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视春晚舞台背后的故事 节目突然被撤是常态（组图）
央视春晚不只是纯粹的综艺晚会，其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已被上升为中国国家叙事及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载体。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4个多小时的晚会很难从头坚持到尾，但对于央视来说，每一帧的画面把控都至关重要，因此，在看似充满光彩与殊荣的舞台背后实则有不少的角力甚至非常理性的要求。
就在2021年央视春晚第三次联排之时，中国舞蹈演员杨丽萍于2月3日通过微博透露自己团队创作的以牛为主题的舞蹈“忽然无缘春晚”，言辞之间颇有痛惜之情。事实上，类似节目突然被撤的遭遇是历年央视春晚的常态，即使是杨丽萍这样的央视春晚“常客”也在所难免。例如2020年鼠年央视春晚中有一档小品类节目《机场姐妹花》，据悉该节目是由中国喜剧界女演员金靖与其搭档刘胜瑛历经大半年所创作，但是在当时的作品呈现中，刘胜瑛没有出现在作品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娱乐界的年轻女演员。该次换角事件之后，演员金靖曾在社交平台以“难以预料”等表达对搭档被换的消极情绪。
类似案例实在枚不胜举，虽然这已是央视春晚节目遴选的一种常态，但观众除了在中国农历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准时收看已经准备完毕的节目之外，对于这些节目的选拔准备过程所知甚少。而那些在网络上引起关注甚至产生争议的撤换节目、演员等事件的具体原因外界也不得而知，只能陷入猜测。
事实上，作为中国官方顶级播放平台，央视自身的属性以及其面向的受众本身就会对其传播内容有限制，哪怕仅仅是一场庆祝新年的综艺晚会也必须接受这样的平台定性。这种限制从节目内容导向到节目形式确定，从参演人员任用到服装造型把控等等无处不在。根据中国内地媒体的描述，要打造一场平均时长为4.5小时的央视春晚，一般要提前4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准备，经过五次完整的联排，调动成千上万的演职工作人员。而在接近晚会播出之前，诸如杨丽萍、金靖这般已经完成的创作也极有可能被单方面宣布撤用。
节目创作本身的艺术性限制、数轮联排的大工程调用、随时被撤换的不安情绪等等令曾经多次登上春晚舞台或者民间呼声很高的演员们对此望而却步。例如参加了21次春晚，且创作了无数中国民众喜爱的小品类节目的演员赵本山自2011年后已与这个舞台阔别10年。
尽管期间他一直是中国民众对春晚舞台呼声最高的，但至今未再现身春晚舞台，被问及原因仅表示“压力太大了”。而他的“黄金搭档”宋丹丹在更早的2008年之后便不再现身央视春晚，虽然2020年的鼠年春晚其一改此前参演的小品类形式，以“歌手”的身份现身，但也强调只是“回来告别”。谈及参加央视春晚的感受，其称“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疲惫无法形容”，压力太大。
对于创作者而言，这种压力除了宋丹丹所说身体上的疲惫，更重要的是创作者与央视之间的分歧。曾经在央视春晚舞台奉献了诸多受欢迎作品的演员陈佩斯与朱时茂对此深有同感。除了二人与央视的版权纠纷外，陈佩斯在多年后表示离开央视舞台是因为“那不是一个创作的氛围”，无论是在节目创作本身的把握上，还是与央视员工的沟通上，“各个部门之间不是想着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互相掣肘。”事实上，这种创作与平台之间的矛盾是中国文艺环境一直存在的困扰，这些年央视春晚的语言类作品越来越难产出那种能令观众记忆深刻且发人深省的作品了。很难说这之间不无关系。
此外，近些年地方卫视崛起，其对央视春晚的冲击产生可见的影响。而央视春晚似乎也在努力作出一些改变，例如更新主持团队、邀请当红的娱乐明星，推出迎合年轻观众喜爱的节目等等，甚至推出直播互动抢红包等方式拉抬收视。尽管如此，近些年央视春晚一直面临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甚至负面的评价一度占据互联网舆论空间。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国人习惯在除夕夜看央视春晚是在那个电视逐渐普及的年代，中国经济逐渐腾飞的时代下的一种新的庆祝方式。彼时，因回大陆探亲登上1987年央视春晚的台湾歌手费翔引领了中国男性烫头、穿燕尾服，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潮流；1984年身穿中山装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香港歌手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巨星；1990年代以及千禧年后，陈佩斯与朱时茂，赵本山与赵丽蓉、宋丹丹、范伟等的小品每年都是观众最期盼与津津乐道的节目......
如今，无论是传播方式的多元化还是受众群体的变迁，央视春晚虽然仍具有不小的号召力，但其本身所承载的内容正在快速失魅已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央视春晚”其本身的形式意义外，这台除夕大戏依靠其本身的内容力量还能创造多少优秀作品，留住多少观众恐怕是个不太乐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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