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几千块做一周国际义工，我落荒而逃（组图）

人们印象中的国际义工旅行，大概是志愿者与一群孩童一起露出微笑，画面总是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暖。但美好之下，藏着志愿者—被凝视的当地人、志愿者—项目组织方的种种矛盾。这种关怀和拯救世界的情结被祛魅之后，参与者开始更深入的思考。

在越南岘港一个偏远村庄待了一周后，沈悦昕提前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

原定的义工旅行刚过六分之一，没有达到项目规定的志愿者服务时长，这意味着沈悦昕无法拿回1000港元的押金。即便如此，她还是果断决定退出。

（图/《摩登家庭》第五季）

近些年，丰富简历、美化个人文书等需求，催生了国际义工旅行的市场。点开一家义工旅行的组织官网，“每年7000名义工旅行伙伴的选择”的大字赫然在列。

所谓国际义工旅行，指的是在一般旅行基础上加入公益和教学性质的行程。从去斯里兰卡做海龟保育，到去柬埔寨教当地小孩中文，从在肯尼亚村庄里做妇女志愿者，再到在冰岛街道上清理垃圾，都是国际义工旅行的一部分。

为期几天或几周的义工旅行，是否真的能够帮助到他人，又或者是一个纯粹商业化的旅行产品呢？

（图/视觉中国）

花钱出国当义工，还是当牛马？

通过学校的一封邮件，今年大一的沈悦昕了解到一个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非营利国际组织。

出于丰富简历和个人体验的初衷，加上对商科和公益都感兴趣，沈悦昕在大一寒假通过这个国际组织报名参加了越南岘港的一个公益旅行项目。

按照项目介绍，工作内容主要是“帮助当地社区建设可持续的旅游业，做市场营销相关工作”。

沈悦昕报名的国际义工项目。（图/受访者提供）

根据行程安排和住宿条件的不同，参加者通常需要给义工旅行的中介机构支付一笔费用。费用一般只涵盖项目期间当地的住宿和餐食，机票、签证、旅行保险等，都需要自己解决。

沈悦昕所选项目的收费为2250港元，除此之外，还要交1000港元的押金。合同上注明，只有在这个项目待够6周时间，才能拿回这笔押金。

到了当地，沈悦昕才发现真实情况比介绍中复杂得多，也严峻得多。

当地的食宿环境，比沈悦昕想象中更加恶劣。（图/受访者提供）

“那儿的住宿条件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床单和被子里有虫子，还有狗的脚印。没有洗衣机，洗衣服只能去城里洗，但从村子里出去的车一天只有一趟。吃饭环境也很不卫生。”在沈悦昕拍下的一段视频中，人们用过的碗浸泡在地上的水盆里。一只狗时不时地过去舔餐具。

沈悦昕告诉记者，和她接触的越南工作人员都是男性，有人多次询问她恋爱状况之类的越界问题，这让她非常不适。更重要的是，她住宿的地方基本没有安全可言，“门锁是坏的，从里从外都可以进来”。

在当地，沈悦昕接触的工作人员都是男性。（图/受访者提供）

当她向这一活动的中介组织反映问题，希望能得到解决时，却发现对方全程都在线上对接，并表示“已经做了很多沟通”。针对沈悦昕所说的男性员工言语过界、门锁不安全的问题，对方只是口头保证“在那里一定是安全的”，而且“工作人员的人品也都是很好的”，没有帮她解决任何问题。

沈悦昕和中介组织的人员反映她遇到的问题后，对方回复称“保证”什么都不会发生。（图/受访者提供）

最终让沈悦昕想要退出的原因，则是这个项目几乎没有按照职位描述来给她安排工作内容。网站介绍中的工作安排，主要集中在通过不同手段了解、分析当地旅游情况，包括和游客交流、开展小型活动等等。

但实际上，她都是被安排做一些拍风景照、装饰圣诞树之类的杂活。对此，组织负责人给出的解释为“天气不好”“不是旅游旺季，所以没有那么多游客”。但对沈悦昕来说，这意味着这趟旅途很难收获任何和市场营销有关的经验。

据项目介绍，工作内容主要围绕当地旅游业开展活动。 （图/受访者提供）

沈悦昕回忆，在申请该项目的时候，每一场面试的时间都在45分钟到1小时，面试者需要回答非常多的问题：“当时以为这个项目竞争很大，以为有十几二十个优质的竞争者，但最后发现，其实报名的只有三个人。”

一场以自由为名的骗局

对国际义工旅行祛魅的，不只沈悦昕一人。

从斯里兰卡回来之后，周霖形容她的这次旅行是一场“以自由为名的骗局”。

周霖告诉《新周刊》，当时海龟基地里只有她和另外两名中国女生全职参与，其他陆续到这儿的是白人学生，“他们可能都是来刷简历的，一周可能只会工作两三个半天”。

（图/《白莲花度假村》第一季）

当地工作人员隐晦或直接的区别对待，让周霖越来越不适。周霖观察到，海龟繁育基地的工作人员A总是对白人亲和地开着玩笑，“但对我们就是‘你，过来，干这个’，非常颐指气使，没有任何表情”。

除此之外，在安排清理的工作时，比如清理鱼内脏，A会让周霖空手清理，但会给白人提供手套；优先安排白人接触放生小龟、采集出壳小龟这类比较轻松、有意思的工作。“我们稍微休息下就会被叫去干活，同时就有白人站在旁边休息。”

