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还没终结：俄乌战争是插曲，不是曲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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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遇到了强国政治的极大冲击，全球化进程有转向区域化层面重构的可能性，但无缝隙的全球化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3月24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贝莱德掌门人称乌克兰战争标志着全球化的结束》，拉里-芬克（Larry Fink），这一管理着10万亿美元资产的贝莱德（BlackRock）负责人近期警告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重塑世界经济，促使企业撤出全球供应链，从而进一步推高通胀。在致贝莱德股东的年度董事长信中，芬克写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终结了我们过去30年经历的全球化。虽然眼下的结果是俄罗斯完全被资本市场孤立。”芬克预计：“长远而言，各国企业和政府将更广泛地思考它们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战略性产业层面上的依赖。在其眼中，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将更多业务转移到本国或邻近地区，从而更快地从一些国家撤出。”

我们不同意芬克的论断，战争尽管是阻断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并不能完全阻碍全球化进程，现实中最大的可能性是全球化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再造”。目前，全球化面对的最大挑战依然是民族国家以及国家安全战略回归传统国际关系轨道，即大国对土地的觊觎和贪婪推动战争爆发，而战争爆发又刺激联盟重组，这种重组促成了全球生产要素与商业要素的再安排。美国主导的临时联盟要排除一切可能增强俄罗斯战争动员能力的要素为俄罗斯所用，在手段上包含了撤资、贸易禁运，制裁和威慑，国际组织层面的脱钩等。但要将对俄罗斯的封锁定性为“全球化结束”的开端，此说法明显忽略了俄罗斯其实从来都不是全球化核心枢纽之一的事实——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明显地被全球所交织的经贸网络排斥在外。

俄罗斯长期处于全球化边缘，长期作为单一能源原料的输出国，从事对特定国家的军售贸易，其之所以仍与全球各国有有限的经贸来往，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俄罗斯有极其丰富的原材料，全球重工业及轻工业所需要的所有原料在俄罗斯基本都可以找到或者可以便捷地获得半成品；二是俄罗斯西部靠近欧洲，部分在欧洲国家难以实施生产的企业可以在俄罗斯设厂，然后分销；三是俄罗斯相对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有相当潜力的市场。但此类种种并不足以让俄罗斯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引擎之一。

当然，制裁俄罗斯并非对制裁国本身毫无影响。由于俄罗斯是一个世界级的原料供应国，诸多农副产品依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3月23日，英国“炸鱼工联合会”（NFFF）主席克鲁克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享誉世界的英国名菜“炸鱼薯条”所使用的鳕鱼，有一半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在西方宣布制裁俄罗斯并基本中断与其商业往来后，这道菜所需原材料已经供应大为不足，陷入断供危机。这还单纯只是制裁对渔业供应的影响。

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工业民主国家”的竞争始终伴随，冲突使一系列国际经济要素远离俄罗斯。目前俄罗斯业已成为全球化“洼地”，美国主导的迅速去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动员能力，并可能推动俄罗斯精英阶层和社会力量抵触普京政府。但这并不导致俄罗斯完全失去国际贸易，包括部分美国公司在内的一些实体机构依然拒绝撤离俄罗斯，而俄罗斯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军火贸易依然做得风生水起，中国的贸易列车依然向莫斯科进发，只是俄罗斯在与G7等国的贸易上出现了削弱或停滞。

也正因全球化的其他参与者与俄罗斯有差异形式的联系，往后看，全球化的进程会放慢，全球经济会出现新一轮收缩，即各国以及跨国公司需要动员资源应对此次事件带来的负面损失，或转移生产线，或重新培养区域管理层，或实行新的商业战略。

CNN在3月24日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台湾爆发大规模资本外逃。美国高盛银行分析师预测，台湾在过去一个月中已经流出156亿美元，超过了去年的153亿美元。兆丰证券一位黄董事接受CNN访问时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三周内，外国投资者抛售了价值约4800亿台币（169亿美元）的股票。他指出，这种外流纪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超过了2021年全年外国投资者出售台湾股票的价值。”这其实是资本对动荡地区的一种预防性措施，而只要大国卷入战争，这一趋势就不可避免。目前，加密货币、大型私人基金等资产备受富豪青睐。总而言之，过往的放任自由主义商业贸易模式难以为继，“避险求安”与“发展”偏好将进一步突出。但全球化的放缓，并不足以论证全球化已成为过去式。

