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与“躺平”之间挣扎的中国年轻人（图）

“内卷”与“躺平”是当下中国90后甚至00后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一个代表“退出竞争”，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折射出年青一代对中国社会竞争白热化的挫折感。

27岁的孙珂来自中国东部一座小城，家境优渥。与数千万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他想要通过自己努力，在大城市买房买车，站稳脚跟。

他认为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会太难。过去二三十年间，对于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几代中国人来说，有房有车、成为中产已经形成一条既定的社会上升通道，甚至白手起家、成为千万富翁的励志故事也比比皆是。

凭借父母的资助和自己存下的一点钱，他认为自己可以与社交媒体上他时常看到的其他创业发家故事一样，很快过上想要的生活。2018年底，从学校毕业后不久，他和朋友在上海一座大学附近开了一家销售串串的食品店，两人共投资65万元人民币。

很快他便意识到，市场的饱和与竞争的激烈超出他的预期，想要赚钱已经不像父母一辈人那么容易。大品牌和外卖平台几乎掌握了行业规则，他的小店进入市场已经太晚。

为了竞争在外卖平台的排名，提高曝光度，他们只能尽量压低商品价格。标价50元人民币的一单订单，减去各种活动折扣后，顾客可能只需要付25元，而商家要支付活动折扣价格、外卖配送价格以及平台服务费。

“所有新商家为了活下来都在倒贴钱做生意，一个新店要做成功真的就像登天一样难。”哪怕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凌晨三四点回家，他的生意仍然没有起色。

2020年，面对亏损100多万的现实，他们最终选择关掉这间店。在他看来，自己的经历与许多同龄人在不同领域面临的困境一样，是“社会内卷化”的一种表现。

“大家考虑的不是怎么真正去提高质量，而是相互消耗，真的像噩梦一样”，他说。“结果就是大家都是输家”。

北京高峰时段下班的通勤者。

内卷一代

作为一个人类学术语，内卷原本用来指亚洲农业社会中长期精耕细作投入大量劳动力却没有实现经济突破的问题。在各个行业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中国年轻人认为，他们面对竞争的无力感与这个现象有共通之处。

在微博上，与内卷有关的各类话题浏览量累计已经突破10亿，在去年一项评选中，内卷成为中国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

2020年，几张清华大学学生用功读书的照片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内卷”引发的讨论由此开始。照片中，有人骑在自行车上包着笔记本电脑写论文，有人边骑车边看书，有人骑车吃面。“清华卷王”的说法开始传出，中国最高学府的竞争之激烈引发许多年轻人的共鸣。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清华大学学生边骑车边操作笔记本电脑的照片。

有学生向中国媒体举例说明这个词的内涵：一篇论文作业的字数要求本是5000字左右，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许多人选择写到8000到10000字甚至更多。到最后，可以获得最高档成绩的学生比例没有发生改变，但几乎每个人上交的作业已经大大超出了老师的要求。

如今这个词语已经被各个行业借用。29岁的苏菲在一家中国顶级互联网公司工作。她表示，近两年来由于互联网市场饱和，自己不仅要面临互联网行业常见的“996”式加班，还有公司内部其他团队带来的“被动竞争”。

“原来是同一个项目每一人负责一个模块，如今好项目变少了，就会有很多人会来抢你独立负责的模块，大家都想来分一杯羹。”

她称自己的情况不是孤例。“我卷，我下面的人也在卷，我老板、甚至老板的老板老板也卷”。

“内卷在中国的语义与竞争白热化高度联系在一起。年轻人不断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如果不努力、不竞争就会落后、淘汰、出局……但他们一直在同一个水平上，像一个陀螺被敲打，却没有突破，”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分析道。

“他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很累，觉得自己重复性的投入没有形成突破，看不到意义。”

“历史性时刻”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取市场经济体制，GDP常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几十年来，“致富”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目标，中国中产阶级群体迅速壮大。

根据麦肯锡公司《2020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10年以前，92%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年收入为14万元人民币或更少，如今已有50%的中国家庭跻身较富裕家庭行列，可支配年收入达14万至30万元人民币。

孙珂的父亲便是凭借医药器材生意和炒股，给全家带来了几套房子和优渥的生活。在他看来，内卷的本质是这一代人机会的减少。

“我们父母的那个年代虽然有他们的限制，但也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机遇，因为一切都刚刚开始，都是新的，都可以去试试，如果你敢想敢做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观察人士认为，“内卷化”讨论背后，是已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面对错过机会窗口期的一种挫折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眼见父辈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畅想自己也会面临一样广阔的机遇，但现实已非如此。

“现在的人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发现有太多竞争，不再像是90年代或者21世纪最早几年那样，只要有一个想法就有机会去创业迅速致富，那个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跨学科研究讲师徐舫表示。

她指出，在数十年发展后，中国已经实现几代领导人希望的“与世界接轨”，出现典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然而，与西方工业革命相比，中国实现这一阶段的过程十分短暂。

“这短暂到它仍停留在人们鲜活的记忆里。这些年轻人的父母，甚至只比他们大10岁的邻居可以在这个年纪获取那么多利益，但如今这个窗口对他们却关上了。”

“某种程度上，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她表示。

“资本家闭嘴”

对于“被卷” 感到不满的年轻人发现，他们的沮丧无法被已经获得成功的上一代人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他们的雇主、资本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

在最受中国年轻人青睐的互联网行业，一群程序员因为不满行业常见的高强度加班“996”工作模式（每天早9点一直工作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他们在网络上发起一场抗议运动。他们提议所有人准时下班回家，还建立了一份“996”黑名单。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被很多中国年轻人视为偶像，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将其批评为“资本家”。

