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估价24亿的艺术品在中国失踪?跨国纠纷案罗生门（组图）

最近，一则关于“估价24亿元的352件艺术品”在中国失踪的新闻，刷屏艺术圈。报道说，其中包括87件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作品、152件马库斯·吕佩尔茨（Markus Lüpertz）作品和103件蕾娜特·格拉夫（Renate Graf）作品。除格拉夫外，其他两位都是世界级的著名艺术家。11月18日，马库斯·吕佩尔茨现身于在北京瑞吉酒店举行的媒体发布会上。352件“失踪”艺术品中，他的作品占了约一半的数量。

这场跨国纠纷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上周，本刊记者分别采访了这场“失踪案”的涉事双方当事人和其中一些关键人物，试图厘清事件始末。采访中，双方各执一词，只能等待进一步调查，但能够确定的是，艺术品已经成为最大的牺牲者。

召开这次发布会的“德国MAP收藏”，是这批藏品的所有者，但此前即便在行业内也少有人了解，其负责人玛丽亚·郑涂（Maria Chen-Tu）这是第一次高调现身于公众面前。她在发布会上陈述了事情经过：自2016年起，这批艺术品收藏经德国贝尔艺术有限公司及董事会主席马跃协助，在中国巡回展出，“用于促进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2019年年初，她提出请马跃在5月21日前将作品运送至她所指定的香港仓库，以便运回德国用于其他展览项目，马跃却以各种理由拖延，多次催促无果。此时，她才发现这批作品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掌控，无奈之下，只能报案并召开发布会，以防作品被暗中销售。

不过，很快地，马跃也公开通过媒体回应道：“目前基弗、吕佩尔茨、格拉夫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存放在由郑女士控制的深圳、香港、上海的保税区仓库中，保税区的仓库是受海关监管的，全部作品是安全的。她随时可以取走。”也就是说，马跃认为郑涂所说的作品失踪，并不成立。

两方各执一词。那么，这些作品究竟在哪里？在艺术品跨国展览长达三年直至曝出失踪事件背后，发生了什么？

艺术品“失踪事件”的两个主角

当我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堂见到马跃——这位“总估价24亿艺术品失踪案”中被声讨的主角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看起来和他用作微信头像的那幅油画肖像十分神似。“那是我年轻时候给自己画的像”。马跃说。虽然从1994年起便常年生活在德国，但他一开口还是京腔。

据马跃回忆，他和郑涂相识，是在2016年11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安塞姆·基弗在中国”展览之后。马跃是德国贝尔艺术中心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这场宣传中称为“中德交流展览”的德国主办方负责人。他请来的策展人名叫贝娅特·海芬夏特（Beate Reifenscheid），是德国路德维希-科布伦茨博物馆的馆长，“是她向MAP收藏借展的作品。”马跃跟本刊这样介绍。他说，接下来，2016年12月，郑涂通过一个德国画廊的拥有者找到他，想和他进行合作；合作以十年为期，马跃将代理MAP收藏的这批作品在中国的展览展示和销售，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诸如运输、仓储和保险等全部费用，回报是获得作品销售以及衍生品所产生的利润分成。

“中国法律也承认口头合同，以事实论定。”马跃向本刊强调，“做一个展览会产生很多费用，包括策展人的策展费、作品的包装费、运输费、报关费和仓储费，以及展览的宣传费等，这都是我来进行投资，由我承担。”在他看来，现在曝出艺术品失踪事件，是郑涂毁约，是她要“独享这个果实”。当本刊记者提到，郑涂在发布会上称不久前收到了他索要1000万欧元的“损失费”，否则就不交出作品的威胁信时，马跃否认，“我没有威胁过她1000万，至今我也没有计算出来到底我应该向她索赔多少钱，也可能超过1000万欧元”。

对于他们的合作如何开始，事件的另一位主角郑涂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现年63岁的郑涂出生在台湾，10岁随父母从台湾移居德国，在德国已经生活了数十年。在我们的通话中，郑涂语速飞快地指出，是马跃主动在央美的基弗展览开幕后找上门来的，“他当时跟我说，他有一笔来自日本三菱重工业的赞助费，每年300万欧元，用于文化交流，需要艺术品来做展览，所以希望和我合作”。据郑涂回忆，这个时候，MAP的基弗这些作品已经到了中国。“马跃只是一个中间人，负责和（央美）美术馆沟通，和我签署借展协议的合作方实际上是美术馆，他们才是我的合约方。”

