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关于新冠大流行的九大误区（图）

这对当下也是很重要。如果你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一直担心儿童医院的病房被这个国家的三重大流行搞得不堪重负，你可能会去寻找一种叙事解释——戴口罩和其他大流行病的防疫措施导致了儿童免疫债，或者新冠本身带来的免疫损伤在整体人口中造成了更糟糕的结果。但是，全国的流感诊断已经达到峰值——以历史标准衡量，这是相当早的，但并不高于平均季节——而且呼吸道合胞病毒的诊断已经连续数周下降。(今年到目前为止，因流感而死亡的儿童人数少于疫情之前）。

还有一个历史编纂上的惨痛教训，这是我更关注的。专家多年来一直警告说，如果我们希望在未来能正确应对流行病，我们需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但撇开政策问题不谈，在我看来，即使我们刚经历了这段历史，我们甚至连它都还没搞清。你可能认为时间会让事情变得更清晰，但站在远处看，似乎同样也会导致更多的误解被固化下来。

首先，美国从未有过封锁。（至少不像世界其他地方。）

 中国在2020年将居民封锁在公寓里；两年后，它将工人封锁在工厂里。在早期大流行的大部分时间里，秘鲁每周只有一天允许每个家庭的一名成员离家去买杂货或看病。在今年3月以前，前往新西兰的旅客必须在酒店房间里隔离整整10天才能进入该国。

相比之下，美国有各州的就地避难指南，平均持续一两个月，而且没有以非常严厉的方式进行监督。道路在没有检查站的情况下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行走在街道上，仍然营业的商店也开门，任何人都可以进入。

这些干扰当然非常严重。数以百万计的人很快没了工作，虽然发放的大流行救济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失业打击。许多面向公众的企业关闭，学校和部分医院也是如此。白领办公室采取了居家办公的策略，大型集会被取消，并且有一些报道称人们在特定地点因在公园或海滩集会而被开罚单。

但如果说美国实施了限制的话，和全球相比是非常宽松的。就拿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开发并由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工具来说，该工具用于比较流行病政策在不同时期的严格程度。在2020年3月的一小段时间里，美国似乎大致按照全球平均水平实施了限制，其他国家的限制有比它严格的，也有比它宽松的。但在那之后，世界其他地区的封锁措施几乎立即变得更加严格，而美国的防疫措施保持不变。到5月，也就是限制开始两个月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不严格的地方之一。当然，这里实施了纾解政策，但在大流行期间，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美国的回应都不够极端。

伊隆·马斯克分享了一个米姆，显示现已离任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对拜登总统耳语，“再来一次封锁，我的国王，”不久后他还宣布他的人称代词是“检控/福奇”。马斯克这么做，可能只是表达了美国人对大流行持续时间的普遍不满。但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政策，甚至政策指导。是的，许多地方的学校长期停课，还有戴口罩的要求或建议，广泛进行检测，在美国某些地区的某些场所，还有疫苗接种要求。但回想起来，整个国家唯一实施就地避难令的时候是在前任总统而不是本届总统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到2020年初夏的时候，几乎所有地方都取消了就地避难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甚至将口罩称为大流行病的“红字”。）如果把过去两年的纾解措施称为封锁，这相当于将任何政策干预或有关病毒仍在蔓延的提醒等同于宵禁或居家令——也就是说，这是美国大流行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显著形式。

大流行期间的大多数州长似乎都在政治上受益。

2020年是追捧大流行的一年。到那年4月，美国州长的平均支持率为64%。在接下来的选举季中，几场备受瞩目的竞选塑造了关于大流行病政治和纾解措施的代价的叙事，共和党人格伦·扬金击败民主党人特里·麦考利夫赢得弗吉尼亚州州长职位，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利用公众对防疫限制措施的不满情绪。新泽西州州长、民主党人菲尔·墨菲面对一个痛斥防疫封锁的共和党无名之辈，只是勉强胜出。但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0年中期至2021年中期支持率下降幅度最大的10位州长中，有八位是共和党人。（另外两人是红州的民主党人。

到11月，至少在州一级，政治余波似乎明显平息下来。共和党人罗恩·德桑蒂斯在佛罗里达州高调连任，部分原因是他在竞选中反对新冠纾解措施。但伊利诺伊州的J·B·普利茨克、密歇根州的格雷琴·惠特默以及威斯康辛州的托尼·埃弗斯这几位民主党人也都赢得了州长竞选，他们在全州范围内积极采取纾解措施，获得的选票也都比此前的竞选多。在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雷德·波利斯自称重启派民主党人并胜选；俄亥俄州州长麦克·德温自称是关注新冠的审慎共和党人，他也赢得了竞选。事实上，2022年只有内华达州的在任州长在连任竞选中败北——在那场竞选中，在任州长是上一次竞选中未能赢得多数票的民主党人，他的共和党挑战者则在这次竞选中未能赢得多数票

