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之痛！中国的进口抗癌药，为什么全世界最贵？（组图）

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炸裂口碑和超高票房，使得一种名为“格列宁”的进口抗癌药开始为更多国人所知。

现实中，“格列宁”名为“格列卫”，是由瑞士诺华公司研制出的、人类第一个用于抗癌的分子靶向药，在它问世之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被视作绝症，而在格列卫诞生之后，慢粒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被提高到了85%以上，且生存质量几乎和正常人无异。

但对于中国的慢粒患者而言，这粒救命药却令他们陷入了一种希望与绝望交织的境地——在中国，由于有专利保护而无法仿制，一盒进口格列卫的售价高达24000元；而在印度，由于不承认药品的专利保护，药厂可以合法生产仿制药，一盒印度格列卫的价格目前已低至200元左右，只是，这种药无法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的进口许可而被定性为假药，买它是走私，卖它是售假。

作为一部电影，《我不是药神》真实地展现了慢粒患者的艰难处境，但仍然无法拍出全部的现实，比如，电影中，制药企业被塑造成了冷血自私、唯利是图的大反派，而在现实中，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国，进口格列卫的价格为什么全世界最贵？印度药到底靠不靠谱？国产仿制药存在哪些问题？中国的慢粒患者面对的最大困境究竟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了三位同“慢粒”与“格列卫”关系密切的采访对象，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还原出那些电影无法企及的真相。

  患者之痛  

小辉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家属

2008年，我上高二，老爸被确诊为慢粒。当时，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养活我们一家四口。他生病以后，我老妈去工厂做了磨床工人, 同时照顾我和我姐，打理家里的田地，老爸负责在我们全家的支持下，和血癌作斗争。

慢粒的全称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单来说，它是由染色体异位引起的，这种异常会使身体不断分泌一种酶，这种酶会刺激白细胞无限复制，造成癌变。所谓的靶向药，就是能精准地抑制这种酶的活性，同时把它对身体的其他损害降到最低。

我老爸刚查出来的时候，是在慢性期，医生第一时间就和我们说了，可以吃一种叫格列卫的进口抗癌药来控制病情，不让它发展到加速期和急变期，如果到了急变期，人基本上就没救了。

一盒格列卫在我们安徽的价钱是23458，这个五位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现在，两万多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都抵得上一年的收入了，更别说那是十年前，这简直是天价，我们听了以后连回家考虑一下这种话都没说，因为没得犹豫，直接就放弃了。

价格高昂的格列卫。

回家后，我们采取了最普通的治疗方法，也就是一般穷苦大众治这个病的方法——吃一种叫羟基脲的药，一个月大约200块钱，它的作用是杀死异常繁殖的白细胞，治标不治本。吃了一段时间，人就产生耐药性了，又开始打干扰素，一星期一针，原理和羟基脲差不多，只是药效更强。

这期间我也一直泡在各种病友群、刷白血病贴吧，想给老爸找条生路。

那时候，网上就有人说可以吃印度药，但有两个问题摆在我面前。第一，怎样才能找到靠谱的够买渠道？我们农村家庭，上哪儿去找可以在中国和印度往返带药的亲戚朋友？网上找代购，很容易被骗。电影里，药贩子在面粉里掺点扑热息痛包装成假的格列卫，现实中，我们有病友花了大价钱，最后买到的是纯面粉做的假药。其次，现在的印度药几百块一盒，但在十年前，印度药也很贵，也要四五千块钱一盒，一年五六万，靠我老妈一个人挣钱，哪怕全家不吃不喝，我姐和我都不上学，也还是买不起。

没办法，只能继续打干扰素，几年下来，老爸身上全是针眼，真的是千疮百孔。痛苦无所谓，可是效果还很差。后来老爸发展到了加速期，只能选择化疗。化疗对身体的损害很大，老爸化疗了三四次之后，人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县城的医生就放弃了，让我们把我爸“弄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转机来了。2013年，格列卫在安徽省进了医保，我爸的新农合能报销70%。而且厂家和中华慈善基金会合作，对患者有买三盒送九盒的活动，也就是花七万多买三个月的药，就可以吃一年，再算报上销比例，一年只要花两万多就行了。

申请买三送九的条件是很苛刻的，要求家庭年收入少于15万，或者有低保，还必须找药厂指定的医生来开病情诊断证明，全安徽只有两个医生能开。申请下来后，药必须患者本人自己去固定的地方领。

我家距离合肥大概一个多小时车程，已经算很好了。很多病人承受不起更远的长途奔波，或者已经是卧床状态了，索性就放弃了。

领药的地方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只有每周二和周四开放，上午9点到11点，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一天五个小时，过时不候。每次去领药，全省很多地方来的病人都在那儿排队，拿药只有两个小窗口，那个感受很像是灾民领救济粮。大家会互相开玩笑，说我们这不是来拿药的，也不是来看病的，就是定期来续命的。