她补充了一个细节，想说明她为何相信马跃所说的每年300万欧元赞助费，“基弗那个（央美）展览的运输费也是蛮贵的，他也运输到中国了。”的确，据一位美术馆业内人士佐证，借展方向藏家或者美术馆借用展品，需要自行承担展览期间作品运输、仓储和保险等产生的费用，并且通常而言，还会向藏品拥有者付一笔借展费。基弗展当时被传花费超过2000万元。

郑涂说，来自MAP收藏的三位艺术家的这批作品，从2016年至今，已经在中国巡回展出了9站，包括基弗展4站（2016年11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17年3月南京百家湖美术馆、2017年12月山东美术馆、2018年9月长沙李自健美术馆），吕佩尔茨展4站（2016年8月中华艺术宫、2017年3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17年9月湖北美院美术馆、2018年12月山东美术馆），格拉夫展1站（2018年10月长沙李自健美术馆）。但整个巡回展览期间，她表示作为藏家从未要求过任何借展费用，“我的目的是中德文化交流，没有收取过任何费用”。

“我跟中国各个美术馆的合作是非营利性的，但是我跟她的合作是营利性的。”马跃对于郑涂在媒体发布会上指出MAP收藏将艺术品免费借出而他在做展览时却收取费用，同时展览本身也有门票收入的问题，向本刊这样回应。

郑涂作为藏家，究竟有没有营利性诉求，委托马跃进行艺术品销售？她语气坚决地否定道：“不可能有销售。因为这个收藏都是在一个基金会里边。我只是（跟他）说因为央美那次之后，跟基弗闹得不愉快，所以如果中国有一个收藏家愿意将基弗的收藏整个接过去的话，那可以谈，可是也必须是我跟对方直接谈，而不是经过他来销售。”

2016年围绕基弗展发生的种种纠葛，当时在国内外艺术界甚至行业之外也是比较轰动的新闻。在展览开幕前，作为目前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大师级艺术家，基弗本人发布公开声明称，在展览的全部筹备过程中，自己都被展览的主办方排除在外，对此他感到“非常失望及沮丧”，并提出取消展览的要求。但当时的策展人海芬夏特坚称自己曾与基弗本人有过沟通，最终这场展览还是如期开幕，而其中大部分的参展作品正是来自MAP收藏，只是当时MAP收藏背后的郑涂和中间人马跃都未出面，台前应对的始终是受聘为策展人的海芬夏特，也就是艺术圈内人所说的，商业展览为自己找到的专业的行内“站台人”。

“除了策展人以外，藏家有义务与艺术家进行沟通协调。其次是策展人。我认为主要责任是作品的拥有者。”如今提起这件事，马跃如此申明，并且，他对整体销售的说法完全否认，“白立方、高古轩这些画廊，历史上有一次性卖过这么多东西吗？几十件基弗的作品，整体销售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她这样说实际上是为了规避她委托了我销售。基弗的作品谁会五张五张地买？这违反常识。”在央美基弗展发生的时段，基弗作品的拍卖成交纪录停留在355万美元上，属于在世艺术家里面价格比较高的。

但按照郑涂所说，基弗展那次风波，和后来整体出售基弗作品的提议是相关联的，“他（马跃）开幕的时候都没有通知我，等到闹起这么大的风波的时候，我才从报上得知。我根本不晓得他们要哪一天开展。而且（按惯例）不是藏家通知艺术家，是策展人要通知艺术家。这搞得我跟基弗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所以当时他（马跃）跟我说恒大集团想要接手这批艺术品，我说那我们可以谈，只要这个收藏不拆开。”

