一个“世界社会”为之“兜底”。几百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洲，但欧洲国家“欢迎”他们的到来。尤其引人关注的是，那些激烈排斥难民的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居然没有修建难民营，而是将乌克兰难民接到自己家中。全球性的民俗租房平台爱彼迎成了世界社会的“显性存在”。160多个国家的民众通过这一平台报名，欢迎乌克兰人到自己家中，乌克兰的房东则收到了意外的订单，即便他们的房屋已经成了废墟。很多人在爱彼迎上订购乌克兰人已经沦为废墟的房间，房费就是对乌克兰人的捐助和道义支持。可以设想，几百万乌克兰人到了欧洲以及世界各地，每个乌克兰人的遭遇都是一首反战的悲歌。俄乌战争让乌克兰人“逃亡”到了欧洲，也进一步确认了乌克兰的欧洲国家身份，泽连斯基及欧洲政要已经将这场战争视为捍卫欧洲自由的战争。未来乌克兰的重建将不可避免地依靠欧洲，而逃亡到欧洲的乌克兰人也将返回家园。乌克兰将在“世界社会”的基础上进行重建，而彼时的乌克兰将是高度“世界社会化”的国家。

第五，俄罗斯的“断连接”也体现为俄罗斯人的出走。俄罗斯前总统、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俄罗斯是欧洲的一员，不是俄罗斯与欧洲划清界限，而是欧洲与俄罗斯划清了界限。梅德韦杰夫之所以强调俄罗斯的欧洲身份，背后是俄罗斯精英几百年来一直追求的身份和地位。从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就希望加入欧洲俱乐部，得到相应的地位和尊严，而俄罗斯精英与欧洲社会是高度连接的。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政商精英的制裁不只在经济金融层面，也有身份认同层面的制裁，制裁的名单其实也是“除名”的黑名单。而像丘拜斯这样的俄罗斯政坛老人，挂冠去国也是主动与俄罗斯“切割”。换句话说，俄罗斯已经“世界社会化”的元素在或主动、或被动地与俄罗斯“断连接”，对俄罗斯来说，这种损害将是严重的内伤。

二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世界社会”是不合时宜的概念。地缘政治、大棋局、核武器这样的概念遮蔽了个体，而俄乌战争则让一个日渐强大的“世界社会”浮出水面。道义、道德、正义、荣誉等看上去很虚的概念有了越来越强的力量。“世界社会”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力量，相反，它重构了国家，进一步明晰了国家作为国民集合体的本质，个体的强大同样赋权于国家。比如马斯克“约架”普京总统，是一人挑战一国吗？并非如此，而是日渐成长的“世界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规制。同样，泽连斯基之所以能够四处演讲“求援”，背后是崛起的“世界社会”中形成了关于正义战争的看法。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从“世界社会”的“好名声”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世界社会”则为乌克兰“托底”。

第一，互联网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为“世界社会”奠定了硬件基础，“地球村”的理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率先实现了。社会是个体之间的连接和互动，互联网消灭了“距离”，加上翻译软件的广泛应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跨越了语言、距离的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实现“小国寡民”的交流互动。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关注，而每个人都在关注，在社交媒体时代“一夜爆红”是常态。当然，“跌落神坛”更是每天都在发生。

第二，情感因素在“世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纽带。在舆论场中，情感的共振是常态，道德评判压倒了理性计算。被启蒙运动以来兴起的理性主义禁锢的情感力量被释放出来。基于理性计算的理论和概念已经难以认识当下的世界，并非这些理论或者概念过时了，而是世界的逻辑发生了变化。没有人会想到泽连斯基内心深处有个丘吉尔，或许他自己都没有发现，而是在某个临界点上，偶然性的灵感激发，他塑造了理想的战时总统角色，而这个角色制造出了新的剧情，形成了强烈的剧场效应，泽连斯基的荣誉感、爱国心激活了乌克兰人。普京的失算也未必只是情报不准，而是他与急剧变化的世界“去连接”了，他身边以及他接触的是一个旧世界，比如拜登。战争已经陷入僵局，泽连斯基一再喊话普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但没有得到普京的回应。这不仅是两个人的会面， 更是两个世界的碰撞。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论说的精神因素已经蔓延到“世界社会”中。战场已经被放大，决定战争成败的不只是力量的强度，还有柔韧性与复原力。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充分处于弱者的地位，求援、求助无损于弱者的地位和权力，反而成为优势。而俄罗斯和普京稍微透露出示弱信号，其长期塑造的强大形象就会瓦解。俄罗斯的权力是刚性的，也是易脆的，其权力的威力在于制造伤害的能力；而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则是柔性的，易损的，而权力来自于忍受伤害的能力。中国有句话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弱势一方以命相博时，权力的逻辑就发生了变化。当然，在“世界社会”的“围观”之下，为荣誉而战已经成为别无选择的选择，俄军一开始闪击战的目标包括更迭乌克兰政府，扶植亲俄政权，但在“世界社会”之下，谁愿意，谁又能够建立这样的政权呢？相反，在荣誉心的驱动和监督之下，勇气被激发出来，除回国参战的乌克兰人外，还有来自多国的退役或者预备役军人。当然，这种情绪同样存在于俄军之中，占领赫尔松的俄军虽然手持武器，但在手无寸铁的乌克兰民众面前不断退缩，而没有开抢射杀平民，这也是职业军人的荣誉感所在。

第三，“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权力逻辑被打破了，俄乌战争是新的例证。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朴槿惠被弹劾下台以来，共情和认同感超越了政治承诺。换句话说，“在场”要比愿景更重要。特朗普以天天发推特的形式显示与自己的选民“在场”。泽连斯基的当选和团队的组建本身就不同于以往，权力的等级性被压平，风险共担成为权力与合法性的来源。

第四，“世界社会”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正义的美好时代，相反，它可能带来更多冲突和矛盾，原因在于人类在几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一直以小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存在，炽烈的情感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压迫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俄乌战争中，西方世界被空前团结起来，但需要注意的是，欧洲普遍欢迎乌克兰难民并不代表他们不排斥其他国家的难民，只是因为乌克兰人是基督徒，是欧洲人，换句话说是“自己人”。而俄罗斯被打入另类，处于文明的对立面，即“野蛮”，由此带来的是文明的冲突，加上俄罗斯调用车臣军队和叙利亚的“志愿军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文明冲突。正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或者用更流行的话说，自由与专制的对立，使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战可以突破原有规则，包括上文提到的瑞士银行的反常之举。

“世界社会”已经成为客观现实，它造成了国际秩序的“地壳运动”。俄乌战争结束后，“世界社会”将进一步重塑战后国际秩序。在“世界社会”中，情感力、好名声变得越来越重要，个体、企业、国家等各种组织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世界社会”的锻造与重组。同理心、共情力将是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情感、利益和安全将相互叠加，甚至会重新廓清边界，在未来可能的趋势中，可能出现持剑经商、不跟陌生人说话等现象的回归。“世界社会”中的价值观同盟、文明联盟和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之间如何磨合，将是一个持久的问题。需要承认的是，全球化带来了利益的增长，但没有解决人类的情感需要，更没有满足人性中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而在俄乌战争中能够看到，人们为了道义、价值观，是可以忍受利益损失的。当然，这也有限度，赴欧洲的乌克兰难民最终还是要回到乌克兰，而很难融入欧洲社会。全球化在做大蛋糕，“世界社会”则追求更好的共同体，共同体化的全球化或者全球化的共同体是未来之道。有共命运的“感觉”了，才能打开心理边界，才能去共享、共建互联互通的网络，在全球化的时代建立超级共同体。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