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杂技第一村：几代人靠它发家致富，有人年薪十来万但不想小孩继承（组图）

临近春节，安徽临泉县韦小庄的空地上，停了十来辆厢式货车，车身上写着“流动舞台”。

杂技，养育了几代韦小庄人。村干部介绍，村里至少有七成人家，都从事杂技表演。据《韦小庄村志》，临泉县的杂技起源于东汉时期。

韦小庄的牌坊上写着“临泉县杂技示范村”。村里田地不多，但许多人家都盖了楼房，外墙上连排画着各种杂技造型图案。墙上写着几行大字，“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韦家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90后”村民韦天明是家中第三代杂技人，爷爷、父亲和哥哥都从事杂技表演。平时，他带着妻子，开着车各地巡演。孩子留在家里给老人看守。但韦天明不愿让孩子继承这一行。村里和他同龄的，还在干杂技的，越来越少。

父亲韦学红靠杂技讨了一辈子生活，带大了两个儿子。在他的年代，杂技能挣到钱，“按我的想法，孩子们能学习就学习，学得不好还是练杂技。至少有口饭吃。”

现在，想学杂技的孩子，基本会被送到专门的杂技学校培训。在临泉县长官镇，杂技学校共有三所。

临美杂技团团长尹波是临泉本地人，获过多次杂技大奖的他，作为当地引进的专业杂技人才，回乡带动杂技发展。他认为，当地的杂技表演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要先脱旧，才能迎新，才能吸引更多观众，“都说传承难，要有人看，先‘活下来’，才能传承。”

韦小庄村外墙标语。　图/九派新闻　杨臻

【1】杂技名村

厢货是大多数韦小庄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工具——跑车、演出、吃饭睡觉，几乎都能在车上解决。

韦天明的车也停在广场上。今年35岁的他，练习杂技已近30年。他的爷爷、父亲、哥哥、亲戚甚至隔壁左右的邻居，都从事杂技行业。大家平时开着车外出表演赚钱，过年时陆续回家。在父亲家的小院里，几个男人支起了小桌，点根烟，泡杯茶，在阳光下悠闲地打起扑克。

按照原计划，他本也应在归家的人群中。但因腰椎间盘突出，他在家歇了半年。“今年过完年，明年还得出去。”

韦天明有两个孩子，妻子是邻村的。妻子并不会杂技，但也跟着一起配合表演，也学会了变魔术。婚后，韦天明不再跟着哥哥的杂技车队，夫妻二人单独弄了一辆车，再雇佣几个人，组了一个四五人以内的团队，开着车到各地演出。

韦天明本人。　图/九派新闻　杨臻

孩子小时候，他们能带在身边，但到上学的年纪，就得回家。于是，韦天明的父亲选择了退休，回家照顾几个孙子。两个儿子带着妻子，在外表演杂技讨生活。

要想脱颖而出，必须有绝活。村里的杂技人，个个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韦天明擅长使鞭子。又长又粗的鞭子，妻子在刚好的距离举着一张薄薄的报纸，他一挥，报纸“啪”一下变成两瓣。力度要拿捏得当，否则容易伤人。这个绝招是他和杂技学校的人学来的，拿起鞭子，他天然感觉顺手，“勤奋和天分，缺一不可。”

要练成，并不容易。他没有固定的专业老师，全靠家族式的传帮带。训练时，哪位长辈亲戚看见了，就过来指导两句。韦天明回忆，他和村里一共六七个小孩一起，选一块土质松软的地，就地练翻跟头、腿等基本功。摔打是常有的事，但他也没觉得苦，“觉得比上学好玩。”

受限于训练条件，村里的杂技形式，多为个人表演。高空杂技这种高难度的组合项目较少见。也因此，受伤都在可控范围内，“顶多就是骨折，个人项目你把自己控制好，就不会有大危险。”

这些年，他开着车和妻子两个人几乎跑遍中国。在村里，像韦天明这样的杂技人，一年有10个月在外演出。出发的路线不固定，往北去过东北和内蒙古，最南到过三亚。

这份工作“一年能挣个十来万”，和村里其他普通打工的夫妻持平。但时间更加自由，还能旅游。

杂技表演，让韦小庄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据《韦小庄村志》，1980年后，当地的杂技事业蒸蒸日上，百姓生活日益红火。2015年，村民们住上了水电气配套的别墅楼房，车辆、存款等样样齐全。2014年1月，韦小庄被安徽省文化厅命名为“安徽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同年8月，又被中国杂技家协会命名为“杂技专业村”，成为全安徽首个。

【2】转行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应这样走南闯北的生活。

“之前村里我这一批有十多个，现在只剩几个了”。韦天明说。父辈已有五六十岁，年龄大了，逐渐退下。自己这一批90后的同龄人中，还在靠杂技谋生的越来越少，“觉得苦，不喜欢走南闯北。常年没法在家陪孩子，有的媳妇不愿意。”