围绕MAP收藏和贝尔艺术的疑问

11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后，很快网络上便有了各种文章来披露内情。其中有人写出郑涂的详细身份和个人经历：原名为郑春菊，与吕尔森造船厂负责国际业务的律师涂学明结为夫妻后，冠以夫姓改名涂郑春菊。这个名字曾与台湾历史上最大的武器采购和腐败案联系在一起。

据台湾媒体报道，1993年，台湾海军总部武获室执行长尹清枫上校在去一家咖啡馆开会的路上失踪。当时台湾海军有巨额编制，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而尹清枫是计划的执行人，先后经手了海测舰、猎雷舰、拉法耶舰的选型、编制预算工作。第二天渔民在宜兰外海发现了他的尸体。事后台湾媒体披露，那天他要碰面、商讨军用装备采购事宜的人，正是代表德国不莱梅一所造船厂前来见面的涂郑春菊。尹清枫最终被定义为“自杀”，郑涂没有受到任何波及，并在之后顺利拿到合约。

一时之间，许多人猜测郑涂具有“军火商”背景。

在交谈过程中，马跃也不断向我暗示，MAP这批收藏可能来源不明，“号称总价24亿的作品，不签合同就交付于我，我说什么她都相信。我从来没有和三菱重工业有过交集”。

“我知道他老是在那儿扯军火商，他现在反正是要转移焦点，”当我向郑涂求证这段经历和猜测时，她表示不希望挖她个人的事情，跟艺术品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并强调，“事实上这是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一起法律纠纷，我先生是律师，当时他代表德国一家公司到台湾，去跟台湾防务部门沟通一个合约，后来变成我代表他去。这跟军火能扯上什么关系？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从艺术家的工作室或者画廊购买的，有银行汇款单。而且我的这些收藏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美术馆是真的有10年的（展示）合约，如果收藏来历不明，欧洲的美术馆敢和你长期签署契约吗？”

网友们也没有放过爆料马跃和他的“贝尔艺术中心”。其实这是一家2012年成立于德国汉堡的商业画廊，注册名称为“贝尔艺术有限公司”，由马跃和一位名叫维里德里希·冯·沙尔（Wilderich Grafvon Schall-Riaucour）的德国伯爵联合创办，“贝尔”正取自这位伯爵的著名的祖上——亚当·肖尔·贝尔（Adam Schall von Bell）——的名字，他在中国历史上以“汤若望”广为人知。汤若望是教士，也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1622年至1666年间来华传教，居住在北京城，曾被明清两朝重用，长期以来被视作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典范。

现年76岁的维里德里希伯爵和家人拥有并管理着德国北威州低地Vorhelm庄园的森林和土地，确实是一位在当地有影响力的贵族。马跃如何与伯爵搭上了关系？根据《南德意志报》的报道，马跃和伯爵20年前在一次贸易合作中相识。当时马跃经营一家贸易公司Glory Union，向伯爵家族的庄园购买橡木。马跃很快和伯爵成为朋友。据一些报道中说，马跃曾向伯爵提出过不少合作的想法，都未获得伯爵的认同，而当马跃提议创立贝尔艺术有限公司，从事文化艺术交流相关的事情时，伯爵没有拒绝，并授权该公司可以使用他们家族的姓氏和徽标。

如今，贝尔艺术有限公司尽管已经处于清算状态，它的主页介绍上仍然写着，“目的是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艺术交流建立一个平台”。

之后，贝尔艺术确实也开展了一系列如它所介绍的“中国和欧洲艺术交流”的工作。如今网上仍然可以查询到，2014年，贝尔艺术组织国内杨飞云、朝戈、谢东明、焦小健、段正渠、白蒂、张西等7位油画家参加了第六届中欧论坛汉堡峰会。不过这次的交流项目，却同样陷入麻烦，令来自广州画院的艺术家张西与贝尔公司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纠纷，张西指控贝尔艺术有限公司扣留其用于展览的27件作品未曾归还，并且也没有收到任何赔偿。而贝尔公司否认收到过她的作品，并指张西单方面违约，要求她赔偿合同期内贝尔为其垫付的所有费用共计153812.5欧元。