“内卷”引起热议的同时，中国年轻人与资本对立的情绪也日渐高涨。在一档职场类节目上，中国时尚界著名人物、《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 China）前总编辑苏芒将“内卷”解读为“欲望与惰性的差距”。许多年轻人认为，这代表了“资本家”的典型观点。

“你们所有的苦恼只来自这一个，就是欲望太高，然后惰性很强……所有的迷茫和困惑，都没有那么难解决，”苏芒在节目中说。

“如果老板们能理解社畜，哪里还会有996，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内卷，”一名娱乐博主在微博上回应写道。

“建议资本家闭嘴，”不止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这样评论。

苏芒最终道歉，称自己在评论前没有准确理解“内卷”的含义，本意只想“鼓励大家积极，不想制造焦虑”。

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是曾经创造中国式成功神话的马云。他曾支持“996”，称这种工作模式一种“福报”。而这两年间，他已跌下神坛，不仅阿里巴巴收到中国政府开除的182亿元反垄断罚单，他本人的形象也从“马爸爸”变为“吸血鬼”与“资本家”。

一则马云的视频被指责他是“资本家”的弹幕淹没。

在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这种“仇富”心理存在范围的扩大似乎不出意外。

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21年全球富豪榜，包括香港与澳门在内，中国有698位亿万富翁，数量居全球第二，今年新增210名亿万富翁，比全球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曾在去年公开表示，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

互联网经济的发达，让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加入了外卖员的队伍，但他们的工作也相当艰辛。

而中国政治学者吴强表示，反资本的倾向在中国越来越强，其原因之一在于，正常的劳资谈判在中国无法进行。

他认为，政府以国家强制力剥夺了劳资双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于是在就业、住房、婚恋等多方面压力面前，与资本的对立是年轻人可以最直接感受到的矛盾。

“他们感受不到政府对他们的强制暴力的使用，感受不到防火墙这种束缚，对这些人来讲，他们陷入的是一种科技苦力主义当中，无论是制造业的工人还是IT白领，最直接的不满都是以管理层、资本、KPI考核形式出现的，”吴强称。

他继而指出，在对企业家的情绪变化中，中国当局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加剧了这种转变。

自2018年以来，所谓“私营企业退场论”与政府希望扶持国营企业、消减民营企业的“国进民退”说法在中国一直不绝。吴强表示，在政府主动打弱资本光环的时候，普通民众可以明确感受到政府对企业家态度的变化，于是迅速把“这种民粹主义投入转向成对企业家的不满”。

躺平出现

在流行半年多以后，一个与“内卷”截然相反的新词——“躺平”横空出现，将这场讨论带入下半场。

今年4月，在类似网络论坛的一个“百度”贴吧里，一篇《躺平即是正义》的发帖吸引了许多目光。

“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没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人大可不必如此，”文中写道。

“我可以向第欧根尼之水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向赫拉克利特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

“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在中国，激烈的竞争往往从很小的年纪便开始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通过大学入学考试——高考。

署名为“好心的旅行家”的这则发言在网络上获得大量转发，他本人也被获封“躺平学大师”。“只要我躺得够快，资本就剥削不到我”，“社会险恶，先躺为敬”，许多人纷纷这样附和。

牛津大学教授项飙认为，躺平是年轻人对“内卷”的一种反抗，是以放弃他们认为无意义的努力来退出竞争。虽然这个概念并没有提供不同的行动方案，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事，说明大家开始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他称。

中国官方媒体对于“躺平”的讨论表示担忧，甚至谴责。《光明日报》发文指出，“躺平族”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多不利”，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等挑战的背景下，社会需要青年带来“创造性贡献”，而“未富先躺”的倾向需要引起警惕。

《南方日报》则直接抨击称“躺平可耻”。“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在压力面前选择‘躺平’不仅不正义，还是可耻的，这样的‘毒鸡汤’没有任何价值，”文章称。

《中国科学报》在微信公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则指，“‘躺平’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徐舫认为，官方媒体报道这些话题属于“维稳”的一种方式，意在使年轻人将他们的情绪通过网络与媒体释放，而非社会运动。而在中国社会价值观下，“躺平”无疑会被许多人视作一种问题。

“在中国内地，人人都是‘祖国的花朵’，你只能按照这一条国家允许的绝对路线。如果你走上不同方向，你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社会会改正你。在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下生活了数十年之后，在中国社会的理念中只有一条路可走。”

内卷仍将继续

在互联网行业已经工作多年的苏菲认为，“只要我还在工作，内卷就会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她说。

徐舫表示，在工业化社会没有出现重大科技革命之前，中国人“内卷”的状态在未来五到十年间仍将继续。

但她同时指出，在中国自上而下的管控体制下，要想解决年轻人对内卷的不满，关键要看中国政府会否出手解决讨论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加班也因此成为很多公司的常态。

“为什么一个可以在清理街上小贩问题上那么严格的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劳工条例不认真看一眼？”徐舫表示。“这是关于社会结构的问题，需要出台一些措施进行应对。”

项飙强调，“内卷” 现象实质是一种中产阶级焦虑，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也没有快捷的解决办法。

“最重要的不是哪里出了问题，而是怎么才能形成一种社会合力。现在（中国）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因为其中有很多利益，都是靠不合理吃饭，”他表示。

在互联网工作已经多年的苏菲似乎已经接受自己将会继续“内卷” 的现实。“我也很想躺平，但总还是要赚钱吃饭的，” 她说。

“我想只要我还在工作，内卷就会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