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遇刺背后，阴谋还是偶然？（图）

当地时间7月13日下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时，遭遇枪击。他在特勤人员保护下立即撤离了演讲台。直播画面显示，特朗普右耳有血迹。美国特勤局人员向媒体证实，特朗普情况安全。

图源：Pixabay

据美联社报道，宾州巴特勒当地检察官证实，枪击案已造成两人严重受伤，生命垂危，一名疑似枪手的嫌疑人被击毙。枪击事件已作为刺杀案调查处理[1]。

美国联邦调查局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男子名叫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贝塞尔帕克，其作案动机尚未确定。目前尚未发现嫌疑人与外国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他之前也未出现在执法机构的监控名单上。

和美国历史上其他政要刺杀案件类似，特朗普被刺案也引发了很多猜测，甚至是一些阴谋论。有人怀疑这是自导自演，为下一届美国总统的竞选造势，有人则认为这是政治对手的阴谋，一时间关于枪手身份和动机的假消息频出。

然而，尽管可能改变选举结果甚至是世界局势，很多时候针对政要的暗杀并非出自精密的阴谋，而是刺杀者的执念。

谁在刺杀总统？

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后，对于案件的真相就一直存在各种猜想。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相当多美国民众都不相信官方 “只有一个枪手” 的说法，一度有八成美国民众不信任官方 [2]。

作为有着高度曝光率和知名度的公众人物，政客们其实一直都有遭到袭击的危险，只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去了解那些失败的袭击和刺杀。

对于针对政要的袭击和刺杀的系统研究发现，排除恐怖主义行为的情况下，多数政治刺杀并非是精心编排的阴谋。政治人物被刺甚至并非因为政治原因，只是袭击者一厢情愿导致的意外事件。

袭击者和刺杀者的状态，可以说明一部分情况。多个研究发现，对政要进行袭击和刺杀的凶手，很多都有精神疾病。

英国一项法医学和精神病学专家的研究显示，对英国王室成员进行攻击的23人中，11人有妄想或幻觉症状，在刺杀的过程中症状仍然存在。还有证据证明其他4人有精神障碍 [3]。

对欧洲1990年—2004年间24起攻击政客案件的调查发现，其中10起案件涉及精神疾病 [4]。德国一项对公众人物的14起攻击案件的研究发现，发起致命性攻击的人，比非致命性攻击者有更严重的精神病史和自杀倾向。超过一半的致命攻击者有不稳定的依恋历史，在童年失去了父亲、母亲甚至双亲 [5]。

对美国袭击者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数据肖像，不过袭击者大都有以下一项或者几项特征：在社会上孤立，有严重抑郁或者自杀史，曾经有爆炸性的愤怒，对激进团体感兴趣但不是成员 。

袭击者的生活状态也不好。在刺杀事发前一年，几乎有一半的袭击者经历了重大生活变化，或者说是灾难。包括婚姻问题和分手、疾病、家庭成员死亡、学业或工作失败，以及其他刺激绝望或抑郁情绪的挫折。但只有23%的人在事发前一年接受过心理健康评估或者治疗 [6]。

有着这样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的袭击者，才是袭击政客的主力军。可以说，更多针对政客的袭击和刺杀，是基于个人原因而非政治阴谋。

刺杀者背后，

真的隐藏着惊天的政治阴谋吗？

承认精神疾病对袭击者的影响，不代表袭击者完全不清醒，没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不过在袭击者多种多样的刺杀动机中，政治动机仅是其中占比不高的一类。

詹姆斯·克拉克把美国的刺杀者按心理动机分为四类 [7]。迈克尔·马丁内斯在《美国历史上的政治刺杀和未遂事件》中沿用和扩展了他的分类。

按照马丁内斯的分类方式，美国的刺杀者可以分为五类 [8]。第一类刺杀者为政治理想牺牲自己，这种刺杀的政治动机很明确。比如刺杀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兄弟）的凶手，他的动机是反对肯尼迪议员的亲以色列立场。

第二类刺杀者希望通过刺杀行为，让别人认同自己。行刺里根失败的约翰·欣克利是这类的典型，他是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影迷，而行刺只是为了获得参演《出租车司机》的影星朱迪·福斯特注意。他因精神病而法庭裁定无罪。

第三类刺杀者是心理变态或者反社会，他们缺乏正常的情感和共情能力，不在乎夺取别人的生命，攻击政客只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生活无意义。

