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为什么我们不敢公开谈论“阶级”？（图）

澳洲著名作家Tim Winton曾将“阶级（class）”一词戏称为“C开头的单词”。

他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礼貌的社交场合提到这个词不仅令人尴尬，更具有某种挑衅性，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市政游泳池里排便一样”令人难堪。

13年后的今天，澳洲的社会结构因经济不平等而日益紧绷，财富继承正逐渐取代个人奋斗，成为阶层跨越的主旋律。

然而，尽管讨论阶级的紧迫性已刻不容缓，这个话题却依然是公共话语中的禁区。Winton当年所观察到的“对阶级的刻意回避”，如今已演变成一种集体的心理障碍。

Dionne Gain 绘图

这种禁忌在当下的澳洲社会随处可见。以吸引了270万观众的真人秀《MAFS（Married at First Sight）》为例，节目虽然谨慎地展示了种族和性别的多样性，却对阶级差异只字未提。

今年两对嘉宾的结合以失败告终，背后的核心矛盾正是阶级不兼容，但节目组宁愿继续兜售“澳洲是平等主义乌托邦”的神话，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虽然现代澳洲构建了复杂的沉默体系，但即便是简·奥斯汀（Jane Austen）笔下的女性，也比现代澳洲人更坦诚——她们绝不会轻易接受“下嫁”。

这种心理障碍在政坛同样显著。近期，Angus Taylor 竞逐联邦自由党党魁引发热议，其升迁之路恰恰揭示了澳洲在阶级问题上的集体失语。

Taylor 承诺将继承“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品牌”，但这一表态却与其出身背道而驰。

作为一名拥有四代家族土地背景、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并任职于麦肯锡的典型精英，Taylor与出身平民阶层的霍华德截然不同。

当年，霍华德正是通过否定自由党“天生统治者”的观念，转而与普通“奋斗者（battlers）”建立联系，才开创了长达11年的执政辉煌。

Larissa Behrendt在《澳洲阶级（Class in Australia）》一书中精准地指出，澳洲所谓的“无阶级土地”，本质上是建立在对土地原主人剥夺继承权的基础之上的。

尽管阶级依然是那个不可言说的隐喻，但它正通过沉默行使统治权。如果我们假装阶级不存在，就能粉饰太平，将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权贵精英，美化成可以在酒吧共饮的普通朋友。

面对这种局面，工党虽然试图重启阶级话语，但也表现得十分谨慎。财长Jim Chalmers虽然在言语上抨击 Taylor 的精英背景，但澳洲工党其实也参与了这场“反宗教改革”，鼓励工人将自己视为个人承包商。

在住房所有权、税收、教育和医疗等核心经济问题上，两大政党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在消除“阶级”字眼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阶级不平等。

随着经济差距在代际间不断扩大，这种失语状态最终注定会催生像一国党（One Nation）这样的抗议型政党。

正如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所言，阶级斗争确实存在，而且是他所属的富人阶级正在取得胜利。

数据显示，澳洲最富有的20%家庭的财富增速是最贫困家庭的4倍。这部分人群占据了全澳约80%的私人资产，而底层20%的人群仅拥有0.7%的财富微光。

这是一个诡异的悖论：当澳洲正加速滑向旧世界的阶级僵化时，谈论“阶级”却依然被视为社交禁忌。

因为缺少了对阶级的直面讨论，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寻求始终在原地打转。这种禁忌不仅剥夺了社会财富的流动性，更剥夺了澳洲人对未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