韦响响也即将成为其中之一。他正盘算着不干了，转行做买卖。他从十五六岁时开始练杂技，父亲也是杂技演员，身为长子的他，也是家里三兄妹中，唯一一个练杂技的。

“以前学的时候是因为读不好书，现在我有两个孩子了，一年都没什么时间陪他们。”韦响响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父亲年龄大了没有继续杂技表演，而是外出打工挣钱。家里人陆续外出打工，平时主要是他的母亲帮忙在家带孩子。

他也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演出车。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开着车随机前往一个地方，用杂技表演讨生活。一年超过一大半的时间在路上，他觉得自己很少能安下心欣赏风景，养家糊口的压力倒更加迫切，“打工和旅游，心情是不一样的。”

不稳定的收入状况，也令他发愁。露天流动的演出，靠门票挣钱是不现实的。确定好表演地点后，大家一般会开着车在村里转圈，用高音喇叭宣传。演出时，大伙围观上前，旁边放个二维码，“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

一场演出一般个把小时，几个演员轮换着表演，杂技、魔术，还有小动物秀技巧等。个人打赏的多与少，一场演出下来的总收入，都不确定。韦响响最多单笔打赏是300元，“遇到大善人了”。现在回忆起来，他仍觉得开心，但更多的时候是10元或20元。

也有人在开拓新的商路。据当地人介绍，现在有些杂技演出已经变成“纯赚吆喝的买卖”，用这个吸引观众，在车旁支小摊卖零食、日用百货，提前把货进好，再推销给被表演吸引来的人。

各地风土人情有异，村民的经济实力也有高低。韦天明发现，在广东的村里演出，收益最有保障，“人多，一般都有500来人看。”人多，就意味着有更多赚钱的机会。

他觉得，自己还能再坚持坚持。杂技养育他，他不知道转行还能干什么，“现在社会治安这么好，这也是一个娱乐艺术，也能赚到钱。”

不论自己如何设想，韦天明和韦响响都不打算让自己的孩子干杂技。他们觉得这行苦、累、还要四处颠簸，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走一遍自己走过的路。

“好好读书，找个稳定的地方上班。”这是他们对下一代的共同期待。

村民们的演出车。　图/九派新闻　杨臻

【3】师徒

“按我的想法，孩子们能学习就学习，学得不好还是练杂技。”今年57岁的韦学红说道。他是韦天明的父亲，是家族里第二代杂技人。和儿子的想法不同，他还是希望孙子能接手杂技这门手艺。

据他的了解，按现在的行情，技艺精湛的杂技演员登上大舞台演出，一场能拿到几千块。

韦学红三四岁开始练习杂技，走南闯北演出了半辈子。“只在结婚成家时暂停过一年，这两年，因为要在家带孙子们，演出就少了。”

他靠这门手艺登上不少电视节目、报纸，对此很有成就感，“曾经有韩国的记者带着北京的翻译来跟拍我20天。”

回忆过往，他觉得杂技是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比打工强。粮食紧张、家家户户都饿肚子时，有亲戚把孩子托付给韦学红学习杂技。他免费收徒，带出去演出一年，回来还能给徒弟们分点钱。

韦学红说，那时候土地、粮食不多，留在家里干活不如出去演杂技。

据《韦小庄村志》，20世纪60年代，村民们靠在生产队挣“分”，分粮吃饭，原本土地不多的韦小庄人难以维持温饱。自然灾害使村民的生活更加艰难。老艺人韦玉贤不甘贫困，带领子孙又偷偷组建起杂技班，表演杂技维持生计。

受限于彼时艰苦的自然环境，韦小庄的杂技艺人又先后拾起杂技技艺，或是组织杂技班，或是凭借绝招绝活到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的杂技团参加演出。

韦学红年轻时就曾带团到各地演出，团里十来个人，基本是受亲朋好友托付，一年下来，团里的非主力成员也能分到一笔足以养活自己的收入。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少数，“那几年，村里几乎每家都带杂技团。一个团多则十几个人，少则六七个人。多数人外出表演，留在村里务农的是少数。”

杂技团去一个村庄表演前，要先联系村里的大队长。“表演结束后，杂技团会在村里过夜，队长帮忙安排住宿。”韦学红说。

夜晚，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有了喘息娱乐的时间，杂技表演便选在这时登场，就着煤油汽灯的光亮，韦学红和团里的其他演员们展示修炼已久的技艺。“晚上人聚得齐，收粮食时也不会有人用‘在忙，没看’作为借口打发我们。”

次日清晨，杂技团里的演员们两人一组，拿上袋子，挨家挨户地要粮。东奔西走的杂技团会把粮食统一卖掉，换成钱带在身上。

外出表演，交通是重要的一环。韦学红经历了五种交通工具的变迁。最初是拉板车。经济宽裕点后，剧团骑自行车，用篮子兜着道具去表演。再后来，更换成三轮车、柴油机车。如今，演出用车兼具居住、表演多种功能，“有的还有空调”。

二十六七岁时，韦学红已去过不少地方演出。在武汉，他购置了发电机。自此之后，杂技团有了亮起来的舞台。“我还用音响放音乐，灯光一亮、音乐一响，附近几个村的人都来看杂技。”说起这段过往，他依旧感觉骄傲。