我们算过，如果按原价，那一颗药是200块钱，按重量折算一下，比黄金都贵，而且药正好是黄色的，所以有病友就直接叫它金豆豆。

领到药后，为了防止病人倒卖，药品包装是不能带走的，病人得在现场把药从药板里抠出来，装进自己带的药盒。抠药需要借力，站着不好弄，老爸每次就蹲在墙角抠。有一次，他没掌握好力道，药掉地上了，滚出很远，老爸就很着急、很紧张，趴在地上到处找，终于找到了，赶紧捡起来，仔仔细细吹干净上面的灰，再很爱惜地放进药盒里。

领取药物后，病人需要把药抠出来放在自己的药盒里带走。

格列卫虽然进了医保，但报销还是很麻烦。医保的报销流程需要患者住院，但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住院不是说你想住医院就有床位的，得提前一个月给医生送礼说尽好话和他预约，但就算约好了，住院证开了，病房里可能还是没有床位。

有一次，老爸去住院，没床位，只有一张放在病房走廊里的单人床垫，没办法，他就只能躺在那里，现在，我每次想到那个画面，还是会很难过。

老爸说，他的病就是穷病，如果有钱就不用受这份苦了。为了安慰他，我给他举了台湾歌手高凌风的例子，跟他讲，你看高凌风那么有钱，得了白血病不也一样治不好吗？这样说他能稍稍有些安慰。但我知道，高凌风是急性白血病，如果他得的也是慢粒，是有很大可能活下来的，因为在台湾，格列卫很早就纳入全民医保了。

拖到了加速期、终于吃上药的老爸感觉到自己在变好，只是，好景不长，半年后去做骨髓穿刺检查，他的指标显示没有明显好转，也就是说，格列卫对于他，已经没有用了。

后来，我查到诺华公司还有药效更强的二代药，这个药每盒三万，药厂也能买三送九，但医保不报销。为了抓住最后一丝希望，我们还是把买格列卫报销回来的钱又全部买了这种药。可惜，还是太迟了，依然没有用。我们想换三代药，但价格实在太贵，就吃了国产仿制的二代药，一盒还没吃完，2015年9月中，父亲就去世了。

老爸去世后，我收拾他的东西，发现了一小包格列卫，这时，我才知道，为了省钱，老爸并没有按照规定剂量吃药，一天足量本该吃四颗，他只吃了两颗。

这些年给父亲治病，以及他的离开，一度让我陷入重度抑郁，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我觉得，希望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太讽刺了，我一次一次以为父亲等到了活路，但一次一次迎来的却是更重的打击。我花了三年才从抑郁中慢慢恢复。如果你早一两年找我，我根本没办法和你说这么多。

前两天，我鼓起勇气去看了《我不是药神》。感触最深的一个细节是，程勇去老吕家做客，看到了老吕的孩子，老吕说，确诊慢粒的时候妻子怀孕五个月，他成天想着死，但从孩子生下来看到他第一眼开始，就只想着活下去，听他叫声爸爸。看着我结婚生子也曾是支撑我父亲活下去的最大动力，可惜，他并没有等到这一天。

看完回来后，我在微博上写了一句话：“died of poverty and policy.死于贫穷，死于政策。”如果说这就是我父亲的命运，那么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不用承受这些。

TIPS: 关于“贵”

1.瑞士诺华公司对格列卫的研制始于1988年，期间耗时13年，最终于2001年5月在美国率先上市。巨额的研发成本以及制药公司作为商业公司的盈利诉求构成了药价高企的重要原因。

2. 在中国大陆，还会针对进口药征收3%-6%不等的关税，以及17%的增值税。此外，还有15%的医院加价，以及20%的流转费用。而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药品的增值税为0。

3. 根据人民网在2015年初的调查显示，格列卫原研药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价格为全世界最高。有媒体做过调查统计，格列卫在美国的售价是13600左右，澳大利亚为10616，香港18000，日本16440，韩国只要9720元人民币左右，是全世界30多个销售国家中最低的。而更重要的是，在以上大多数国家，格列卫早已纳入国家医保，甚至可以全额报销。

  医者之惑  

江倩

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

我最早知道有格列卫药是在2000年，一开始是医院的老大夫在国际上听说的，后来诺华要和我们合作开展临床实验才有了更具体的了解。那时，它已经在美国进行了两年临床试验了。

格列卫曾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一种药要进入中国，不管在国外做过什么实验，都得在国内重新走一遍流程，先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申请，审批就得一两年，然后再找医院合作，招募病人做临床试验，又是至少半年、多则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做出来的效果还得再批，看你做的过程是不是正确，别造假数据什么的，加起来可不是就得好几年。

格列卫刚进来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感觉，直到一两年以后亲眼看到结果，才确定这确实是好药。在格列卫出现以前，慢粒病人的生存期是3-5年，但格列卫能将这个时间延长到10年以上。

