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央行换帅，欧元区货币决策进入“新”时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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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魏德曼时期德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很可能会有所转变，即对物价稳定目标不再保持高度敏感，对待宽松型货币政策也或难再现鹰式强硬。

德国央行作为欧元区的“精神内核”，既是历史上以长期坚持物价稳定目标和决策独立在世界上获得良好声誉的央行，也是欧洲央行的建设模板。然而，当谨慎的德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放弃自己的货币马克，成为欧洲中央银行系统中的一员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当为19个成员国作货币决策的欧洲央行，几次触碰“物价稳定”红线，而德国央行代表以强硬的“鹰派”作风反对这些非常规操作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地位和影响力已今非昔比的德国央行，还有欧元区货币决策风向标的物换星移。

随着魏德曼这位德国鹰派的离去，欧元区似乎就要进入一个全新的货币决策时代。

突然放弃的“猎鹰”

今年10月，在位十年的德国央行行长严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发布个人辞职声明：十年，对于德国央行和个人，都是时候打开新的人生篇章。他已向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发起正式辞呈，将在今年12月31日正式卸任德国央行行长一职，比他的正常卸任日期2027年提早了六年。在辞职信中，这位因一向严格坚持稳定货币政策而被外界称为“猎鹰”（或“鹰派”）的德国央行行长，在辞职声明中发出最后的警告：“不要片面看待通缩风险，也不要忽视潜在通胀风险”、“货币政策不应受财政政策和金融市场影响”。在当下欧洲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似乎要转向“常态化”的背景下，这样警醒的声音随着魏德曼的离去或许会逐渐消失。

在魏德曼提出辞呈时，各界哗然。欧洲央行行长、也是魏德曼的同事拉加德表示“非常遗憾”；当时还是德国总理候选人的朔尔茨则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这位联邦央行总裁工作的赞赏；而自民党则进一步强调，下一任德国央行行长需要保证德国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绿党则表示不同意见，未来的货币政策应该要与应对气候变迁挑战保持时代一致性。当下德国“红绿灯”组合已经正式执掌政府。魏德曼的突然辞职和新行长的人选，为充满挑战的三党合作增添新的博弈场。

在探讨谁会是魏德曼可能的继任者之前，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这位年轻的德国央行行长身上。魏德曼当初顶着公众对其资质不够的质疑，在总理默克尔的支持下，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联邦央行行长。从2011年5月到现在，魏德曼最引人瞩目的表现，便是在欧债危机中公开反对时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的大量购债计划。当下，他依然是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ECB Governing Council）里反对超宽松计划的强硬鹰派，支持他的有来自荷兰、比利时以及北欧等少数派央行。魏德曼如他的德国前辈一般坚守着德国央行的传统：坚持物价稳定目标，捍卫央行的独立地位，对“中期接近但低于2%的通胀目标”保持高度敏感，对于践踏这一红线保持绝对抵触。这不仅让他落下了“鹰派人物”这一称号，有时甚至也被反对者指责为“导致欧洲央行政策不能顺利执行的人”。

在2019年德拉吉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时年51岁的魏德曼对接替德拉吉成为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公开表达了兴趣。然而，当法国人拉加德获得广泛支持时，魏德曼却被忽视了。“猎鹰”没有获得所期望的支持，在一个存在经济分化的欧元区里，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对货币政策工具的依赖，意味着坚持稳定文化的保守派要想登顶欧洲央行行长位置注定难获支持。

回到当下，尽管“鹰派”对欧元区的超宽松政策带来的通胀风险发出大量的警告，但是，这并没有促使情况扭转。魏德曼也终于承认，自己的声音对欧元区货币决策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力。虽然魏德曼没有说明这次离职的具体原因，也不知在任后他会何去何从，但壮志未酬的魏德曼，的确是选择早早放弃了。

一个将不再“鹰派”的德国央行新行长？

德国舆论普遍认为，魏德曼的离职很可能意味着德国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变。必须明确的是，下一任德国央行行长的人选基本被控制在红绿灯组合的谈判桌上。红-黄-绿政党的执政理念各有差异，如何让合意的人上位，这是谈判桌上每个人心照不宣的目标。社民党虽未表露任何心意，但其两个联盟伙伴绿党和自民党在新行长人选上已经开始出现明显分歧。而一位女行长似乎又特别受社民党和绿党的欢迎。