另一个正在受理的与贝尔公司相关的案件，则是德国艺术家尤韦·埃塞尔（Uwe Esser）状告马跃侵吞他人财产。2015年埃塞尔曾借给贝尔艺术有限公司四件艺术品，用于在南京的一个展览。此后，他说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作品，至今也未收到任何补偿。该案将于2020年1月24日在德国克雷费尔德开庭审理。当我把关于这个新闻的有关报道发给马跃后，他回复道：“我不知道，那是我们公司的行为，这个艺术家我都不认识。”

不知是不是受到这些风波的影响，2015年，维里德里希伯爵不再出任贝尔艺术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只保留了公司监事顾问的身份。如今贝尔艺术有限公司所处于的清算状况，也遭到关于公司资金链是否出现了问题的质疑。对此，马跃也向本刊说：“维里德里希伯爵现在都没有退出。他是我的合伙人，持有公司股权，岁数大了退出，这有什么关系？而且，一个公司正常的成立和解除，都是处于一种商业上的正常考量。我把原来的账结清了重新再开始，这又有什么关系？跟郑涂的合作是我本人跟她的约定，并不是贝尔公司跟她的约定，95%的钱是我个人出的。”

如果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那么，在“估价24亿元的艺术品失踪”这一最新事件中，我们又看到同一个“罗生门”似的焦点：这么一批多达352件的艺术品失踪了吗？如果没有，艺术品究竟在哪里，又处于什么状况？

“失踪的艺术品”究竟在哪儿？

马跃滑动着手机屏幕，一条条给我展示了他在微信上和郑涂关于目前艺术品所在位置的对话：

5月13日，郑涂说阿塞拜疆美术馆要为格拉夫（三位当事艺术家之一）举办个展，她需要这批作品，询问它们在哪儿；

5月20日，马跃回复郑涂，说2018年12月从长沙李自健美术馆来到深圳保税仓库的这批基弗和格拉夫的作品，需要郑涂与一位名叫雅荣的人联系出库；

5月23日，马跃给郑涂发送香港仓库的地址和联络人彭姓商人的存货证明，他手上有部分吕佩尔茨的作品；

6月3日，马跃给郑涂发送了上海报税仓库部分基弗作品的存货证明。

“而且每个地方的联系人电话，我也全部告诉她了。怎么现在艺术品就失踪了？这是在撒谎。”马跃表示这是他接受采访最希望澄清的问题，他说所有作品的运输、报关和仓储等展览流程都经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但是，“作品具体数量，我不负责”。

马跃要郑涂联系出库的雅荣，是深圳一家文化机构的负责人，两年前开始筹备创立自己的美术馆。本来从长沙李自健美术馆来到深圳保税仓库的这批吕佩尔茨和格拉夫的作品，应该出现在雅荣美术馆的开幕首展上。她和马跃的纠纷，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说到。

总之，马跃强调今年5月份，郑涂曾和雅荣到深圳某派出所报案。6月1日左右，他收到了警察来电，让他去一趟警察局说明情况。马跃说因为当时有公务在身，他与郑涂约定6月5日下午2点派出所见面，但当天郑涂并未现身，她自称已经前往巴黎，只有两个她委托的律师到场。到了第二天6月6日，马跃说他再次要求郑涂到仓库提取作品，“但她还是没来，委派了一家上海的物流公司作为代理人跟我办理了交接手续”。马跃解释道，这批货物都是他在深圳保税区仓库入库的，自己属于货物的物权人，郑涂如果需要提取货物，需要有他的授权，“说白了我手里有一张纸，我给她就OK了，她拿着这张纸直接提货完事。就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的事，为何迟迟无人提货，反而演变为“失踪”？

“马跃知道我的行程，故意拖延。”郑涂在接受本刊采访中说，“现在我只知道这些地方有一些运输用的木箱子，但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不知道。我曾委托雅荣去开箱，但他恐吓人家，说没有他的签字，里边如果是石头也要雅荣负责，所以他们不敢开箱。而且那张授权只有一个星期的有效期，过了时间我们要开箱还是得他再来。”