这些竞选结果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解读，比如疫情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在随着时间推移下降。但考虑到36场选举中只有四个州长的位置改变了党派归属，很难说对疫情的抵制仍是选举政治中的主导力量。

美国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应该是2021年，而非2020年。

严肃回顾历史的作品会不可避免地滞后于新闻报道，但实时报道的一个风险在于，对于动荡时事，我们从来都难以停下来思考任何恰当的后见之明。相反，我们看到的几乎都只有故事的第一幕。也就是我们如今的处境：专门研究美国在2020年如何应对疫情的书单很长，但关注之后几年情况的书籍（或只是权威长篇报道）都少之又少。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从总死亡率和美国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表现来看，2021年的失败更能说明问题。疫情第一年，美国的表现稍逊于一些西方富裕国家，但也没差太多。虽然未能将病毒拦在国门之外，但世界上大多国家也是如此。而到2020年底，美国新冠人均死亡数接近欧盟的平均水平。在第一年，美国一直在强调疫情纾解措施，以及施行这些措施——关闭学校和室内用餐，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所引发的党派分歧。但到疫情第二年，当影响死亡率更多的是疫苗接种而非纾解措施，美国才真正翻车。

大规模疫苗接种虽然起到了奇迹般的作用，但总死亡率并没有降低。

从累计死亡人数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疫情进程的中间点是在2021年4月，当时已有55万美国人死亡，而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口超过1亿。自2021年冬季奥密克戎带来的最初一波感染激增结束后，美国死亡人数比2020年5月下旬还要多，也就是《纽约时报》称10万死亡人数是“无法估量的损失”的时候。

当然，这并非因为疫苗不起作用。但感染面太过广泛，以至于基本抵消了疫苗的效果规模，特别是在第一波奥密克戎疫情里。例如，假如你接种的疫苗能将死于新冠的风险降低90%，但感染率增加了五倍，那你获得的保护就只有之前的一倍，推及全国也是一个道理。

当然，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目前的感染率会造成更高的死亡率。但总体而言，虽然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年同比降幅并没有那么大。2020年约有35万例新冠死亡，2021年约有47.5万，2022年约为26.5万。

除非出现重大新型变异株，2023年应该不会那么悲惨。但到目前为止，哪怕广泛接种疫苗（覆盖全国三分之二人口和超过90%的美国老龄人口）也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疫情死亡的轨迹。如果仅以感染致死率——即一次感染的死亡风险——来决定我们对社会风险的理解，就会漏掉一半的关键信息，即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本来有多大。

中国的疫苗可能不比我们差多少；只是老龄群体接种工作做得比较差。

尤其是在去年秋季中国对“新冠清零”的抗议爆发之时，西方评论人士强调称，中国疫苗提供的保护远低于美国等国家研发并首选的mRNA疫苗。现在则更加难衡量疫苗效力，部分原因在于疫苗接种和感染带来的免疫力不断增强。

绝大多数的优质数据都表明，特别是在接种一剂和两剂疫苗之后，mRNA疫苗在预防重病住院和死亡上的效果的确好于中国研发生产的科兴与国药疫苗。但持续接种疫苗的大多美国人已经打完三针准备打到第四针。三针过后，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些研究显示mRNA疫苗的优势是很有限的。根据发表在《柳叶刀·传染病》上的一项备受瞩目的研究，在80岁以上的最脆弱群体中，三剂中国疫苗提供的保护可能更强一些。

但中国最年长的群体中未接种疫苗的比例惊人地高，可能达到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没有得到充分保护的老年人在中国人口中的相对占比，是美国的六倍，从绝对数量来看当然就更高了。也就是说疫苗的差距更多的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主要在于，为什么中国在保护最脆弱群体方面表现如此糟糕。

围绕对这一缺陷的解释有许多假说，比如此前的接种运动的不良记录让人担心疫苗的副作用，比如相信“清零”能永远消除疾病的传播。但比较少提及的一个可能性是，疫苗项目的设计本身考虑的更多不是保护最脆弱群体，而是通过侧重于中青年来保护劳动力。理论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外界看来政策从“零病毒”到零监控的转变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即使是有限的检测和纾解措施，虽然能减缓疾病的传播，也会造成更多难以接受的经济扰动（考虑到劳动力的年龄，医学上也是不必要的）

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可能不是美国或英国，意大利或西班牙，中国或印度，而是东欧——尤其是俄罗斯。