韦学红的父亲擅长“顶技”，他从父亲那传来这门绝活，又继续发扬改造。但父亲只会顶梯子，韦学红还会顶板凳，表演时，演员需只用下巴的力量支撑道具。“7个长条板凳摞在一起也有50来斤，观众用手都不一定能搬动。”

早年间，韦小庄每家每户都有擅长的绝活。“绝活都不外传，只传给儿子。现在已经放开了，不过愿意吃苦的人少了。”韦学红儿时学习杂技，冬天没有袜子穿，光着脚在雪地里练习，很多项目没有安全措施，就在家里“硬练”。到了儿子韦天明这一代，练习已经“科学”很多，比如翻跟头，会选用松软的土地，再铺上厚厚的草。

到了孙辈这代，在家中跟父辈学习杂技表演的孩子已经很少。胸口碎大石、吞宝剑这类比较危险的杂技更是没人练。“村里会这些的都50多岁了。”

韦学红教孙子拳打脚踢的技能，单纯为锻炼身体。“他们都上学，不学杂技，儿子儿媳不舍得。那些学杂技的孩子，也是找专业的杂技学校，很少在家里学。”

韦学红本人。　图/九派新闻　杨臻

【4】学校

临泉县宏扬杂技艺术学校距离韦小庄村十多公里远。九派新闻在学校的排练教室里看到，学生们正在练习杂技。

杂技教室里铺着厚地毯，贴了大镜子，角落堆放着草帽、独轮车、长椅等杂技道具。孩子们练习丢草帽、骑独轮车，还有些相互配合着做多人项目。练习倒立的男生利索地用手掌支撑身体，翻身在凳子上倒立。“我最长能倒立5分钟。”男孩说。

校长胡军走进教室，他招呼六位年龄不一的孩子展示“手技”。伴随着鼓点分明的音乐，道具球在半空中飞旋，然后稳稳落入手中，简单展示后，几人变化队形，不断增加难度，再相互配合，轮番展示不同姿态下的技巧。

“这个项目在国际上叫捷克棒手技，我们称为‘手棒飞舞’。”胡军介绍，手棒飞舞只是杂技学校教授的几十种项目之一。

宏扬杂技艺术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学生们平时周一到周五上课，周末休息，现在放寒假，留在学校练习的大多是本地的孩子。“我们有几个来自湖北、陕西、江苏的学生，都回家过年了。”

胡军从9岁开始练习杂技，至今已有40多年。他擅长高空项目，与女儿胡思圆表演的组合空中节目登上过多个电视台，也拿过不少奖。“办学之初，我请了一些老师来教学生，但逐渐发现外请的老师没那么上心。”从2018年开始，胡军开始亲自教授学生练习杂技。

胡军说，开办学校的初心是想把杂技传承下去。“不然老的技艺都没人练了。”据胡军介绍，临泉县的杂技学校不止一所，就杂技项目的教学情况而言，宏扬杂技艺术学校排在前列。

校内有学生三十人，杂技老师和文化课老师分别四人。“这四名文化课老师是政府帮忙协调的，学校的孩子们不仅上杂技课，也上文化课，学籍也是保留的。”

迄今为止，宏扬杂技艺术学校已培养了两三百名学生。“有些被体校、杂技团艺术团给选走了，也是一条好出路。”然而，当前学校面临着“招生难”的问题，“在大多人的观念里，还是觉得让孩子练杂技很苦。”胡军说，每次有家长来咨询，他都会讲清楚，如果选了这条路，考大学就难了，但是能学到一门手艺，也能吃喝不愁。

“我们不是讨饭的，是高雅的艺术。”胡军坦言，现在外界仍对杂技表演存在误解。他总是跟孩子们说，不要听这些声音，要相信自己。令他欣慰的是，学校里学习杂技的孩子，没有一个中途放弃，都坚持了下来。

“都说传承难，要有人看，先‘活下来’，才能传承。”在杂技艺术学校隔壁的剧院里，临美杂技团团长尹波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说。他是临泉本地人，生于杂技世家，擅长马上功夫。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带团演出，多次获得全国、省级杂技大奖。

2021年，作为临泉引进的专业杂技人才，尹波从外地回到家乡。他认为，创新是关键一环。过去传统的杂技表演过于单调，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人还没开始表演，一上台，观众就知道你要演什么，他怎么还会想看呢？”

他把舞蹈、话剧、魔术、武打、影视特效等元素融入杂技，创作出多部杂技剧。他把这种创新思维带回家乡，希望能带动家乡杂技人往更好的方向走。

尹波正带领着临美杂技团的演员排练新节目《霸王别姬》。　图/长官杂技小镇

“观众已经习惯了‘拿大顶’‘翻跟头’这种单一的节目，那就给他们看点不一样的。”尹波认为，这几年，已经能看到临泉本地的杂技市场正在发生积极的改变。对于未来，他也充满信心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