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的战争与和平：领土争端下的台湾“保钓”记忆

钓鱼岛海域在地缘政治上，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领土争端之一，不只因为其下蕴含着丰沛的石油资源，从而激发了1970年代的保卫钓鱼岛运动（保钓运动），更牵动了中国大陆、美国、日本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天平，至今仍是东亚区域的敏感地带。台湾的“国史馆”于当地时间5月10日举办“谁记住钓鱼台？民族主义、世代怀旧与领土争端的集体记忆”专题演讲，邀请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萧阿勤，探讨“非国家”的保钓集体记忆，以及与台湾政治本土化、中国崛起的关连。 

萧阿勤指出，2000年前后迄今，关于1970年代保钓运动的记忆建构活动，通过大量的研讨会、研习营、论坛、圆桌讨论、周年纪念、展览、史料汇编与回忆专书、组织团体，以及包括两岸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特藏等形式，而兴盛起来。因此他的问题意识在于，1970年代中期逐渐归于沉寂的保钓运动，相关的集体记忆为什么会在21世纪之交再度被运动当事人召唤出来，成为盛极一时的现象。 

从批判的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角度来说，国家的领土虽有实际的范围，但是“神圣领土”观念的出现，却是奠基于民族主义与国族认同的建构，掌握话语权的知识份子在“领土民族主义”（territorial nationalism）之中就具有了特殊角色与行动特质。萧阿勤回顾，1970年代保钓运动参与者主要有三项背景：第一是大学生与年轻知识份子，第二是台湾的外省二代（例如前台陆军二级上将袁守谦之子袁旂、前台湾新生报社长王民之女王春生等人），第三则是具有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统一的信念者。萧阿勤指出，保钓运动后期虽分裂为支持中共的左派、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右派，以及以台人利益与认同为基础的“第三条路线”，但中国认同则是贯穿于三派之中。 

萧阿勤以保钓左派与右派几位代表人物为案例，细致地分析他们从当年投入保钓运动，一直到近年进入中晚年之后，关于保钓论述与立场的变与不变。萧阿勤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促使当年保钓运动立场针锋相对的左、右派人士，能够在2000年之后“逐渐言和与趋同”。萧阿勤以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怀旧”（nostalgia）概念，进一步解释此现象与各种保钓运动记忆的积极建构活动，再加上运动参与者反感于“台湾民族主义”（台独、独台）所形成的推力，以及兴奋于中国崛起所形成的拉力，同时致使他们走出保钓运动的低潮状态，企图重振旗鼓。 

萧阿勤说，怀旧是在记忆中将群体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以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对于发生在青春期、成年初期的事件产生正面欣赏的评价，突出当时的甜美、奇异、与众不同，而最容易发生怀旧的是初老者与老人。在保钓人士记忆建构过程中时常出现的自我讴歌，萧阿勤认为原因来自于“个人垂老与台湾政治本土化、中国崛起的机遇性聚合”，也就是生命周期与重大历史变化交会的结果。 

总结这场演讲，萧阿勤表示，从保钓世代“积极怀旧”的活动，说明了知识份子在传承领土民族主义中扮演主要的行动者，成为“领土争端中不易妥协的民间社会力量”。展望未来钓鱼岛领土争端的解决，维持东亚和平共生，萧阿勤从这项研究中提出了建议与启发：集体记忆呈现出某种坚定立场的“神殿”（temple），如果能够有意识地保持历史意识，鼓励探究各种可能性的“论坛”（forum），才可能远离战争，得到更多反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