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澳大利亚一直在犯这样的错误：因文化或背景而惩罚他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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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志不忘”或许是澳大利亚联邦历史上最令人肃然起敬且荡气回肠的一句话。

这三个字出自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一首毫不相干的诗中，它让澳大利亚人对我们的过去保持警惕，对我们自己的流血牺牲表示敬意，对那些为反抗暴政而在海外牺牲的人们表示尊重。在我们的繁荣昌盛中永远铭记前人在流血和冲突中学到的教训。

“永志不忘”是一战结束后为纪念澳新军团而开始采用的。

这是一条很不错的生活准则，从广义上来说。

然而有些错误我们似乎注定要无休止地重复。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一个难民国家。是那些不合群者和流亡者的国家。当然也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国家；我们本土的代际创伤，早在一战之前就已造成，至今仍未愈合。

澳大利亚现有人口中有30%出生于国外。这是1918年澳大利亚在外国出生人口比例的两倍。

我们的许多乡亲和朋友为了安全、和平和机遇来到这里，他们从自己的一生或者从他们的父母那里了解到了生活在暴力、迫害或饥荒恐惧中的滋味。

这些一代代的“新”澳大利亚人说着不同的母语，遵守着各式各样的宗教习俗，戴着独特的圆锥形草帽，或伊斯兰女性头巾，或身穿越南奥黛，或头戴犹太男子毡帽，或阿拉伯男子头巾，他们用大蒜或芥兰或无数种“奇怪”的食物烹饪，但他们的决心、勤劳、坚韧和毅力造就了一个国家，在这里，上述一切都不再被视为怪异。

我们学会了期待邻里街坊的多样性。

但是，一代又一代出生在外国的澳大利亚人也感受到了愤慨——那种因其姓名、种族、服装、外貌或宗教信仰而被与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联系在一起的刺痛。

这是我们一直在犯的错误。

纵观澳洲史 一波又一波无辜者受到惩罚

二战期间，澳大利亚扣押并监禁了数千名“敌国侨民”，起初主要是出生在德国的人，理由不一，有严肃的也有虚假的。例如，300名澳大利亚原住民被监禁了起来，理由是他们曾住在一名德国牧师管理的约克角传教所里。

1940年意大利加入二战后，近5000名意大利裔澳大利亚男子被抓走。1941年12月8日日本正式成为敌人后，1000多名在日本出生的澳大利亚人立即被逮捕，包括在西澳洲布鲁姆地区的一群不知所措的采珠人。

1940年末，英国杜内拉号客轮（HMT Dunera）登岸，船上所有2500名男子——在被英国人拒绝后——被当作战俘送往海伊（Hay）、奥兰治（Orange）和古尔本河谷小镇塔图拉（Tatura）的集中营。其中三分之二是逃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英国政府后来对这群“杜内拉小伙子”道了歉。尽管澳大利亚的欢迎方式很不友好，但许多人还是留在了澳大利亚，他们当中有艺术家、作曲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些人后来为澳大利亚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无数难民所做出的那样。

这种因其外貌、服装或姓氏而对无辜者产生的冲动性恐惧和惩罚，是一种你希望与小儿麻痹症一起业已消失的现象，属于那些不太开明时代的遗迹。

然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直到现在我们仍在这样做。

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后——另一起暴行，就像一年前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一样，似乎故意要点燃愤怒和神圣的复仇之火，其恐怖程度不言而喻——澳大利亚迅速将自己与我们的美国盟友联系在一起。那天我们失去了公民。我们向“自愿者联盟”投入了生命和数十亿澳元。我们开始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而今，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塔利班重新控制了阿富汗，并在八月份宣布女性在公共场合发声为非法）。

在九一一后的十年间，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了50多项反恐立法，允许未经指控就实施拘留、审查，并赋予安全机构非同寻常的监视新权力。

虽然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满腔热情地反对恐怖主义压迫者，但我们并不总是善于处理细节问题。

我们热衷于维护自由，但即使是对反恐立法的基本质疑，也经常被讥讽为对国家安全的背叛。

在我们热爱自由的国会里，“禁止穿罩袍”的要求不绝于耳。

我们再次囚禁了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是那些逃离我们奋力推翻的暴政的人。

在那些年里，中东血统的澳大利亚人清楚地知道，当人们在公共汽车上避开他们或者偷看他们的背包时，意味着什么。又或向他们吐口水，嘲笑他们。或者聚集在公共海滩上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们长在这里，你们飞到这里”。

正如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华裔澳大利亚人突然再次感受到被自己的同胞怀疑和怒视的感觉。

我们又处在这样的境地

今天，巴勒斯坦裔澳大利亚人深刻了解在电视上看到加沙被毁是什么滋味，也知道他们自己的家人正处于危险之中，而他们却在我们的国会中听到他们这一类人是否应该被允许进入澳大利亚的辩论。

今天，犹太裔澳大利亚人再次体会到那种害怕送孩子上学的感觉，或建议上大学的女儿去校园前摘下大卫之星项链。或者看着他们的邻居，就像他们的祖先在不到一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问道：“你会保护我吗？你们会把我的孩子们藏起来吗？”

加沙儿童是无辜的，而去年加沙有数千名儿童丧生。对他们的暴力死亡、致残、挨饿以及他们所认识的一切遭到无情摧毁视而不见，不符合基本人性。

就像一年前的协同攻击一样，在那次袭击中，参加音乐节的手无寸铁的以色列年轻人遭到伏击和屠杀。儿童被杀害。谁能想到这些事情而不为我们人类感到深深绝望？尤其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敌意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如此折磨另一个人，并且认为这样做在道义上是正当的？

这就是极端主义恶魔般的力量，而且是它最精准、最具破坏性的魔力：它利用恐惧将人类的爱和关怀转化为仇恨。它将最人性、最充满爱的冲动——保护自己的孩子——畸生为扭曲的怪兽，即只有消灭了敌人及其孩子，自己的孩子才能安全的信念。

一次暴行的残酷不能也绝不应是下一次暴行的正当理由。因为一旦成立，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仇恨和部落主义的紧箍咒，是对共同人性无休止、无意识的侵蚀。

这种侵蚀的核心是将活生生的人简化为一个个标志： 你穿某种衣服，或崇拜某个神灵，那么你就相信某件事情。

在这个国家，我们多次看到，人们不能被简化为他们的肤色、他们选择的神灵或他们所穿的衣服。这些是我们得以繁荣发展的沃土。

让我们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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