郑涂还指出另一个她无法提货的原因，“上海、香港还有深圳，马跃各个地方都欠了钱，他把这些货物作为抵押，在结清欠款前，人家也不会把箱子给我”。

我联系了上海负责这批作品运输的供应链公司的负责人周先生，周先生向本刊证实了郑涂的说法，他说，马跃已经拖欠他们各项费用合计约140万元（截至发稿前）。这批作品5月份时本来是预订要运出去的，但后来被取消了，“现在货物在我手上，原则上这也不叫扣押，只要他把钱结清，立刻可以拿走”。目前，周已经委托律师起诉马跃。

与此同时，雅荣也开始怀疑之前马跃的承诺。

雅荣回忆，2018年年底，经由朋友的介绍，马跃向雅荣提出，自己有基弗这样一批收藏，希望向他们租借场地展示。“在洽谈租借条件期间，他在长沙李自健美术馆的展览结束了，就把东西直接运到了深圳。当时我说美术馆还在建，还不具备场地出租的条件，也没办法提供给你。他说不用，你先帮我找个仓库。当时我想，这么重要的作品来都来关口了，那肯定要帮他找地方。后来我就找到火凤凰的一个仓库把它暂时存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雅荣回忆道，“那是去年12月份的事情，等到作品到了以后，他就不再跟我谈租赁的事情，说他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艺术作品了。然后他又提议把这些收藏给美术馆共同运营十年，并提出占股40%，同时负责美术馆的运营管理，我们还为此成立了一家公司，合作协议中明确提出：需要他出具关于作品合法性的文件。但合同签了后，他用各种理由推搪一直给不了最终的文件。”

此后，两人之间冲突不断。首先是在美术馆的人员招聘上，雅荣发现马跃招了很多销售。“他说美术馆最大的利润来自销售。但我坚持美术馆是非营利性机构，只做展览和公共教育，没有必要去销售作品，这是画廊干的事情。后来他开始向合作的投资基金公司借钱，他说拿一件作品抵押，如果美术馆有盈利，他就把这件作品赎回去，没有的话就把这件作品给投资公司。然后他拿出基弗的画作让公司投资人挑选，因为投资人要求开箱看原作，他说以后展出的时候再看，最后提出用作品的仓单作抵押，相当于这批货物的货主现在是投资公司和马跃双方了，要拿作品，都得对方同意。如果擅自开箱，是可以被对方起诉的。”

而真正引起雅荣和投资公司怀疑艺术品来源的原因，是她后来去仓库看货时，发现有个箱子里的作品可能出现了问题。据雅荣介绍，保税仓库里每个箱子上都贴有防震标签，如果产生了剧烈震动就会变色，而现在这个平衡标已经从绿色变红色了，里面的物品很可能有损坏。“当时我就很着急，说赶紧报保险公司。他却很生气，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一个爱好艺术品的人不应该是这样的反应，如果我自己收藏的东西有一点损伤我肯定很心疼。”

跨国展览背后的生态链

雅荣开始追查马跃曾经合作的伙伴。偶然机会下，她认识了曾为马跃做展览翻译的小伙子，通过他联系到德国联邦国家美术馆前馆长文策尔·雅各布（Wenzel Jacob），他曾担任过基弗展览的德方策展人，“见了他一切就明白了，所有藏品都是郑涂的。”

雅各布也是长沙李自健美术馆“蕾娜特·格拉夫摄影作品展”以及山东美术馆“重塑——吕佩尔茨雕塑及绘画作品展”的德方策展人。这也是MAP收藏中国巡展中的两站。郑涂说，她也是根据雅各布对长沙展览现场的描述才开始对这场合作产生怀疑的。我向雅各布了解到，根据策展人事先提供的展览计划，运输公司将所有装有艺术品的木箱分放到各展厅后，应该由中德双方的策展人，以及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运输公司的大卫·施洛默，在海关人员的见证下一起开箱和装箱，贝尔艺术的工作人员则应负责在现场做笔录。

此前几次筹备和撤展的流程皆符合这一国际展览规定，但在长沙站时，却出现了异常情况。“尽管我们在2018年9月26日到10月1日期间都在长沙，但并未被通知出席所谓有海关在场的撤展现场，这意味着我们不知哪些作品被打包在了木箱里。必须补充的是，官方演讲中，马先生禁止翻译人员翻译我致辞中所提到的MAP收藏。至今策展费和翻译费也都尚未支付。”雅各布说。