周霖当时经常需要给海龟水池换水。（图/受访者提供）

矛盾在第五天集中爆发，起因是不合理的工作量。

那一天，工作人员A让周霖和另外两人一起换掉海龟大水盆里的水：“我给你形容一下盆有多大，有普通小孩洗澡的盆的两三倍大，还很深。”周霖说，之前换水的工作是十几二十个人共同完成的。每个人间距四五米，排成一条线，从盆旁边一直站到海滩上，“从海里接水，前一个人踉踉跄跄地把水桶递给下一个人，就这样都要换半个小时，更何况当时只有三个人”。

在明确表示工作量过大，只靠三个人无法完成后，海龟基地的负责人C表示，如果无法完成，就结束这次的义工项目。“他反复跟我们强调，你们来这里做义工，我们是给你们分配任务的，这个任务是必须做的，你要是不做，或者觉得背痛，你可以走。”周霖说。

斯里兰卡当地有非常多的海龟繁育和保护的基地。（图/视觉中国）

周霖在斯里兰卡时就寄宿在C家里，争论过程中，C出现了用力拍桌子、大声吼骂等过激行为。周霖称，机构收取的食宿费价格为240美元一周（两人同住一间房），这在斯里兰卡市区足以住上条件更好的酒店。

“C当时和我说，这是他家，他让我住在他家，所以我没有资格对他大声说话，甚至威胁我要报警把我抓起来。”周霖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后怕。

（图/《调音师》）

周霖当即便联系了机构，表示要立刻退出这次旅行。当她安全抵达科伦坡后，简单梳理了在斯里兰卡当地的遭遇，发到了义工机构的群聊里。有群友回复称，这个海龟保育基地的工作人员及其家人，此前就对更早的参与者有过过激行为，甚至还有性骚扰的倾向。

在此之后，周霖的机构下架了这个项目，但是她发现，仍有其他机构在推广和宣传类似的活动，而这家海龟保护中心仍然接待着远道而来的义工们。她甚至在其他人的分享照片里看见了中国女孩站在C旁边的合影。“如果她知道C家里发生了什么，她会不会跟我们一样后怕？”

当高价旅行贴上公益标签

现居非洲的谢佳从事旅游业，与国内NGO组织有长期接触。在她看来，国际义工旅行的本质仍然是旅游产品，只是从市场营销角度考虑，会更强调这趟旅途对当地做出的贡献，能附加一些额外价值。

比如机构推出的一份非洲义工旅行，包括了参访肯尼亚联合国、参访贫民窟、访问当地女性社区、前往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等内容，报价约为26000元（九天八夜）。谢佳认为，以非洲旅游业的平均水准看，这个价格相对适中。

但她也强调，相对于普通的没有主题的旅游，组织这种“义工旅行”的利润空间更大。

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游客在观看格兰特斑马和蓝角马穿越马拉河。（图/视觉中国）

“比如我们做非洲草原旅游规划，至少会保证游客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有两天行程，一个人一天的门票就要200美元。如果是义工旅行可能只安排游客去一天，多出来的时间花费在和马赛社区当地妇女的互动上。但是和马赛当地妇女的互动的成本绝对不可能达到200美元，所以哪怕义工旅行的报价和普通旅游产品一致，它的成本也会更低。”谢佳解释。

此外，非洲贫民窟有一套自己的运作逻辑，里面有真正管事的帮派，外国人普遍很难进入。谢佳说，如果和贫民窟的社区领袖关系好，或者通过旅行社和当地NGO沟通，就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比如说让外国游客过来和他们聊天互动，这样就可以给你们多少钱之类的。”

有人质疑，一些国际义工旅行中的行程设置，似乎只满足了参与者的观赏欲，是把欠发达地区人民的生活，当成游客展示廉价同情心的景观。

南非的一处贫民窟。（图/pixabay）

对此谢佳有不同的意见：“非洲本土有很多学者也反对这件事，因为它把非洲居民置于一个被观赏的位置。但我认为在旅游这件事上，游客和当地居民天然是不平等的，没有必要把当地居民当成被动接受的角色。”

当被问及组织一场义工旅行的利润分配问题时，谢佳则隐晦地表示：“这笔钱到底是多少，我也不敢替友商直接说，只能说不是特别多。”

（图/pixabay）

实际上，即便是带有公益元素的义工旅行，也终究无法彻底免俗。

在参与海龟保育的过程中，周霖听到欧洲学员小声地讨论“基地把这些海龟一直圈养在小池子里，这样对它们真的好吗？”她也留意到，海龟保育机构会向当地居民购买私下挖的龟蛋。在她看来，这种购买行为会刺激当地人的私挖行为。

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斯里兰卡的南部海岸线涌现了数百家海龟保护基地，一些保护基地也难逃商业化的趋势。社交媒体上，不少游客发帖吐槽这些保护基地收费不合理、实地简陋等问题。

不少游客发布了斯里兰卡的海龟保育中心的避雷帖子。（图/社交媒体截图）

离开斯里兰卡，不愉快的义工旅行就此告一段落。但是周霖知道，事件对她的影响还没结束。

她决定不再参加类似的国际义工活动，不再抱着“深入体验欠发达地区的文化，看看自己能怎么帮助他们”的念头旅行。她觉得这可能显得不那么有人文关怀，但她不想再用自己的安全，来赌一个不一定能获得的意义和成长。

来到当地之前，他们以为国际义工是在蓝天碧海之间做体面的善事，实际上是睡有虫子的床、做掏鱼内脏之类的杂活；一边遵照指引，带着反感和困惑做事，同时对这些活动究竟能否帮助他人的初衷产生质疑。

原本设想的和当地人友好相处的景象，被种族歧视、不合理工作量、人身威胁等意外取代。

“在斯里兰卡的后面一段行程里，我一直担心自己的安全，反感和当地人接触，质疑自己来当义工的选择。”周霖甚至因此质疑，她对世界的善意想象，有时候是否只是一种对意义的过度追寻和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