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中国战略”聚焦人权和贸易，欧洲中立国的战略考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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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瑞士大使馆3月22日表示，这份“中国战略”文件对中国政治制度、少数民族政策和人权发展状况等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给中国贴上一些恶意的标签。”

韦伯教授介绍说，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对瑞士与中国关系的讨论确实有了越来越大的声势。

“这与中共政权日益专制、新疆和香港事件、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以及对瑞典和捷克的干涉有关。当然，美国的竞争立场也起到了作用。在瑞士国内讨论的话题包括中国收购公司、保护生活在这里的藏人和维吾尔人等问题。”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张勇进（Professor Yongjin Zhang）向BBC中文表示，“欧洲的自由民主国家，无论是欧盟成员国还是（像瑞士这样的）非欧盟成员国，都受到国际间明显的压力，对中国内部，特别是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新疆和香港的人权恶化问题采取强硬的立场。”

不过张勇进认为，这倒不一定与中国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战略竞争有直接的关联。

包括瑞士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多年来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保持“对话”和接触的政策。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4月举行的欧盟与中国人权第37次对话中，欧盟就已经向中国方面就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受到打压、新疆、西藏的人权问题表示关注。

国际社会对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的人权表示关注，中国反驳说西方媒体和政府传播相信“假新闻”。

2019年7月，瑞士和21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联名发出声明，批评中国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激怒了中国。瑞士与中国的人权对话因此陷入僵局。

有鉴于此，韦伯教授认为，“瑞士政府在对华政策中公开批评并不令人意外”。

瑞士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Ignazio Cassis)19日在介绍中国战略时表示希望能继续人权对话。他说：“困难的对话也好过没有对话。”

3.瑞士与中国关系70年

瑞士是最早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这为后来两国关系发展打下基础。

早在中国经济开放之前的1974年12月，中国就同瑞士签订《中瑞贸易协定》。1979年瑞士政府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

2013年7月签订的《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和全球经济前20强国家签署的首个双边自贸协定。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2020年1月至8月，双边贸易额148.2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瑞士34.2亿美元，从瑞士进口114亿美元。实际上，瑞士是中国为数不多有贸易赤字的国家，而且金额名列前茅。

因此，在瑞士第一份中国战略文件中，与中国的贸易、投资、促进出口、教育、研究、创新和旅游都是经济繁荣议题中的关键领域。

政治方面，两国高层过去二十多年密切互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瑞士，并参加了当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为首位参加该论坛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新高潮。

2019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时表示，瑞士是最早承认并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这体现了瑞士政府的长远战略眼光”。习近平还曾表示：中瑞关系始终走在中欧关系前列。

中立国瑞士

瑞士在国际间以政治“中立”著称。过去200年来，瑞士在纷乱的欧洲强国争霸中，为自己赢得“中立”的地位。

瑞士政府网站上有关于中立政策的基本原则：人道主义、绝不参与战争，绝不允许交战国使用其领土，也不为交战国提供雇佣兵部队。

瑞士在政治防卫事务上的中立，与其在外交领域的积极主动，被认为是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最佳选择。但是，近年来瑞士政府在与中国加强关系的过程中，被批评过于向中国妥协。

中国认同瑞士每年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和天津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提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后，瑞士和英国一样，是最早成为意向创始国的西方国家。

2019年瑞士联邦联邦主席毛雷尔曾为瑞士支持“一带一路”政策辩护说：“作为一个秉持中立、独立立场的国家，我们的行为与决策依据我们自己的判断而行，我们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我能清楚地看到，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全球经济呈现向好增长态势。此举创造了就业岗位，并为安全局势创建了条件。经济繁荣昌盛富足的地方，冲突也很少出现。”

尽管中国批评瑞士的这份对华战略中的某些说法“背离基本事实，不利于中瑞关系健康发展”，但中国驻瑞士大使王世廷也承认它有积极面。

瑞士巴塞尔大学的拉尔夫·韦伯教授向BBC中文表示：瑞士基本上希望将自己定位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不与任何一个国家结盟，因此强调对中国采取独立的政策。

“但与此同时，瑞士明白有必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其实瑞士想到的是欧盟和欧洲国家，正如瑞士外长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的那样，瑞士对美国的自然亲近感当然要强过对中国的自然亲近感。”

韦伯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瑞士官方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好，在此背景下，“瑞士的适度批评立场可能是一个信号，预示其他欧洲国家将会怎么做。不过，瑞士不会比其他国家走在更前面。”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张勇进教授也认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不断变化的战略背景下，因为西方国家自称与中国的价值观不同的情况下，发表这份似乎经过了精心措辞的文件，是瑞士政府为了确保与中国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保障其经济繁荣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行动。”

困局与出路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中美之间的角力对抗越来越严峻，预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像瑞士一样，必须制订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对华政策。

韦伯教授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必须找到如何与中国合作的方法，以避免事态升级，因为这种升级可能最终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但民主国家同时也要清楚地表明，如果（中国）逾越了某些红线，那么这些国家不仅会礼节性地阐明看法，而且会在必要时有所行动，即使这需要付出实际代价。

他说：“中国有一长串越过这种红线的例子，从国内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到监视居住的做法，再到南海问题，等等。但自由民主国家本身也应该承受很多批判的审视。这并不是一个这边是专制的中国什么都坏，那边是自由民主国家什么都好的问题。 如果这么简单区分，那未免太容易了。”

在布里斯托大学的张勇进教授看来，中国政府至少可以做两件事来应对国际间的批评。

“中国可以对新疆发生的事情更加透明，不仅是那些‘去激进化’计划和营地，还包括新疆强迫劳动等相关指控。更为有效的是，中国政府应该如这份瑞士文件所建议的那样，以真诚的态度重新与西方进行定期的双边人权对话。”

张勇进说，双边人权对话在1990年代对缓解许多欧洲国家关注中国的人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中国不想再次在保障人权问题上被归入与国际脱轨的落后国家行列，为什么现在不对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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