刺杀华莱士州长的布雷默被分在这类，他在一系列情感挫折后决定刺杀大人物，虽然他对政治并不关心。发现总统很难刺杀之后，他改为计划刺杀州长，甚至一度计划在热闹街区射杀路人。有意思的是，他的日记是电影《出租车司机》灵感来源之一。

第四类刺杀者的特点是严重的情绪和认知扭曲，对现实没有合理的认识。比如历史上第一个刺杀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劳伦斯，他已经疯到自认英国国王。第五类则是其他类，一些找不到凶手的悬案被归于此类。

在一些案例里，凶手有着更复杂的动机。曾在新西兰对查尔斯王子开枪的一名案犯就同时有两种打算，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大胆行为，为他争取难民权利的活动博得关注。另一方面他也受到抑郁症困扰，甚至希望被警卫射杀。

尽管动机各异，但刺杀政客的袭击者在行动方式上有一些相似。

费恩及其同事主导特勤局特殊案例研究项目（ECSP）收集了1949年至1996年间曾刺杀、攻击或接近美国公共人物的74个案例，其中一半以上涉及特勤局保护人员（总统、副总统、他们的家人、前总统、总统候选人和来访的国家元首）。特殊研究项目成立的目的，就是找出执法干预可以成功阻止刺杀的方法[9]。

这个项目改变过去通过静态特征寻找可能刺杀者的尝试，专注研究刺杀者的行动方式，得出了一些现在还很有效的结论。

首先，尽管相当多刺杀者有精神疾病史，但刺杀并不是一种冲动行为，相反，刺杀者都有周密的筹划，一般都经过几周、几月甚至几年的长期准备。

另外，袭击者或者刺杀者通常不会事先去恐吓威胁目标，反倒有三分之二的袭击者曾经把袭击计划透露给身边的人。那些对政客威胁、恐吓、跟踪的人，却往往不会真的动手 [10]。

在刺杀安倍的袭击者山上彻也，以及本次的袭击者身上，都能看到长期准备的痕迹。

如果警方能早些注意到这些迹象，或许不会有那么多政治人物遭到刺杀。

愈演愈烈的政治刺杀

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极化，政客遇刺变得频繁。

2021年11月，隶属于保守党的英国国会议员大卫·艾梅斯，在伦敦东部选区一间教堂前被刺伤，伤重身亡。凶手声称刺杀大卫·艾梅斯，是因为艾梅斯在议会中投票支持轰炸伊斯兰国[11]。

这是几年内英国第二位被刺杀的议员。2016年，亲欧盟的英国工党议员乔·考克斯，被一名坚持脱欧的右翼极端分子枪击并用十几刀刺死。再早一次议员遇刺，就要追溯到1990年了 [12]。

在德国，卡塞尔市基督教民主党政客沃尔特·吕贝克，于2019年在家门外被右翼极端分子枪杀。根据德国内政部的数据，2020年德国共有1534 起针对政客和政党成员的犯罪，比2019年增长了9% [13]。

过去的研究表明，政治刺杀容易出现在政治竞争受到限制的国家，以及领土分裂的国家、有少数群体被剥夺权利的国家。而民主国家，尤其是权力没有总统制那么集中的议会制民主国家，则不容易发生这类刺杀事件 [14]。

但这几年，发达国家政治人物被刺事件频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两极化的风潮。

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TC）利用1945 年至 2013 年间的全球政治刺杀数据集，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政治刺杀在政治两极化严重的国家更容易发生[15]。

这种社会环境下，政客遭到的暴力攻击和威胁越来越频繁。而对政客来说最危险的时间段，就是选举期间。

近几年选举期间，政治暴力出现得相当频繁。安全研究专家克莱顿·贝索表示，根据他的研究小组收集的选举暴力数据库，2020年发生选举暴力事件的数量高过过去40年任何一年。当年进行选举的国家中，54%都在权力交接中存在各种形式的暴力。

2021年虽然情况好于上一年，但仍有高达40%的国家出现了选举暴力。而且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选举暴力在近年都以相似的速度增加，虽然暴力的表现和原因不同[16]。

选举年也是政治刺杀的高发期。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TC）的研究发现，60%的政治刺杀事件都发生在选举年，加上选举年前一年的话，76%的政治刺杀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这可能是因为，在政治两极化严重的地区，选举还可能鼓励一些群体进一步激进化，以在选举期间和其他群体做出区分。另外，选举还会增加政治人物的曝光度，让他们更容易成为目标[17]。

很难说，特朗普遇刺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世界范围内政治两极化和政治暴力越来越剧烈的今天，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