随后，这批作品便被运送到了深圳。而据郑涂所言，山东美术馆的撤展现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当时我去山东美术馆时，就觉得很奇怪，只展了吕佩尔茨一部分后期的作品。当时马跃解释说因为这个展览的重点是雕塑，但山东美术馆的馆长张望告诉我这和他们原来约定的有所不同。所以我告诉马跃，让他把吕佩尔茨的早期作品运来再重新布展一次，展览可以延期三个月。后来他一直跟我说展览还在继续，结果却私自就把展览给撤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批作品在香港的彭姓商人手中，他欠了彭的钱，彭不答应把作品运过来”。

从山东美术馆撤展的那批作品，在今年6月中下旬抵达了香港某码头，郑涂传给我一份作品的报关清单，指出山东和深圳的作品在向海关做进出口备案时，都低报了价格，每件作品仅报了八九百欧元的价值。她向我解释：“现在马跃要我付这笔运输费用，我说可以，你先把作品运送到指定仓库，因为码头不准开箱检查，如果到了仓库在海关的见证下，我们发现作品没有问题，我再付这笔钱。如果现在我签了字后发现里面作品不对，怎么办？”郑涂希望解释她为什么不去独自提货。从这两方表述来看，“失踪”只是矛盾激化后面对媒体的策略，事实上，艺术品是成为了跨国展览中利益冲突的“抵押”。

一位画廊从业人员向本刊介绍，对于画廊而言，根据运输方式不同，引入国外艺术家作品需要提前数周乃至数月向有关部门申请艺术品进口批文，然后向海关缴纳货值相对应的保证金。如果是临时进口，通常是6个月至一年。入关后可以在国内展出和销售，发生交易的作品，须向海关缴纳作品申报价值相应的税费，未销售的作品，在返还给出口国时海关方才退还缴纳的保证金；如果是永久进口，则需要根据作品的申报价值，一次性缴纳作品对应的所有税费方可入关。

保证金和税费，根据不同国家的规定以及作品的材质有所不同，前几年浮动在20%左右，这两年有所下调，但许多艺术机构还是会选择低报艺术品价格，减少这部分的成本。“但如果作品出了问题，也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不过基弗和吕佩尔茨这种级别艺术家的作品，才只申报了几百欧，复制品都比这个价格贵，即使是低报也太少了。”

美术馆引入国外艺术家的展览，也与此类似，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涉外展览批文，拿到批文后运输公司开始准备海关备案（俗称报关），备案的临时进口的作品应与批文后附作品清单一致，报关需提供作品的货值，缴纳相应的保证金，保证金为货值的关税及增值税部分，作品抵达机场后，再由运输公司代理清关，即海关放行货物，并在作品抵达场馆后在海关的监督下开箱，由借展方、运输公司和出借方三方点交，做作品状况报告。撤展时也亦如此。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认同郑涂对作品的担忧，“特别是格拉夫的摄影作品，通过扫描以收藏级打印出来，很容易被造假。海关没有专业的艺术知识，是依靠展览场地的监控进行查看，以上海为例，海关要求展览场地全部监控覆盖，监控录像需储存至少三个月以上，海关也会随机抽查核验场地和作品。”

马跃否认自己低报作品价格，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坚称不交接的理由是：“中国海关报关必须由在中国有进出口报关权的企业进行，个人和外资是不允许的。我作为投资人只持有各方转接作品的交接单，作品数量由美术馆、布展公司、物流方、仓库清点。我只负责投资，不参与整体的交接运营，我也不会开箱验收。”

和郑涂一样，他在采访中也想让人看到自己对艺术品的状况是担心的：“2019年5月她通知我将此前在山东美术馆展出的吕佩尔茨的作品运送到香港。6月15日作品已经抵达。出于对艺术品的热爱，我已及时通知她和她的代理公司，请尽快提交付款，将作品拿走，码头高温、潮湿、集装箱的环境，作品的安全是问题。”

尽管这件事仍旧扑朔迷离，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但艺术品可能已经成为了其中最大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