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特首能解决香港政治危机吗？（图）

201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20周年当日，习近平在香港寄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香港特区新一届政府三句话：

一是“一寸丹心为报国”。

他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大家是香港特区政权机构的主要成员，无论是行政机构主要官员，还是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都要有国家观念，在开展政务活动和处理有关问题的过程中，要善于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自己对国家的责任。

主要寄往香港特区政权机构的主要成员，都要有国家观念，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

二是“为官避事平生耻”。强调：“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创举，香港社会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这就决定了在香港当官不是一件轻松舒适的事情。

寄语林郑及特区政府：无论是全面贯彻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还是务实解决经济民生方面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困难，无论是加强对青少年国家历史文化教育，还是依法打击和遏制“港独”活动，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都需要大家迎难而上积极作为，有的时候还要顶住压力，保持定力。

三是“上下同欲者胜”。

他说：干事创业，团队精神必不可少，特别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关键是要全面落实和完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处理好行政立法关系，真正做到议而有决，决而有行，确保政府依法施政的顺畅、高效，要自觉维护管治团队团结，坚决维护行政长官权威，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补台，共同维护政府整体威信和声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施政坚强有力，才能提高施政效率。

然而，两年后的今天，藉《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反修例政治运动之下，无休止、甚至愈演愈烈的暴力示威，让香港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治遭到严峻挑战，香港特区政府的管制权威和公信力也严重受损。

作为香港特首，林郑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可以说，无论是在修订《逃犯条例》前的不够审慎，还是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初期对于香港社情民意的低估，以及之后的当断不断——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上的犹豫，私下“如果可以选择，第一时间会选择辞职”表态的软弱，到目前面对街头暴力行为的进退失据，抑或是最新《施政报告》的蜻蜓点水，都难以称得上是出色的政治人物。

作为香港特首，无论是从中央纬度，还是从香港社会的角度，她都算不上是个合格的特首。从中央的角度来看，诸如解决经济民生方面长期积累的问题，加强对青少年国家历史文化教育，依法打击和遏制“港独”活动，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等中央的期望，林郑都没有做到，未来也不太可能做到了，而且在应对突发的反修例运动中，进退失据，让特区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受损。从林郑个人角度而言，她没有展现一位政治家的魄力、担当和能力。在很多问题上囿于香港“官商共治格局”，而没有主动寻求突破，更加缺乏危机意识，也没有展现出管治能力。这也导致香港社会对她的普遍无感，及至反修例运动的爆发，香港社会的极端撕裂，林郑更是丧失了更多民意认同。这已经不仅仅是泛民这样的传统非建制派反对她，相信，很多原本的中间派，都对不同程度对她的丧失认同，甚至偏建制的人都对她的管治能力不再信任。

基于此，在反修例政治运动期间，不时就会有林郑辞职，或者北京要撤换林郑的消息出现。英国《金融时报》10月23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北京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在2020年3月前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下，并任命一个“临时”行政长官，主要候选人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前总裁陈德霖和纺织大亨之子唐英年，以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另外两个候选人。上述报道称，如果推进这项计划，林郑月娥的继任者将会在3月之前被安置就位，替她完成剩下的任期。 

那么问题来了，撤换香港特首，或者直接点说撤换林郑，能够解决香港社会当前的政治危机吗？

正如香港的街头政治运动不会一朝一夕间偃旗息鼓一样，包括经济、政治等香港社会深层次，甚至是结构性的矛盾，也不是一朝一夕间产生的。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是从港英政府时期就埋下的炸药，只不过，由于过去香港的繁荣掩盖之下，没有如现在般大规模和集中爆发而已。假设现在林郑宣布辞职，香港社会多年来的积压的问题，比如香港国民教育缺失的问题，还在那里，依然得不到化解。这不仅仅是林郑的问题，是香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问题。

假设现在林郑宣布辞职，可能会缓解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但正如林郑撤回《逃犯条例》的妥协并未能满足反对派的胃口一样，相信即便林郑宣布下台，也不会满足以激进方式谋求香港自决的“勇武派”的胃口。香港的这场政治运动，早已经犹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就很难再恢复原样。香港反对派示威者的的诉求，早已不是当初的撤回修例，演变成了“五大诉求”，而且还缺一不可，不留任何余地。

笔者在此前文章——面对香港乱局，北京的态度很明显了——一文中就曾写道：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在其任上，香港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其中23条立法，由于2003年超过50万人上街游行，23条立法最终宣告失败，并且一直搁置至今。而从2003年开始，香港的所谓“民主派”，就习惯于通过游行、示威、街头抗议来表达诉求，而且愈演愈烈。香港社会由此不断陷于动荡，在经济上受到更大的打击，致使当时不少行政官员辞职，最后连董建华也在2005年初他的二任香港特首任期内提前谢幕。

但这并未改变香港社会，尤其是政治上的撕裂，并从此开启了香港社会大规模街头运动的先河，而立法会发生的“拉布”——指故意发表冗长演说以阻止政府提案的通过——也成为常态，香港社会政治不断在动荡中，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街头运动。2012年，香港政府颁布了“德育与国民教育科”计划，这本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香港被英国殖民了150多年，回归中国后对国民进行必要的国家认识和国家意识教育无可厚非，但最终通过包括大游行等的“反国民教育”运动，最终让港府的国民教育计划泡汤。

由是观之，香港的政治危机不是简单的撤换特首就能解决的。“香港社会政治环境又十分复杂。这就决定了，在香港当官不是一件轻松舒适的事情。”从习近平这句话，不难看出中央理解香港的治理之艰难。但难，不是做不好的借口，更不是推脱理由。香港需要一位更有政治承担，更有治理能力的行政长官，带领香港走出困境，涅槃重生。至于这个人是谁？那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