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是好东西！”维州前反腐专员痛批朝野两党：为了政治私利阻碍反腐改革

前独立反腐委员会（IBAC）专员Robert Redlich严厉批评维州两大主要政党，指其将一己政治私利凌驾于迫切需要的廉政改革之上。

本周，维州州长Jacinta Allan在议会中就其决定备受质询——她宣布将一系列期待已久的IBAC权力改革推迟至明年11月州选举之后。与此同时，Redlich不仅对政府的拖延态度提出批评，更对反对党领袖Jess Wilson公开反对其中最关键一项改革表示质疑：即扩大“腐败行为”的定义范围——这一定义正是IBAC开展工作的根本依据。

维州州长Jacinta Allan、一处维州建筑工地和前IBAC专员Robert Redlich。图片：Matt Willis

“不幸的是，我在担任专员期间所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得出同一个结论，”Redlich周二对《时代报》表示，“廉政的敌人是政党私利，是保护政党、推进党派体制。”

“这不是针对工党——两党都难辞其咎。”

改革再度搁置，两党隔空交锋

本周，州政府宣布将等到明年下半年再行立法，计划赋予IBAC追踪资金流向的权力、更广泛地使用公开听证会，并考虑对腐败行为作出更具操作性的定义。反对党随即抨击此举是一场“煤气灯”骗局。

但Allan迅速抓住Wilson此前在澳洲广播公司（ABC）电台采访中的表态予以反击。Wilson在采访中承认，她不支持修改腐败行为的定义。

“要让IBAC拥有自其成立以来最广泛的改革权力，就必须考虑扩大犯罪行为定义的范畴，这样追踪资金的权力才能得到有效实施，”Allan在议会上表示，“而这恰恰是自由党领袖所不支持的。”

定义之争：IBAC权力的核心障碍

目前，IBAC只能调查构成相关刑事犯罪的腐败行为。相比之下，联邦层面的国家反腐败委员会（National Anti Corruption Commission）采用了更广泛的定义——涵盖任何背弃公众信任的严重或系统性行为，并获得联邦联盟党支持。

Redlich同意，除非修改IBAC的定义，将他所称的“灰色腐败”纳入管辖范围，否则追踪资金的权力将收效甚微。

IBAC首任主席Stephen O'Bryan对此深感失望——这两项改革，他和其他廉政专家自IBAC成立初期便持续呼吁，如今依然悬而未决。

O'Bryan将IBAC在启动调查前必须“合理怀疑某项法定犯罪行为已经发生”这一要求，描述为其调查除维州警方以外的公共部门实体时所面临的“最重大障碍”。

“早在2014年4月，即IBAC全面运作仅12个月后，就已向议会提交特别报告，明确指出了加强其立法框架所需的关键改革，”O'Bryan表示，“这一立场此后在历年年度报告、提交给议会监督委员会及相关部长的意见书中始终坚持。12年过去了，这一根本性障碍依然存在，何时扫除，至今没有真正明确的说法。”

他还指出，IBAC需要追踪资金流向权力的理由，早在2015-16年度报告中已清晰阐述，随着历届政府将更多公共资助项目外包给私人公司和分包商，这一需求“只会变得更加迫切”。

“没有这两项改革，IBAC就无法充分履行其预防和揭露维州公共部门腐败的职责。历经十多年清晰、一致且基于证据的改革呼吁，立法行动仍未落实，这非常令人失望，也持续令维州公共部门及公共资金暴露在不必要的腐败风险之中。”

Building Bad丑闻成为改革导火索

推动政府最终着手IBAC改革的政治动力，源于Building Bad丑闻的余波——涉及工会裙带关系和犯罪势力渗透公共资助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负责反腐的大律师Geoffrey Watson（御用大律师）估计，这一丑闻已令维州纳税人损失高达150亿澳元。

在《时代报》、《悉尼先驱晨报》、《澳洲金融评论报》和《60分钟》栏目联合调查曝光飞车党和黑帮人物涉足政府项目后不久，Allan便将此事提交给IBAC，却被告知该机构无权展开调查。

议会廉政与监督委员会去年提交的IBAC立法框架报告中，首要建议正是扩大腐败行为的定义。维州政府本周向议会提交的正式回应，给予了原则性支持，并承诺“将考虑立法选项”。

前专员：皇家委员会才能揭开真相

Redlich表示，回头来看，IBAC本可利用现有权力调查其中部分指控，但要揭露政府部门内部纵容Building Bad丑闻的文化与做法，则需付出更多努力。

“这正是皇家委员会需要审视的，”他说，“只有审视灰色腐败，才能理解那些演变出来的做法——腐败行为如何变得如此根深蒂固，建筑、林业、海事、矿业与能源工会（CFMEU）又如何在工作场所形成如此牢固的控制。”

“那些将资金交到承包商手中的公职人员，在一个必定知情的情况下究竟做了什么？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一个关键的制衡机制就此失效。”

反对党承诺，若当选将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Building Bad丑闻；政府则否认有此必要。

Redlich在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IBAC专员，他表示在任期间，该机构并未获悉大型建设项目工地存在腐败行为的相关指控。他举出“丹特里行动”（Operation Daintree）作为IBAC局限性的典型案例——该调查中，时任州长Daniel Andrews曾私下宣誓接受质询，内容涉及政治压力如何被施加给公务员，以将利润丰厚的培训合同授予某个特定工会。

“'丹特里行动'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我们本可公开进行听证，”Redlich表示，“所有这些本应摊在阳光下，让部长们、部长顾问们和高级公务员们无处遁形，这些信息本都应进入公共领域。”

Andrews当年曾将“丹特里行动”的调查结果斥为“具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