这么好的药，好不容易等到2003年在国内上市了，但很多年都没什么人用，因为，用不起。你想那时候还提万元户呢，可是一盒药就要两万多块钱。我们跟患者说有个药可以治你的病，他们一听价格都说，哎呀太贵了，用不起。

印度的仿制药大概是在06年前后出现的。一开始，我对吃印度药的病人特别不喜欢，一说吃过印度药，我就不给他们看病。好多病人因为这个对我特别不满意，去网上骂我，说我不给他们看病，因为他们没钱。但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小，挺单纯的，老觉得坏人才吃走私药，而且还听说有一些医生参与倒卖被抓起来，总归是一种非法的行为，那我再去给这样的病人看病，不等于是助纣为虐吗？

还有就是，吃印度药真的不靠谱。最早的时候我还以为就一种，后来听患者说得多了才知道有很多种。病人买药一般都是一次性买好多盒，吃几个月之后再想买下一批，发现之前那个药贩子联系不上了，就换一个人换一种药。好多病人吃这种印度药是一个不良反应，过两天换一家吃，就会变成另一个不良反应。再吃几个月，还有从慢性期转到加速期、急变期的。

但后来有一次让我触动了。我问一个病人，我说你为什么要吃走私药，他说我们也不懂啊，我们那儿的医生看我们没钱，就推荐我们去吃印度药。我突然就觉得哎呀，我原来冤枉了很多病人，他们一是不懂，还有就是为生活所迫。大家要是有钱，谁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对吧！

原本，我以为吃不起药是个中国问题，其实不是的。后来我到美国去访学，发现美国人也吃不起。美国的医疗是靠保险的，你交什么等级的保险，享受什么样的福利。可是，你报销的费用越高，第二年的保险金也会上涨，我就遇到过因为这个原因自己停药的病人。

针对这个情况，一群美国医生就发起了一篇论文，呼吁药品降价。他们说如果药价太贵，给病人带来的不是健康，而是伤害。他们想召集全世界的医生一起补充各地的情况，我就作为中国医生参与进去了。可是，欧洲的医生们就没签字，他们说这对我们不是问题啊，我们的国家医保这都能报，只要有药病人就能吃上，所以在不同国情下医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014年，新疆一位市民因为付不起高昂费用，举着“春节求职” 的牌子希望能寻找到一份工作，救治6岁的女儿。

我回国那年正好是2013年，诺华的专利到期，国产仿制药上市了。找我来看病的人突然就变多了。我一直是一线的临床医生，病人找我要挂特需号，平时门诊的正号是25个，但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能看120个。我当时还想，哟，怎么那么多病人一下子都冒出来了，其实，他们早就得病了，只是原来看不起，都在吃中药、吃羟基脲呢，但我们都知道，羟基脲几乎就不管事儿。

以前关注一种药的副作用，我只关注药理副作用，我们把它叫做血液学毒性，后来，我开始把经济毒性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进来，其实说白了，就是吃不起的意思。

作为医生，我开始在我的患者中做调查。我统计了一段时间内接诊的病人，700多例病人里面，有四分之一的人因为经济毒性停药了，八成人都有停药的意愿。剩下那百分之二十不想停药的人，他们担心的还是钱的问题——如果停了药，复发了，以前的钱不是白花了吗？

值得强调的是，我的调查样本都是来我们医院就诊的病人。他们在全国所有的患者中还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那些没参与调查的病人，情况可能更糟。

我们还调查过对一个新药，患者最关注什么。从医生的角度，肯定最关注这个药效果怎么样，有什么副作用。结果患者最关注的不是这个，他们第一关注的是报销政策，第三关注的是药物降价，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医生。

其实，现在有了国产仿制药，而且还进医保，按理说病人们的状况应该会好很多。可是，我们做调查，吃印度药的人还有百分之几十。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吃国产仿制药，他们说还是贵。你想，吃印度药一个月花两百多，国产仿制药报销下来一个月也要一两千块钱，实际上还是药价在影响病人的选择。

我觉得真要解决问题，降价不是关键，关键还是医保政策。你看像泰国、俄罗斯、柬埔寨，格列卫都是全报销的。诺华后来还研制了格列卫的二代药和三代药，泰国全都报，俄罗斯和柬埔寨2013年至少一代药就都能报，可是我们直到现在都覆盖不到全国。

看我成天琢磨这些，我爱人说，这绝对不是医生该干的活儿。医生不该研究分子学和基因组学吗？我后来也跟同事讨论过，我说我觉得这应该是政府负责公共卫生的部门干的，我这好像是不务正业一样。可是没办法，病人的治疗效果和经济状况是直接相关的，医生看的不仅仅是病，而是有病的人。

只是，作为医生，我们了解到病人的需求了，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写了很多文章，因为，从我的角度，真的不知道除了写文章呼吁，还能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