目前德国媒体热议的是以下四位潜在候选人。前两位是女性领导者，最有希望的是伊莎贝尔•施纳贝尔（Isabel Schnabel），她现在已经是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Executive Board）董事。她本人并不具有典型的德式“鹰派”作风，而更倾向扮演一种灵活的调停者角色：既为欧洲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所承受的批评进行辩解，又因倡导货币政策要照顾气候保护目标而颇得绿党心意。当然，她对货币政策的“绿化”倾向也可能让她不那么受自民党青睐。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如果让施纳贝尔回来执掌德国央行，那么德国人又需要大费脑筋地填补她留在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的德国代表空缺。第二位候选人是自2014年加入德国央行的克劳迪亚•布赫（Claudia Buch）。布赫本身是教授、学者出身，目前担任德国央行副行长，但至今没有给柏林留下任何清晰的个人印象。尽管在学术影响和专业能力上毫无疑问，但让这位具有银行而非货币特长的副行长对魏德曼取而代之，可能难以服众。另两位潜在候选人，第一位便是朔尔茨的得力干将，来自联邦财政部的国务秘书约尔格•库基斯（Jörg Kukies），他具有高盛投行经验、又帮朔尔茨处理过Wirecard丑闻事件，这两点反过来也可能会成为劣势。虽然预计会受到社民党的大力支持，但是其最大弱势即缺乏央行工作经验会成为最大问题。最后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德国经济研究所（DIW）负责人马塞尔•弗拉茨彻（Marcel Fratzscher），他不仅曾为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分析部门工作，也是著名的宽松政策倡导者，很可能受社民党支持。

其他潜在候选人还有来自德国经济问题专业咨询机构（Sachverständigenrat）的维诺尼卡•格林姆（Veronika Grimm），她不仅具有近20年的经济决策咨询经验，也支持根据气候变化调整货币政策；来自弗莱堡大学的顶级经济学家、也是德国“五贤人”委员会的专家拉尔斯•费尔德（Lars Feld）；同样来自德国经济问题专业咨询机构的货币政策专家沃尔克•维兰德（Volker Wieland）,此人也是欧洲央行宽松政策支持者；以及社民党人、联邦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雅各布•冯•维茨泽克（Jakob von Weizsäcker），有世界银行与欧洲议会工作经验，还研究过欧洲联合债券模型。

总之，对新行长人选的安排，不仅体现了新政府的利益和理念博弈，还牵涉到对其他部门的人事安排。然而，当我们再次审视几位潜在候选人的政策倾向时会发现，他们似乎都不具备典型德国央行行长所特有的“鹰派”风格。因此，不管德国央行未来是由一名女性还是一名男性领导执掌，尽管也会坚持物价稳定目标，在后魏德曼时期德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很可能会有所转变，即对物价稳定目标不再保持高度敏感、对待宽松型货币政策也或难再现鹰式强硬。

此外，不同于一些人对德国鹰派作风的怀念，另一些人则认为魏德曼的离职恰恰使德国央行有机会对欧洲央行货币决策发挥更大影响力。德国舆论的转向说明，德国央行传统的“鹰派”风格似乎已经与时下对货币政策的期待相去甚远。而问题是，历史上的德国央行几乎就和“鹰派”绑在一起，这也是德国央行之所以成为那个德国央行的原因。不再强硬坚持原则的德国央行，还是那个央行吗？

德国央行的“鹰派传统”

德国央行在历史上以其独立决策和长期坚守物价稳定目标成为世界上政策可信度最高的央行之一。德国央行的物价稳定目标或曰低通胀目标源于德国人对二战之前痛苦的通胀记忆与战争记忆。为了实现央行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保证央行货币决策的独立性是必要手段。因此，独立性和物价稳定成为历史上德国央行的鲜明标签。

德国央行掌门人对首要目标近乎“不近人情”的“朝圣”，有时也会引起国内主政者的不满，比如二战后的联邦总理阿登纳就曾埋怨德国央行的货币决策一点也不照顾财政需求。事实上，二战后德国央行的历任行长都曾为维护货币决策独立性而直接与政府唱反调。比如，德国马克的最后一位守护者汉斯•蒂特迈尔（Hans Tietmeyer）曾在1997年为了维护德国央行对黄金储备估值的控制权，甚至不惜考虑辞职以拒绝联邦总理科尔重估本国黄金储备以补充财政预算的计划；曾于2004年担任德国央行代理行长、而后作为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的尤尔根•施塔克（Jürgen Stark），由于反对欧洲央行2011年的大量购债计划而辞职；施塔克的继任者即2004-2011年担任德国央行行长的阿克塞尔•韦伯（Axel Weber）作为同样保守的鹰派人物，也曾因为不满欧洲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放弃了默克尔对其作为欧洲央行新行长候选人的提名而选择辞职；还有在1999-2004年间担任行长的恩斯特•维尔特克（Ernst Welteke），为保证对原则的绝对忠诚，公开与总理施罗德在出售央行黄金储备上的分歧。

