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科技悄然进步，为澳洲留下冷酷无情的现实（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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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防过度依赖美国力量的问题近来备受关注。然而，我们的主权却更多受到了更为隐蔽的侵蚀：我们在技术领域对美国和中国的依赖与日俱增。

澳大利亚可能正在失去理解它从海外引进的技术的能力。(AFP: Jonathan Raa/NurPhoto )

无论是对于每天忙忙碌碌的公民个人，还是对于令我们的社会得以运转的关键基础设施，甚至对于我们的国防来说，这种弱点现在已经加速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巨大的技术差距深深地削弱了澳大利亚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能力。在创建软件、关键部件的工程设计以及敏感数据的存储方面，这种差距现在已经如此巨大，无法弥补。举例来说，要努力追赶上美国的成本将高得像经济自杀，就像试图建立一个太空项目甚至核武器项目与之竞争一样。

堕入这种依赖性的证据随处可见。作为个人，我们被智能手机所奴役，而这些手机都不是在澳大利亚设计、编程或制造的。我们国家关于隐私和监控的辩论很重要，但却越来越无关紧要，因为那些实施监控或破坏我们隐私的人并不在这里；他们远在千里之外，而且受外国法律管辖。控制我们国家基础设施的系统也是如此，从水坝和能源网，再到银行和通信系统。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国的立法者们对谷歌和微软等公司越来越多地管辖着美国人的生活并扼杀了竞争深感担忧。美国国会对这一行业进行监管的努力遭遇了精心策划的游说活动的阻挠。

但至少美国的立法机构正在努力。而这里，澳大利亚议会却昏昏欲睡，漠不关心。

“看到美国人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实力和规模感到恐慌，我觉得很有趣，” 堪培拉软件公司 Agile Digital 的负责人大卫·埃利奥特（David Elliot）说。“他们很紧张......但他们却处于顶峰位置。”

我们失去了什么的冷酷现实

埃利奥特说，澳大利亚被数字革命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失去了理解这些从海外引进的技术的能力。

“随着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越来越依赖于‘黑盒’技术，我们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他说。“一旦一个社会不了解这些事情是如何运作的，它就会走上魔幻思维的道路。”

这种技术依赖性的最新且最尖锐的例子就是微软两年前决定撤回为外国政府（包括我国政府）提供的大部分服务所造成的影响。

尽管微软曾投标为澳大利亚政府最敏感的数据提供绝密云服务，并在2021年全年与国防部和国家情报局进行谈判，但在2022年年中，微软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终止了这项服务。值得称赞的是，我国官员一直要求微软满足对我国数据进行本地主权控制的严格标准。

微软的决定暴露了我们的漏洞，并对一系列秘密项目造成了损害。其中一个项目是国防部正在实施的价值五亿澳元的数据集成计划，该计划在微软退出后开始分崩离析。

冷酷的现实是，澳大利亚可能已经失去了存储自身数据的能力。当然，决策者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所谓的“超大规模”三巨头： 微软Azure、亚马逊AWS或谷歌云。

在上周举行的参议院估算听证会上，国防部首席信息官克里斯·克罗齐（Chris Crozier）也承认了这一点。一些海外公司已经变得不可或缺。

“主权能力无法提供超大规模，”他说。“你必须利用全球平台。”

作为安慰，他承诺澳大利亚公司将客串角色。经澳大利亚信号局认证的本地数据存储公司Vault Cloud正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在微软突然离开后，该公司与国防部签订了一份价值300万澳元的合同。

我们并不总是物有所值

Vault Cloud 的老板鲁珀特·泰勒-普莱斯（Rupert Taylor-Price）是对堪培拉日益严重的依赖性问题颇有微词的澳大利亚技术高管之一。他说，海外设计和制造的复杂组件和软件越来越多地控制着“从供水到发射导弹的一切手段”。

“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他说，“如果你失去了信息技术平台的主权，你也就失去了关键基础设施的主权。”

2020年黑色夏季火灾的高峰期提供了又一例子。

随着整个国家陷入一片火海，当局惊恐地被告知，他们对全球地球同步卫星程序的访问以获取火灾的实时图片将被延迟24小时，这场山林大火最终导致近500人死亡。澳大利亚可能支付了十亿澳元以获得使用该程序的特权，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猜到的话，控制该程序的是美国军方。

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罗伯·罗杰斯(ABC Illawarra; Justin Huntsdale)

我向罗伯·罗杰斯（Rob Rogers）询问了延误的原因。他当时是新州乡村消防局的副局长，现在是该局的局长。他说，这使得卫星能力“完全无用”。

“我们还发现，这些卫星的一些轨迹对我们这个国家并不慷慨，给我们提供的测绘量没有给美国部分地区提供的多。”

国防部目前正在采购自己的远轨道卫星，以争取主权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去年国防部将合同交给了美国跨国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人工智能的创建并没有考虑到我们

埃利奥特说，随着人工智能在新技术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种无能只会变得更加明显。

“这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海外训练出来的，”他说。“当你向人工智能提问时，它通常会根据国外的训练数据来撰写答案，而我们很可能不知道这些数据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的答案中存在哪些偏见。”

“当我们把决策权交给自主机器时，我们是否能充分了解它们是如何工作的，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正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最近，我在漫无目的地浏览政府交易清单时，偶然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这份合同的标题是《AWS生成人工智能对议会呈件的概念验证发现》，采购方是澳大利亚企业监管机构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

我大吃一惊，要求解释。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解释基本上是，阅读公众向议会调查提交的材料正在变得过于繁琐，尤其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对联邦使用四大咨询公司情况的调查。

“随着提交材料的增多，在有限的资源范围内阅读并在短时间内总结所有提交材料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女发言人告诉我。（如果你想知道有多少提交材料被认为太多的话，目前其网站上有75份提交材料）。

“大型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快速总结文件的能力已广为人知，这项活动本身就是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测试这一技术的理想且低风险的方式。”

当然，这只是一次试验，即所谓的“概念验证”，但仍可窥见未来。从埃利奥特发出关于偏见的警告一角度来考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举措：在我们澳大利亚，一个重要的公共机构，不折不扣的企业警察，正试图依靠一项海外培训的黑箱技术，来过滤公民写给本国国会的信件。

那么该怎么办呢？

没有人会理智地主张建立一个与美国或中国竞争的技术工业基地。但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欧盟，有进取心的民选官员正在迎头赶上这一挑战。

除了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托拉斯案件，欧盟还积极寻求对数据存储等问题进行严厉监管。欧盟要求获得控制存储其信息的设施和软件的权力，以及保护其免受臭名昭著的反竞争行为的侵害。大型科技公司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巴黎的态度如此坚决，以至于谷歌不得不与法国泰雷兹公司（Thales）合作，“共同开发”本地云服务。

在澳大利亚，有一些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目前，澳大利亚还没有法律规定数据必须保存在本土（健康信息略有例外）。澳大利亚联邦在信息技术上每年花费约100亿澳元，其中大部分直接流向海外，大部分流入避税天堂。无疑在澳大利亚必须花更多的钱，对吗？

任何改变都来之不易。这些公司在澳大利亚社会根深蒂固，不会轻易屈服。两年前，内政部发布了一份关于“数据本地化”的讨论文件，脸书、苹果、推特和谷歌立即予以回击。从那时起，该提案就被束之高阁了。

真正的监管努力不仅需要一个积极的议会，还需要一个能够经受住激烈游说的政府——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来自白宫的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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