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年轻人为什么不抗议...”澳洲年长者所得税降至17%，高收入群体沦牺牲品（组图）

69岁的Jeff Oughton无法理解，为什么现在的澳洲年轻人没有走上街头大声抗议，要求政府提供更公平的税收待遇。

身为退休银行经济学家的Oughton坦言，像他这样在53岁就停止工作，此后一直周游世界并从事志愿服务的“富人”，退休后的实际税率几乎为零。他感叹道：“我不明白年轻人为什么不抗议，他们正在承受代际不平等的苦果。”

在5月12日联邦预算案临近之际，财长Jim Chalmer 已将解决代际不公视作税收改革的前提。他表示，预算案将在当前压力与未来义务之间寻求平衡，重点关注经济中的代际问题。

为此，国库部已开始研究针对资本利得、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投资房产以及家庭信托增加税收的可能性。这些手段通常被较富裕的长辈用于节税。工党元老Bill Kelty建议，任何额外筹集的资金都应以减税形式返还给工薪阶层。

退休群体财富激增，劳动者沦为“纳税牺牲品”

包括前国库部秘书长Ken Henry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年轻劳动力正沦为所得税的牺牲品，同时还要继承高达1万亿澳元的庞大债务。

独立议员Allegra Spender指出，近几十年来，缴纳所得税的年长者比例已从27%降至17%。这既反映了寿命的延长，也是由于退休金账户200万澳元以内免税，以及针对老年人的特殊税收抵免政策所致。

Grattan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一对自费退休的夫妇即便拥有400万澳元的超级年金（Super）、无限额的自住房产，且年金外年收入超6万澳元，依然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与此同时，这一群体还在大量消耗免征消费税（GST）的医疗和养老护理等公共财政资源。

澳洲国立大学（ANU）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60岁以上人群的收入已达劳动年龄人口的95%，而这一比例在90年代仅为61%。若与18至30岁群体相比，长辈的平均收入竟高出后者160%。

澳洲国立大学税收与转移支付政策研究所主任Robert Breunig指出，这不仅是代际矛盾，更是“代内不公”。由于政府养老金（Age Pension）的资产审查豁免了自住房，导致住着200万澳元豪宅的人依然能领取补贴，并免税将遗产传给子女。

在过去20年里，流向老年人的转移支付（由纳税人资助的福利）规模大幅增加。

Breunig直言：“我们通过所得税从工薪族手中收钱，去补贴人们积攒巨额免税财富，这简直太离谱了。”他建议将家庭房产纳入资产测试，并收紧退休金税收优惠，以资助全澳减税计划。

谁在支撑税收？“税阶攀升”将长期困扰劳动者

与其他国家相比，澳洲高度依赖所得税，主要原因是10%的GST税率远低于欧洲约20%的水平。

前国库部官员Geoff Francis指出，目前20%的高收入群体支撑了大部分税收。例如2008年最高税率起征点为18万澳元，若按通胀调整现应为28万澳元，而非目前的19万澳元。数据显示，前5%的纳税人贡献了全澳37%的个人所得税，前15%的人贡献了近57%。

前国库部官员Paul Tilley则认为，更大的代际不公在于转嫁给下一代的巨额赤字、经济疲软以及恶化的环境。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政府虽不定期减税，但议会预算办公室（PBO）预测，随着燃油税（电动车普及）、烟草税和酒精税收入的萎缩，政府对所得税的依赖将不降反升。

PBO 报告提醒，由于“税阶攀升（Bracket Creep）”，劳动者的平均税率预计将从目前的24.5%上升至2035年的27.8%。这意味着，未来的预算平衡将完全建立在加强榨取劳动者收入的基础之上。

前国库部秘书长Martin Parkinson表示，政府若不扩大税基或削减开支，年轻人将面临更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澳洲联邦债务即将历史性地突破1万亿澳元。

前自由党联邦财长Peter Costello曾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没有债务的政府，才是你能给年轻人最好的福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