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回国只能等死”：香港重病外佣的挣扎（组图）

本文转载自BBC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4月底，52岁的阿林（Alin）就要在香港工作满12年，但她已经买好机票，决定在月中回菲律宾退休。

两年前，阿林确诊结肠癌第三期，切掉大约15公分的结肠，化疗了八次。治疗过程中，雇主一直从旁给她鼓励。不仅熬鱼汤、买营养奶给她喝，还怕她掉头发不开心，买了顶假发以备万一。「但是我没有用到（假发），」阿林笑着说。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有机构统计称，香港过去5年有195名外佣在工作期间患上癌症或重病。

现在她的癌指数已经回复正常，有着一头浓密短卷发。大病过后，雇主妮可想她抓紧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决定不再续约。她在上网给阿林买了一台孵蛋器，让她带回去发展养鹌鹑大计。

「我真的真的很幸运，」访谈间，阿林多次泛泪说自己遇上好雇主。

但她的遭遇在香港重病外佣中非常罕见。

根据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FADWU）及菲律宾移工癌症支援联盟（FilMCaSS-HK）统计，过去5年共有195名外佣在工作期间患癌或其它重病，3成遭「非法解雇」。外佣被终止合约后，必须在14日内离港，期间也因失去「合资格人士」身份，无法以港人价钱在公立医院看病。

菲律宾移工癌症支援联盟主席珍妮丝（Janice）告诉BBC中文，因为输出国医疗费用高昂，绝大部份患病外佣均希望能留港治病。她们会卑微地求雇主：「你不出粮（付薪水）给我没问题，但请不要断掉我的签证。」

珍妮丝说，不少人最后还是被迫离开，「根据我们的经验，她们回国就只能等死。」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绝大部份重病外佣希望能留港治病，但不少人最终还是离开了香港。

重病外佣的困境

很难有人会预料到自己患癌。在香港工作12年，除了普通感冒发烧，阿林身体一直健康。2023年3月，她刚过完50岁生日，不久后发现自己排便非常困难，大便有时还带血。她以为是痔疮，但医生总治不好。

阿林把情况告诉雇主，随即被带到急症室抽血，再去私家诊所照正电子扫描（PET Scan）。期间，阿林曾经放假回到菲律宾，期间雇主为阿林操心，既查找资料又预约医生。

像阿林一样能向雇主坦白病症的外佣不多；甚至在生病时，她们也很少去看医生。

「她们不会特别去关心自己的健康，」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义工叶小姐说，外佣工时长，一周六日全天候命，就算身体出现状况，她们也不敢请病假，「老板整家人就是靠你（打理），那你怎样安排？」

2024年，香港外佣数目为36.8万人，55%来自菲律宾，42%来自印尼。当中绝大多数人是女性，也是家庭经济支柱。

外佣害怕知道自己患重病，更害怕被解雇。「我该怎样跟老板说呢？老板会怎样看我呢？」叶小姐说，「她们不知道怎么办，就会选择不面对。」

珍妮丝是菲律宾移工癌症支援联盟主席。她曾遇过不少外佣因为隐暪病情而变严重，到想治疗时却已经太迟，「你还可以做什么？」她无奈地说。但珍妮丝明白，恐惧确实存在，「我们有一个个案，她为雇主工作了20年……你想想20年，最后也会因为患癌被解雇。」

香港「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合约期为两年。除非外佣犯重大错误或医生证明失去工作能力，否则雇主不能解雇正在放有薪病假的外佣，如果被定罪会被罚款10万港元。

「其实可以走到那一步（定罪）的人是非常之少，」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安安（An An，化名）说。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香港法律规定雇主一般不能解雇正在放有薪病假的外佣。