所以，回过头来看现任行长魏德曼的表现，他只是他的众多前任中的一员。如此看来，不坚守原则和传统的“猎鹰”作风，似乎就是“不合格”的德国央行行长。

作为欧洲央行的建立模板

欧洲央行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一个重要传载，其宗旨设计和法律地位都深深刻上了德国央行的烙印。在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过程中，德方主要谈判代表，即德国央行行长、也是德国马克的最后一位守护者汉斯•蒂特迈尔，成功地将德国央行变成欧洲央行的建设模板。

当然，谈判过程不会那么轻松。一些一直持与德国央行相反货币政策的潜在成员国央行，比如人们总是拿意大利面离不开意大利面酱比喻意大利与通胀之间关系的意大利央行、总是倾向以扩张性政策解决财政问题的法国央行，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接受德国央行模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德国央行以其历史上（1950-1993年）远低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平均通胀率2.9%，以及无可匹敌的政策声誉，使它当之无愧成为后来的欧洲央行的建立模板。当然，当时一些德国保守的货币专家对政治联盟尚未形成就仓促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做法表示犹疑不决，但政治家的热情最终绕过潜在的问题促成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

结果是，德国央行成功成为欧洲央行的精神内核。物价稳定成为欧洲央行的最高目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05条款），欧洲央行独立性（《条约》第107条款）也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欧洲央行的选址落在德国法兰克福，和同样位于此地的德国央行遥相呼应。为夯实欧洲货币联盟的政治基础，《马约》同样确保了“不保释原则”（No-Bailout-Klause）和“禁止财政问题货币化原则”，《稳定与增长公约》则明确界定成员国债务红线，以督促成员国加强财政自律和实现经济趋同。

来自德国的昨日英雄和走向明天的欧洲央行

如今欧元区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和争议，正如几十年前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所预料的那般，如出一辙。而欧洲央行已不再是德国“猎鹰们”满怀信念所坚信的作为德国央行化身的欧洲央行。

曾因不满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而辞职的尤尔根•施塔克，在卸任几年后表示，欧洲央行失职了，这个过失一直都在。成员国政府现在知道，如果下一次再出现严峻情况，欧洲央行就会重复一般情况下它不能进行的操作……换言之，曾经建立货币联盟的前提工作即结构性整顿、财政自律等没完成好的后果，全都变成货币政策要面对的问题；同样德国央行行长出身的施莱辛格也曾坦言，至少德国央行从来没有过单月购买高达800亿欧元国债的记录。他看不出欧洲央行现在“在各个方面”还有当年德国央行的样子。魏德曼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会是最后一位吗？

德国央行似一位从旧时走来的英雄，因其无可挑剔的能力和声望，成为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精神内核。但是，当英雄的后裔即现在的德国央行代表在欧洲中央银行系统中也只有一票投票权时，简单多数制决定了大势所趋。今日的欧洲央行是为由19个成员国组成的欧元区做货币决策，对于像德国央行这样坚持货币政策不应向财政问题妥协的央行来说，原则就是原则，而对于其他历史上曾长期依赖货币政策工具解决财政问题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来说，他们既无法做到对原则的高度忠诚，又难以真正摆脱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更不可能在面对现实需要和原则理念之争时选择遵守“德国的”原则而背离本国的需求。

欧洲人虽引入了欧洲货币联盟，但对于货币联盟所依赖的基础——政治联盟和财政联盟却没有做足工作。仅仅寄希望一些国家能够自觉贯彻财政自律和结构调整明显是不切实际的，后果是，欧洲央行的简单多数制只能进一步促使货币政策向现实需要做出妥协。特别是在一些时代挑战面前，比如新冠背景下的经济衰退和欧洲尤其德国的气候投资计划，货币政策既要帮助解决欧元区经济衰退问题，又要在严峻的气候挑战背景下与时俱进。欧洲央行的实际目标现在看来可不只“物价稳定”一条，而且其他目标似乎都已优先于“物价稳定”。

问题是，用另一位德国“猎鹰”波尔（Karl Otto Pöhl）的话来说，通胀就像挤牙膏，牙膏挤出来了，就很难再收回去。世界上少有像德国央行或欧洲央行这样只有一个“物价稳定”目标的央行，前者因为对这个目标的严格坚守而成为世界上享有信誉的央行，而后者如果随着内部少数派即魏德曼这样鹰派人物的离开，对原则的高度敏感会变得更加钝感，欧洲央行也只会与它曾经的“英雄模板”更加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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