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Bondi恐袭撕裂澳洲社会，政坛博弈只会让仇恨加剧（图）

专栏作家Waleed Aly在《悉尼晨锋报》上发表题为《Bondi事件向我们证明，想要团结一致，政治是最大的绊脚石》的评论文章。

文章称，Bondi恐袭加剧了澳洲政治的分裂。尽管两大党领导人都呼吁澳人团结，但政治本身就不是为了团结。

全文如下：

“团结一致”，这是澳洲政坛两位领导人——总理Anthony Albanese与自由党党魁Sussan Ley在本周圣诞致辞中罕见达成的共识。

在Bondi恐袭这一令人心碎的背景下，这番表态不仅是美好的祈愿，也显得尤为必要。然而，随后政治舞台上展现出的模式，却与这一愿景背道而驰。

眼下的澳洲政坛，各种不安的争议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可谓众说纷纭。有人指责政府对反犹主义关注不足，认为其在悲剧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有人在争论是否应明确指出这是“伊斯兰恐怖主义”；还有人围绕枪支管制改革、建立皇家委员会、仇恨言论法的过往记录，乃至抗议限制法及其引发的法律挑战展开激烈交锋。

甚至连政治对手哭得是否真心、频率够不够，都成了互相攻击的弹药。更有资深政客将移民计划形容为允许“污秽”进入这个国家的根源。

“团结”之所以难，在于当双方连立足的基础都无法达成共识时，任何努力都会变得异常艰难。而这恰恰是恐怖主义的险恶之处：它旨在烧毁一切共同点。

这一点在“伊斯兰国”（IS）的宣传中尤为明确，其核心策略就是消除不同信仰与世界观共存的“灰色地带”。显然，当社会裂痕已经存在时，这种离间计最为见效。

事实上，从新冠疫情甚至更早开始，澳洲的政治格局就已显现裂痕，而自去年10月7日以来，这种震荡更是愈演愈烈。

目前看来，政治本身并不擅长抵御这些分裂。毕竟，政治的默认属性就是对抗性的，其运作逻辑是冲突可以产生效益。

但这有一个前提：必须将对手视为合法的存在。一旦政治触及生存神经，一旦赌注变得绝对，它就成了最不适合尝试团结的场所。

此时，政治转变为一种关于合法性本身的冲突，这种冲突注定是零和博弈：没有灰色地带，只有彻底的胜负。在这种语境下，“团结”演变成了一种排他性的要求：你必须准确地站在我的立场上，否则就是帮凶。

Bondi事件触动了社会每一根敏感神经。由于它发生在中东长达两年的血腥冲突背景下，其破坏性呈倍数级增长。

在这场终极零和冲突中，双方都有大量的人深信对方不仅要击败自己，更要消灭自己。这种刻骨铭心的恐惧让人窒息，挤压了信任彼此痛苦的空间。在零和世界里，承认对方的痛苦甚至被视为对自身阵营的背叛。

要弥合这种伤痕，需要一种比政治手段更为彻底的力量——恩慈。恩慈不预设同情门槛，不会将内心的呐喊仅仅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它赋予对手尊严与荣誉，即便双方存在着最痛苦的分歧。

正是这种力量，让一位母亲在法庭上选择原谅在基督城屠杀她儿子的凶手。恩慈并不要求我们放弃信仰，但它要求我们在坚守信念的同时，也要为对手主张中的真实部分留出空间。

这种转变在现实中会是什么样子？或许是参加挺巴集会的人能够承认，当犹太人在悉尼歌剧院外听到“犹太人在哪里？”的呼喊时，那种恐惧是真实而巨大的；是意识到新州警方建议居民为了安全远离地标建筑时，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

或者说，当犹太群体将“起义”（intifada）一词听作暴力威胁时，这种反应应当被视为善意的担忧而非刻意的刁难，给予积极的回应反而能增强抗议本身的正当性。

同样，这也意味着社会应当看到绝大多数抗议者的平凡与克制。他们并非为了煽动性的口号而去，而只是希望加沙的惨状能够停止。

我们要看到他们也在经历真实而沉重的痛苦，并试图设身处地地思考：悉尼海港大桥上的人群并不全是恐怖主义的同情者。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减轻犹太群体所面临的反犹主义的严重性。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利用自己的悲伤和恐惧去照亮他人的悲伤，而不是将其作为遮蔽他人的工具。

这一切在生存痛苦面前、在公众关注的放大镜下，都显得步履维艰。一旦这些情绪被强行拖入政治领域，解决的可能性就变得微乎其微，因为政治工具往往是冰冷的。

政府行使的是权力与武力，通过制定禁令、实施搜查或出台抗议法来维持秩序。这些举措或许必不可少，但它们也挤占了和解的空间。

或许正因如此，最动人的故事往往悄然发生：有穆斯林因有人以信仰之名行凶而感到痛心，自发前往犹太教堂献花；有抗议者在反思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表达诉求；也有犹太人在承受巨大痛苦时，依然发短信问候他们的穆斯林朋友。

也许这些只是罕见的例外，也许最终裂痕仍会获胜，但即便如此，这些坚守善意的人依然是文明最后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