外雇要成功向劳工处提出投诉及索赔，要先面对数个障碍：第一是门槛。

「雇佣条例对非法解雇的定义是很窄的，」安安说，如果外佣已经放完病假或者没有医生纸下被解雇，雇主都不算犯法。但外佣仍可以向平等机会委员会，以残疾歧视作出投诉。

第二是证据。「很多工人不懂得留下证据，或者他根本没有机会留证据，」安安指出，很多时候到了调查阶段，案件往往因为证据不足被否决。

最后一个障碍是时间。外佣在劳工处申诉后，可以拿着相关文件向入境处申请延长逗留，但期间不得工作。安安说，劳工处会安排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失败，案件再被交至劳资审裁处排期审理。

整个流程下来至少花一年时间。安安说，没有工作的外佣会回国，就算案件有进程，她们又会因病和没有签证无法回港，很多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2019年初，育有5名小孩的38岁菲佣贝比·简·阿拉斯（Baby Jane Allas），因确诊子宫颈癌第三期，于病假期间被巴基斯坦裔雇主解雇。她曾向劳工处投诉，最后获雇主赔偿3万元。

但向平机会提出的投诉在2020年才进入法律诉讼程序，贝比·简·阿拉斯最后在2021年离世，加上雇主怀疑已经离港，诉讼至今仍未召开聆讯。

劳工处回复BBC查询，指由2022年至2024年，共处理22宗涉及外佣声称在有薪病假期间被解雇的申索个案，当中9宗转介至劳资审裁处审理。

平机会亦回复BBC查询，表示同期收到31宗由外佣提出涉及解雇的投诉，当中3宗已解决或调停成功， 2宗仍在调查中。至于其他26宗，基于投诉人不愿调查继续，或投诉缺乏实质原因而终止。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2019年初，菲律宾外佣贝比·简·阿拉斯（Baby Jane Allas），因确诊子宫颈癌第三期，被巴基斯坦裔雇主解雇。

雇主的两个担忧

得知阿林患癌，雇主妮可不是没有挣扎过。「你很自然第一下会想（解雇她），因为你怕，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妮可很坦白地说。

她曾经告诉朋友阿林的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她是不是诈骗？」

外佣来港前必须接受体检，包括验孕及肺结核、乙型肝炎等传染病。不过传媒偶有报导外佣造假报告，引发雇主担心。

妮可和阿林相处了12年，她觉得阿林不是这种人。但她说，这全因二人之间建立了信任，自己也有冷静思考，但是其他雇主很容易因为害怕和愤怒，「觉得肯定『很长手尾』（麻烦事很多）」，就直接解雇。

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伍凤嫦对BBC中文指出，得知外佣生病，雇主很自然冒出两个担忧：要花很多钱、没人照顾家里。

法例规定，所有雇主必须为外佣购买劳工保险，并承担所有医疗费。不过医疗保险不是强制购买。如果本身保险不能覆盖所有医疗开支，伍凤嫦说「钱是他们第一个担忧」。

另外香港家庭聘请外佣主要为照顾家中老幼，但治疗癌症可能延宕数年，「撇开所有家务而言，谁来照顾他们呢？」伍凤嫦理解雇主不安，因为在能力不及的情况下，「他们会想先保护自己」。

31岁的钱小姐有三个小孩，最小的一个才一岁。她是全职家庭主妇，但因为照顾压力沉重，她在2023年聘请了一名外佣帮忙。工作满一年多，外佣出现腹胀、脚肿症状，后来确诊卵巢癌第四期，癌细胞已经扩散。

外佣入职前，钱小姐给她买了危疾保险，两年保费约2千元，可以覆盖到癌症治疗费用。但最困扰钱小姐的是照顾问题。

外佣在接受化疗后曾经中风，住院两星期。这段时间，钱小姐要负上照顾三个孩子的重担，分身不暇，「其实我完全负荷不了，但问题香港政府规定，她有病你不能炒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香港家庭聘请外佣主要为照顾家中老幼。

政府的缺位

重病的出现可能压垮外佣与雇主。在紧绷的生活压力下，两者各有自己的困难，拉扯看似无法解决。但所有受访者都觉得政府应该做得更多。

「我们经常去骂雇主无良，但是你想想，有多少雇主是了解什么可以保障自己？」伍凤嫦说。

她认为，政府作为引入外雇制度的一方，有责任填补知识空隙，「令到雇主知道其实不用怕」。当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教育雇主保险的重要性，「那不只是保障工人，也是保障你自己」。

