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让中国人变成了种地机器、战争机器（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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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网上看到现在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吐槽：当他们开始工作或者进入体制内，却发现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好像是另一套规则，并不是以前认知中的样子。

于是，他们感到失望或者迷茫，有一种错乱的感觉：为什么我坚持正义、正直和主流价值观，却没办法在公司或者单位好好生存下去？领导需要我的，好像不是这样的思考方式？

确实如此。

这是因为，这个社会其实运行着两套规则，一套是明面上的、光鲜亮丽，这是给你看的；另外一套，就是背后的秘密法则，那才是权力和人际关系真正运转的规则。

如果想只秉持着明面上的那套规则，注定会处处碰壁。

会不会“来事儿”，不是看你做是多么靠谱、为人多么正直，而是看你懂不懂背后的那套秘密规则。

与上述逻辑类似的是，中国的古代文化看似是儒家，实则为“外儒内法”。也就是说，儒家的那套正义学说，其实只是华丽的表皮，用来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法家才是自古以来的皇帝和统治者们必须精通和运用的“权力指导手册”。

《商君书》，就是这本“手册”，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的著作汇编。

在我们的历史课上，“商鞅变法”可以说人人皆知，是最有名的历史故事之一。国家想要取信于民，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树立法令的公信力——这是一般对商鞅变法的理解。

然而大部分人只知道商鞅变法，却不知道其背后隐藏的真实背景。《商君书》在历史上是一本禁书，只有君王和太子才有机会阅读和学习。他们摇头晃脑地背“四书五经”只是表象，但懂得法家的统治密码才是“帝王术”的真正精髓。

然而对古代的老百姓来说，这却是最大的噩梦。

这也是古代中国迟迟无法产生权力约束制度、长达数千年沉溺于人治而非走向法治，并且在清代达到了封建专制顶峰的核心原因——因为《商君书》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就是专门用来扼杀民间活力的。

《商君书》现存26篇，着重论述了商鞅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

接下来我会写一系列的文章，解析这本书里的内容，看看这本小册子是如何成为了中国古代数千年统治者们的“黑暗密码”。

弱民，是《商君书》之“精髓”，也是黑暗之核心。

弱民，就是让人民变弱。人民变弱了，就只能任统治者使唤和驾驭，而毫无反抗能力，更无自主意识。

那究竟应当怎样才能让人民变弱呢？商鞅有一系列的逻辑与方法，比如开篇这段：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这段话都不需要翻译了，意思很明白，就是将民和国对立起来，认为民众如果变强，那国家就弱了，所以善于统治的国家，一定要让民众变弱。

这段话，也是《商君书》的“底层逻辑”之一。

这个“弱”该怎么理解？

有的人说，应当理解为让民众遵守法律，还说这是倡导法治社会的先驱。问题是，再看看商鞅立下的那些法令，就会发现那跟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完全是两码事，更准确地说，那是为了打仗而将社会的正常结构强行改为战时结构的军管令，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为了社会公平而建立的法律。

另外，为什么民强了国就会弱？既然如此，这个国是谁的国？

理解《商君书》，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入手。

商鞅的时代，秦国经济落后而文化粗鄙，秦孝公想要让国家强大，招募人才。商鞅结合秦国的特质，向秦孝公提出了一整套以最快的方式强国的战略。这种战略主张让民众只忠实于种地、打仗两件事，其他所有的事情都禁止。这样国家的目标就变得很简单，而不需要向楚国、赵国等国家学习先进的礼数与文明，不需要漫长的发展，就能靠着蛮力尽快打败他们。

也正是因为这“快准狠”的战略看起来非常可行，秦孝公才信任商鞅，放手让他去干。

这就是商鞅的“法”——不是为了社会更公正、民众更遵守契约、人人平等，而是国家规定民众必须专注于种地打仗，不能心有旁骛。这跟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哪有什么关系？

“弱民”，就是那些老老实实听从国家安排的人；而“强民”，则是那些不满意政策的人，比如不甘心只做农民和士兵、还想要经商的人，这种人就被认为是与国家对着干，是重点的打击对象。

“弱民”与“强民”的区分，民与国的对立，赤裸裸地揭开了黑暗统治之术的帷幕。

这也是鲁迅为什么惊呼：

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这就是“吃人”！

鲁迅这段话，其实就是对中国古代“外儒内法”真相的揭露。

在以《商君书》为代表的“驭民”统治方法出现之前，其实中国有过很长时间的“黄金时代”。

在那个时代，奉行的主要还是“礼”。“礼”主要来自周礼，其内涵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礼节之外，其实还包含着一整套统治社会的理念。

首先是信仰。商代其实有着很重的信仰之心，也有着类似“上帝”的一神信仰倾向。在周以后这个信仰逐渐演变为“天”。

我们现在遇到冤情大喊“老天爷你开开眼吧！”，其实就是这种模糊信仰的传承。只不过之后随着儒教和法家成为中国一以贯之的主体思想，这种“天”的信仰蜕变得极淡，更谈不上对人的约束力。