各国的医疗记录有很大差异，用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来衡量疫情影响是存在误导的。富国会进行更多的检测，对死因也会进行更系统的记录，数字看上去会高些，然而在相对贫穷的国家，检测较少，死亡证明也不会写的那么细，数字就低些。

超额死亡的统计可以透露一些更可靠的信息，不过这类统计从根本上是和一个国家近年的平均死亡总数做比较，因此要依赖统计建模和过往数据的可用性。《经济学人》所维护的超额死亡数据库是目前最好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疫情在全球造成的死亡情况。数据库包括了106个国家，12个最严重的国家全部在东欧，最严重的20个国家里有17个在东欧。这里面有许多是小国；《经济学人》估计全世界疫情最惨重的国家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两国人口都不到700万。第三是俄罗斯，超过1.4亿人口，超额死亡超过100万，人均超额死亡率是美国的2.5倍。（有意思的是选择这个时间点发起战争。）

长期新冠绝对是存在的，但正在变得没那么普遍。

2020年的美国基本把关于长期新冠的报道当作灵异故事——那是在我们集体噩梦恐怖边缘的琐事，大家都不知道该相信几分。三年过去了，这一现象成为了公共卫生官员、政客和媒体口中疫情故事更为核心的部分，这多少要归功于患者和倡议者的不懈努力。但就在我们慢慢接受长期新冠的同时，这种病却越来越罕见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风险正在下降。即便不能完全抵御，接种疫苗和之前的感染似乎可以降低长期症状的易感性。像急性新冠早期病例的严重程度一样，长期新冠早期病例的严重性可能也反映了整个人口的免疫缺乏，而自那以后，这种免疫缺乏一直在稳步下降。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结束了戴口罩等干预措施，但这不意味着《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的倡导者是正确的。

几乎就在第一批学校和办公室关闭的同时，反对防疫限制措施的论点就已经提出，通常来自保守派（虽然许多自由派在疫苗问世后也开始支持这一宗旨）。但2020年一份名为《大巴灵顿宣言》的文件为放松限制提供了最为著名的论据。该文件主要有斯坦福大学的杰·巴塔查亚博士、牛津大学的苏内特拉·古普塔和哈佛大学的马丁·库尔多夫撰写，宣称防疫政策弊大于利，大多数人应该过上正常的生活，通过感染来增强免疫，并用更具针对性的方式保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而不是当时还在采用的一刀切办法

换句话说，这份包含了大量科学主张和政策建议的宣言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如今人们可能倾向于仅在政策层面上考虑纾解措施问题，根据对新冠已有的基础共识，讨论何种限制才是必要或有帮助的。但早期的辩论不仅限于政策的利弊权衡。其中还包含了基本的科学问题。而在许多关键论点上，反对纾解措施的人是错的。

例如，巴塔查亚2020年3月在《华尔街日报》上宣称，新冠致死率仅为流感的1/10。2021年1月，他又在印度出版物《出版》(The Print)上撰写评论文章称，印度大多数人口已通过感染获得自然免疫，并警告称大规模疫苗接种对已经感染的人来说弊大于利。此后不久，残酷的德尔塔感染浪潮夺走了可能多达数百万印度人的生命。2020年5月，古普塔称该病毒的感染致死率可能约为5/10000（在免疫缺乏的人口中，真实数据约为1/100或1/200），而英国的新冠疫情“正在消退”。当时，新冠已经导致大约4.5万英国人死亡，并将继续杀死约17万人。次年，就在美国总死亡人数接近60万当天，巴塔查亚和库尔多夫就美国的新冠疾病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即疫情“正在消退”。如今美国死亡人数达到110万，而且还在增长。

这不是说应该压制这些声音或将之驱逐出公共辩论。特别是在疫情初期，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确实属于有争议的重要事项。正如三年来已经显而易见的情况，防疫政策的确是要付出毫无疑问的代价的；拜登任内高居不下的死亡率说明了疫情纾解从来都不是打出科学旗号那样简单。但使用错误数据或不准确的时间线来论证这些利弊当然会扭曲其结果。如果仅把这些争论视为政治辩论，就等于忽视了关于重新开放的争议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错误的科学，以及在当时说服许多人使用后来被证明是准确的数据有多么困难。

至于《大巴灵顿宣言》的政策建议？经济学家泰勒·科文最近重新审视了针对性保护的论据，这是该宣言中强调的观点，即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可得到更积极的保护，而其他人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他的同事亚历克斯·塔巴罗克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一政策难以实现，因为在美国资源最充足、经营最完善的疗养院中，死亡率并不比条件差得多的环境低多少。塔巴罗克估计，在为疗养院更快接种疫苗方面，错失的机会要更多。）