安安也指出，无论平机会或劳工处都有公众教育的职能，给雇佣双方解释歧视和权利，「让他知道出现问题时可以找谁（帮忙）」。

安安说，在非法解雇的情况出现后，支援外佣、解释法律过程、帮忙立案处理的工作，现时全靠非政府组织协助，「政府是缺席的」。

就加强外佣及雇主对权责的认识，劳工处回复BBC查询，表示有印制多种语言的指南、设立外佣专题网站等。另外也有举办简介会，并在假日于外佣聚集地设立资讯站派发资讯包。

在雇主妮可看来，聘请工人就像一个「双方对赌」——「顾主赌工人做得好不好，会不会突然有病，工人也是赌雇主会不会虐待我、会不会不出粮」。她觉得，当问题出现时，未必很多人有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不过，政府则可以站在中间，给双方拉出一个平衡。妮可举例，政府可以设立一个基金，雇主每人月供一百元，让不幸患重病的外佣可以申请，用以支付医疗费用；又或者设立中途庇护所，供正在养病、无法工作的外佣暂住，降低雇佣双方日夜相见的不满情绪。

但政府为什么不作为？妮可觉得，「因为都是你们自己家里（发生），问题从来没有放到它眼前。」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菲律宾移工癌症支援联盟正在积极争取，工人在索偿期间仍能以「合资格人士」身份看病。

「没有人想有这个病的」

菲律宾外佣梅兰妮（Melanie）今年2月确诊患上白血病。但因为目前香港没有匹配的骨髓，无法工作的她只好下个月回去菲律宾，继续寻找捐赠者。

梅兰妮身体非常虚弱，又因为雇主家中有宠物和婴儿，为免受到感染，她现时在朋友的宿舍暂住。

梅兰妮现在头发已经掉光。在菲律宾，骨髓移殖费用高达15万港元。患病之后，她说每个决定都很难下——当中最难的一个，是回家。

她是单亲妈妈，有四个孩子。「我很希望能够健康地回国，就像我刚刚来到这里一样。但是我现在不能了，因为我找不到适合的骨髓，所以即使我不想回去，我也别无选择。」

菲律宾移工癌症支援联盟正在积极争取，工人在索偿期间仍能以「合资格人士」身份看病——以住院服务为计，「合资格人士」入院费为75元，住院费每天120元；非在此列人士则为5100元。

但在香港，凡是涉及公共资源的诉求，均会引起不少争议。钱小姐和外佣的合约在今年6月结束。她曾经担心完约后，外佣无法再留港接受治疗，于是到「聘请工人姐姐关注组」Facebook群组发问，未料引来各种负面留言。

「叫她回乡医病，把位子留给有需要的香港人」、「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钱（税）给她医病？」、「你想她照顾你，还是你照顾她？」

珍妮丝不确定政府最后会否回应诉求。但她认为，外佣在香港有重要角色。

「我们在这里努力工作，打理不同家庭，让人们放工后有饭吃，无虑无忧......我们来的时候是健康的，但是因为工作等因素影响了健康，所以我认为，我们至少有权利在这里治病。」

伍凤嫦说，让外佣留港就医符合道德原则，「当她有病的时候，她其实是很无助的」。而她不认为，患重病的外佣人数会多得足以罢占公共资源。

「人家来这里打工，没有人想有这个病的，她们为我们的社会贡献过，（如果）没有她们，很多的家庭根本搞不定。」

伍凤嫦提到，香港在1973年引入输入外佣政策，背后的理念本是一个「双赢」（win-win）的做法——外佣可以赚到不错的人工，本地妇女也从家务劳动中被释放出来，投入职场。

她认为，港人和政府在对待外佣时要放下「施予者」的心态。「他们都是牺牲了自己的家庭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要去权衡利益和平衡人权的时候，要采取的不只是同情心，是同理心。」

本文转载自BBC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