“周天子”这个称呼，其实就体现了“天”之信仰。因为“君权神授”，天子的权力来自于天，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因此无论春秋战国期间各国互相怎么打，周天子的地位没有变，大家都得尊着。

这就很像日本的天皇制。天皇的权力也是来自于天，而天皇的权力虽然也经历过幕府时期等的抢夺，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天皇手中。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实现了类似西方的神权与世俗王权之对立，也正是这种对立，让日本始终没有变成一个彻底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逐步走向多权分立的“贵族共治”社会。

日本之所以后来走向开放和明治维新，迅速实现“民富国强”并且超越清朝，也与这种政治体制的内部博弈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春秋和战国早期的中国，其实也是一种真正的“封建”体制：层层分封（类似于西方的领主制），神权（周天子）与世俗王权（各国国君）的对立与互相监督。这样就不至于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

但战国末期，天子的权威逐步走向崩溃；秦统一全国后，更是彻底消灭了周天子。这也意味着中国彻底走向皇帝一人掌握所有权力的中央集权制度。

“礼”，除了有“天”的信仰之外，还包含着对于老百姓的态度，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是一种跟古代西方类似的统治理念——贵族共治并且起到道德示范作用，而平民则被视为需要教化的对象。统治者需要让平民的生活越来越好，随着物质生活变好也逐渐拥有“礼”，这样国家才会和谐，统治者才有“面子”。

西方有骑士精神，日本有武士道精神，中国则有“士”的精神。这些精神其实都构筑了一种近现代的文明基础，就是尊重弱者、道德示范、信守原则、绅士精神等等。

骑士和武士作为最底层的贵族，都起到了传播文明生活方式给底层民众的作用。然而“士”却在中国历史中逐步消失了。

在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贵族并不会将仆人视为可以任意奴役和欺凌的对象，仆人也能过上相对有尊严并且体面的生活，他们也会效仿贵族的礼貌和礼节。

同时，贵族也会比较在意其领地上农民的生活，经常给予他们人道主义的关怀——尽管这种关怀其实是有目的的，就是让他们好好生产，以便维持庄园的正常运转。但客观上，农民确实不会因此而成为极端的被盘剥对象。

所以，在春秋时代，统治者的思维是“贵族带领百姓一起走向富裕和谐”，因为在贵族统治的逻辑之下，平民的体面就意味着贵族统治者的体面。

周天子对各个封国的监督，也起到了一种良性的作用。如果哪个国君十分暴虐，需要体现“爱民”的周天子，是会联合其他贵族征伐他的。

那时候的贵族也都比较讲原则，就算两国交战，都要恪守很多原则，比如不能“半渡而击之”，就是说在敌方渡河的时候，不能在对方渡到一半的时候攻击，这样是没有礼数的。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因为这一切都是有利于发展出三权分立、公民社会的因素。

我们在回看春秋历史的时候会发现，那时候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后来的那么多“奴性”，他们面对贵族和国君，并不会一味地卑躬屈膝。

春秋时期的人也比较单纯可爱，社会上坑蒙拐骗的事情少，人与人之间普遍比较真诚和率性。但是再看看儒教顶峰的明史就会发现，到了明代整个社会几乎已经演变成了“诈骗社会”或者“互害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各种阴险狠毒的算计，防不胜防。

社会互害发展到顶峰，《骗经》这种骗术集大成者成了流行的书籍。

不好意思，虽然标题是关于《商君书》，却全篇没写《商君书》。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商君书》出现的背景。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商君书》——我前面所说的那个“黄金时代”，就是被以《商君书》为代表的秦制所彻底终结，并扭转成为另一种统治思维。

在《商君书》看来，民众与国家（其实就是统治者）之间是互相对立的关系，统治者的善意被视为在民众面前的“示弱”，那样就会“民强而国弱”。所以商鞅主张要实现“国强民弱”。

“仓廪实而知礼节”在商鞅眼中毫无意义，只有拿鞭子狠狠地抽打民众，才是让他们乖乖听话，最终成为给统治者卖命的种地机器、战争机器的最好方式。

除了种地和打仗两件事之外，民众如果有任何其他的想法，都会受到严厉的惩治。

从此，统治者和贵族不再起到教化示范的作用，而是要用最残酷的方式剥削民众、压制民众的一切权利（从人身自由到言论自由），让民众成为统治者任意驱使的“工具人”成为唯一目的。

所以商鞅面见秦孝公并提出自己的理念时，告诉了他一点：只有这种讲究“狠”的统治方式，才能让偏居西部、被视为蛮夷的秦国迅速强大，并且战胜那些讲究礼数的东方国家，实现“霸道”。

也正因为如此，秦国迅速“生产”出了一大批野蛮凶狠的士兵，并且用“谁提的人头多谁得到奖赏多”这种方式，在交战中让东方各国都不寒而栗。

这种统治思想贯穿了两千多年，并且在清代达到顶峰：民众走向彻底的赤贫，并且麻木不仁、一盘散沙。在长期而残酷的忠孝礼教、“存天理灭人欲”等等思想主导下，清末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具腐朽、溃烂的僵尸。

商鞅和他的《商君书》，就是两千多年前埋下的那颗黑暗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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