科文认为，如今看来，真算得上保护脆弱群体的措施应该包括在2020年1月就让医院为患者做好准备，加快疫苗的推广和接种，并推动新疗法的研发，进行更广泛的检测。“不去倡导这些，反而高谈阔论什么‘如何保护脆弱群体’，对保护脆弱群体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他写道。

“发表认定新冠死亡率极低的论文，在宣称这些结果似乎根本不可能准确之后还到媒体上坚称结果无误，”他补充道。“这是在危及脆弱群体，而非保护他们。”

“曲速行动”是抗疫的巨大成功，但我们正在从中吸取错误的教训，强调放松管控，而不是增加公共资金和需求。

极速完成疫苗研发、生产和供应是美国在疫情中的标志性成就，其意义极为重大，可以有力反驳那些谴责美国未能遏制疫情的人，还有将这一失败归咎于国家层面的混乱的说法。疫苗在短短数日内设计完成，又在短短几个月内生产完毕，并在美国出现首例确诊的一年内交付使用，挽救了美国至少数以十万计的生命，在全球范围内则达到数以百万计。

但可能是由于党派纷争，“曲速行动”在疫情公共叙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无关紧要。疫苗的加速研发由特朗普监督、贾里德·库什纳领导，因此，即使是非常支持疫苗的自由派也不太可能对该计划予以肯定。但支持疫苗的自由派也让保守派在某种程度上更难称之为政策胜利。（让人好奇的是，如果疫苗像最初预期的那样在2020年大选前获得批准，局面又会有怎样的不同。）

因此，在公共舆论场庆祝“曲速行动”成果的任务，就落到了一个由具有进步意识的技术官僚组成的略显混杂的同盟头上。他们辩称，恢复和延续该计划，很可能是摆脱疫情的首要公共卫生任务。去年夏天，白宫推行了试图重现该计划成功的倡议，宣布了另一项研发新疫苗和疗法的“曲速行动”，以保护国家免受未来病毒浪潮的影响。

但该公告的直接后果很能说明问题，该项目因缺乏足够资金而停滞不前，没有新疫苗或疗法问世，投入研发的也很少。白宫的项目团队已经尽其所能从“曲速行动”中吸取了一系列教训，包括协调研发前景可观的候选疫苗，并加快临床试验的计划。但该团队未能获得支持项目的资金，也没有拿出任何切实理由确认如果新药真能上市，会有可观的需求。（美国人接种新冠加强针意愿的下降似乎表明，需求可能会非常小。）

总的来说，我们正在实时看到一场检验的展开。有多少额外的创新仅仅通过减少繁文缛节就可以解锁，又有多少需要通过增加一些东西？这包括：资金的保障，或需求的保障，或两者兼而有之。虽然官僚体制的优化确实在疫苗的快速开发中发挥了作用，但在我看来，巨大的市场规模几乎肯定是一个更重要的驱动因素——国内外数十亿人迫切需要疫苗保护和从大流行中解脱出来，世界各国政府愿意承担注射及其分发的全部费用。

“曲速行动”中来自供应方的教训值得被记住——公私营合作是可以优化的，但过时的监管法规很可能会减缓新药的创新和生产（带来了悲惨的后果）。但我们也不要忘记需求方，或它给我们的未来研发带来的启示：虽然官僚主义可能会减缓开发和推出，但消除这些障碍的效果，还是比不上制造出一个市场。在没有新的大流行病的情况下，政府担保可能是唯一可以创造类似担保的工具。

这些有多少属于意料之外？在大流行初期，我们对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进行了大量的思考，每次必定会提到的是，尽管当时全球死亡达到数千万，比被它打断的那场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还要多上几倍，但之后的几年里很少有人去反思它。

这一次，我们的命运似乎不太会是这样。当然，国家大部分地区都乐于向前看。但两党在大流行病上似乎仍然致力于争论追究管理不善，因此很难想象过去几年的死亡和破坏会在不久后失去政治和社会显著性。

但显著不等同于清醒，世界总是在巨大的破坏和创伤之后修订历史，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它开始修订大流行病的历史，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去粉饰这些顺理成章的简化故事，将它们变成了随口就来的咒语，这些故事就面目全非了。

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对此感到惊讶。这个国家刚刚经历了至少一代人以来最残酷动荡的经历，超过100万美国人在其中丧生，其他人的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在整个时间里，流行病的态势和近期的未来似乎绝对是核心文化兴趣和最重要的问题，是新闻媒体的头等大事，也是社交渠道上的热门话题。三年前，这种经历似乎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忽视，不应该化为错误的印象。也许，这也是流行病自我中心主义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