有一说法认为，中美关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将会急速恶化，从而导致中美彻底脱钩。这种看法，未免言过其实了。对中国来讲，由于中美紧张关系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俄乌冲突反而使美国更加注重以意识形态划线，这对中国下一步推动和参与全球化进程将是一个挑战。

跨国公司可能会忌惮中美冲突上升到对峙性的经贸战、撤资战和制裁战。尤其对美国公司而言，这种担心是不可避免的。出于对中国制裁的恐惧以及对中美关系不确定性的担忧，美资公司或削减在华投资，或出现一波撤资新浪潮。相应地，国际保险公司可能会做足相关业务，以获取高风险带来的高收益。毕竟，当一个经济空间被挤压时，另一个经济空间自然会有涨幅，这就是全球化下的经济波动。而中国政府出于防御本能以及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前车之鉴，可能在购买美元债券、在美资本市场上市、在美投放黄金储备方面出现收缩。

美国对外制裁，更有可能加速全球化过渡到区域化，在区域内将全球化的红利发展到极致，在设计中会进一步突出美国的领导权。但这并不代表中美之间将会出现完全的关系冻结。中国官方金融机构近日在监管层面上做出的让步，反映出中国对保留与美国紧密金融联系的憧憬和善意，也反映了体制中对中美持续合作的良好意愿，这一点各方评论员也应当更密切留意和关注。

全球政治撕裂带来的损害并不亚于世界经济危机，俄乌冲突造成的外溢使各国都在承受战争的代价。俄罗斯要想再吸引投资或重振与G7的工业贸易关系，会难上加难。现时俄罗斯及以后的发展有三个可能的方向：一是俄罗斯出现领导层更替，普京政权实现更迭；二是俄罗斯彻底服软，走向对西方的亲善；三是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与一个更具领土野心的俄罗斯打交道和交易。在制裁成为“政治正确”的环境下，有一些国家放弃了坚持长达百年的“政治中立”，有一些国家实现进一步武装。在制裁酝酿过程中，跨国公司与主权政府之间的关系彻底暴露，跨国公司承载的国家自主性和企业自主性在国际冲突博弈中的复合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看，在威权国家俄罗斯与工业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中，俄罗斯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全球化以政治不信任和地缘撕裂作为分化标识，但全球化并不会自此停滞，而是会改头换面。

以我们所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趋向一个以不同价值-利益集团为本体的模式，缔造成一个“多极体制下全球化”的新时代格局。跨国公司主导的贸易与投资将更加突出对“安全因素”和“稳定因素”的偏好。相应地，跨国公司也会更加注重资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各国政府自然地会更看重企业及公司在当地发展中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在政治推动下，“工业民主国家”跨国公司将会出现新一波联合。欧盟、英美、中国、俄罗斯、东盟等不同利益及价值观集团，在这一新格局之中，将会迈向“势合形离”的互惠互防关系。但本质上，有利于各方的策略及经贸层面上的合作，并不会因此彻底截断，只会更具选择性地进行。

大国竞争的边缘地区，比如中美洲、太平洋岛国、非洲等，则更可能会受到跨国公司新的青睐，因为这些地区远离大国竞争核心区，即使大国爆发战争，对这些地域的波及也将是局部的，跨国公司母国可能有能力进行及时干预。此外，这些地区参与国际政治的牵涉面比较窄，跨国公司及所在国容易及时止损。

资本依然需要逐利，但资本会寻求一个更加安全的基地，且不会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得失。目前，全球化遇到了强国政治的极大打击，武力引发的仇恨导致地域和市场分割，全球化进程有转向区域化层面重构的可能性，但无缝隙的全球化是人类的终极目标，这一追求不会变。改革开放也是任何现代化国家应当追求的愿景和理想，这一点更不应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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