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对澳投资正审慎复苏——解读“大单少投”背后的政经密码（组图）

尽管中澳关系在过去数年经历起伏，中国企业对投资澳大利亚的兴趣仍未减弱。

KPMG澳大利亚日前与悉尼大学联合发布的《揭秘中国企业对澳投资》显示，2024年，中国对澳投资增长了41%，从2023年的6.13亿美元增至8.62亿美元。按澳元计算，从2023年的9.17亿澳元增至13.12亿澳元，增幅为43%。

值得注意的是，统计显示，尽管2024年的投资总额和交易数量有所增长，但仍是自2006年以来的第三低，全年仅完成11笔交易。这延续了自2021年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相对低迷的趋势。

矿业占中国对澳大利亚总投资的86%，共有9笔交易，价值11.24亿澳元——相比2023年的3400万澳元大幅增长。这些投资针对各种资源，包括黄金、锂、矿砂、石墨和稀土矿物，其中最大的交易是招金矿业有限公司以7.33亿澳元收购Tietto Minerals。

九项矿业投资中有七项由私营企业(POE)进行，虽然这些投资是为了收购澳大利亚企业，但七笔交易的矿业资产实际上位于海外。

除矿业外，一项可再生能源投资贡献了总价值的14%（1.83亿澳元），即北京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北京京能清洁能源（澳大利亚）控股有限公司40%的股权。

KPMG澳大利亚中国业务部负责人支巧玲在接受今日澳洲专访时表示，中国投资者对澳大利亚企业的并购行为，并非出于规避澳大利亚监管的意图，而是基于对优质资源的高度关注。

“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公司在‘绕开’澳大利亚本土矿山，”支巧玲指出，“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些公司是因为某个优质资产本身具有吸引力，而恰好该资产是被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所持有，于是他们就‘跟着资产走’。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投资逻辑。”

例如，过去一年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重大交易之一——对一家拥有海外资源的澳洲矿企的收购，就是“看中资产本身，而非特意避开澳洲本土的矿产开发”。

在谈到是否存在中国投资从传统矿业向可再生能源领域转移的趋势时，支巧玲提醒，不能以短期数据做出趋势性判断。

“新能源其实是中国企业长期关注的领域，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已经看到很多这类投资项目。报告中提到的那笔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大型交易，是在当前非常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完成的。”她补充道，“它并不能单独说明中国资本正大规模‘转向’新能源，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企业在某些条件下仍在积极寻求符合战略需求的机会。”

她指出，疫情后期、中澳关系的调整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性变化，使得2022-2024年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特殊性”的投资时期。

中澳关系在投资流动中的影响不可忽视。支巧玲表示，自2019年以来，特别是疫情期间，中资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谨慎。

“我们在报告里明确提到，虽然2023年对澳投资金额略有回升，但仍是自2006年我们有数据以来的第三低。”

“疫情封控导致的人员流动限制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在评估投资时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审批风险：一是澳洲监管当局是否批准，二是国内政府是否认为当前的对澳环境已经恢复至‘安全可控’的状态。

她补充，当前许多企业的海外投资“更挑剔，更稳重”。

“以前很多项目可能属于‘意向型’评估，现在则是‘必要性导向’。每一个投资决策背后都需要评估是否面临关键矿产等敏感领域的合规壁垒。”

KPMG的报告指出，2023年西澳吸引了绝大部分中国投资，引发外界对其“投资吸引力”的关注。但支巧玲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矿产资源项目的自然分布所致。

“我们不认为西澳有特别的优惠政策或吸引力，而是因为这些被看好的矿产资源恰好位于西澳，或由总部设在西澳的公司持有。”

“所以与其说是‘西澳吸引力’，不如说是‘资源吸引力’。”

该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中国企业对澳投资出现了“交易数量减少但单笔交易金额显著提高”的现象，但支巧玲认为，尚不能将其定义为结构性趋势。

“这个现象主要与矿业类交易为主有关，这些项目本身金额较大；不像一些技术类、农业类或生活消费类的投资项目金额较小。”

“因此我们不宜将去年作为判断未来投资结构的依据。只能说在当前环境下，这是中国投资者更为审慎、集中资源投资‘大而优’项目的现实写照。”

对于中国投资者在2024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支巧玲给出一个分层次的观察框架：

“不同背景的企业面对的挑战不尽相同。国企往往更关注‘审查是否能过’，而私企则会担忧投资项目是否涉及敏感领域，是否被归类为关键矿物（critical minerals）。”

“另外，我认为另一个隐藏的挑战是国内企业对海外扩张的‘意愿’在变。不是说没有兴趣，而是出手前更谨慎。评估会更全面，更讲求‘稳健回报’而不是过去那种广撒网的姿态。”

而随着美中贸易战开打，美国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产品和关键矿产加征新一轮关税。支巧玲指出，这一决定可能间接影响中国企业的全球部署，包括在澳洲的投资策略。

“过去五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南美，以规避贸易壁垒。下一步，是否会考虑将高端制造带入发达国家，比如澳大利亚，还需要看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合规环境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目前来看，在澳洲建厂的合规和人工成本仍然显著高于新兴市场。”

尽管挑战重重，支巧玲认为澳大利亚仍具有吸引中国长期战略投资的潜力——尤其是在资源、技术、清洁能源领域——但前提是中澳关系能维持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在新能源与关键矿产的全球竞赛中，澳大利亚与中国本可形成天然互补。但实现这一愿景的前提，或许是双方重建"风险可控"的合作框架——毕竟，资本永远追逐资产，但资产的价值终将由规则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