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工人患癌症仅获赔$7.8万！工伤赔偿制度被批严重不公

Ric Perna曾在一家制造癌症诊断设备的公司担任维护经理，一干就是十多年——那些机器本该用来拯救生命，但他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工作场所的有毒化学物质所伤。

这位64岁的老人当时并未察觉，一种名为二甲苯的有毒化学物质正弥漫在仓库中。

Ric Perna与妻子Stephanie Thomas。他因在工作中接触有毒化学物质而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骨髓瘤。

多年来，雇主始终未能为他提供个人防护装备，让他的眼睛和皮肤长期暴露在这种无色带甜味的溶剂之下。

“头十年完全是毫无防护，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安全规定，”他说，“等他们终于跟上规定的时候，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

四年前的新年前夜，在经历了数月剧烈骨痛和极度疲劳后，Perna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骨髓瘤——一种已侵入他血液和骨骼的罕见癌症。他认为，二甲苯正是罪魁祸首。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尽管已因绝症无法工作，Perna却只从WorkSafe的一家授权保险公司那里，拿到了7.8万澳元的一次性工伤致残赔偿。

“这还不如背痛的人拿到的赔偿多，”Perna说，“我有个朋友因为工作时脖子受伤，获得了近一百万澳元的赔偿。我得了绝症，被告知这病会要了我的命，我们却几乎什么也没得到。”

Maurice Blackburn律师事务所的律师Ross Sottile

日益增多的全球研究显示，二甲苯与其他化学物质混合接触，可能会增加患血癌的风险。

Perna的律师Ross Sottile来自Maurice Blackburn律所的粉尘与职业病团队。他表示，越来越多维州绝症患者因接触有毒化学品或用人单位安全标准不达标而患上致命职业性癌症，但他们获得的一次性赔偿金“严重不足”。

Sottile指出，针对严重哮喘等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和传染病，业内已有相应的医疗评估指南。然而一旦涉及职业相关癌症，这套评估体系就失灵了。

国际上虽然存在针对各类工伤疾病和伤害的赔偿指南，但对于如何衡量癌症的严重程度及其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却缺乏充分指导——尽管其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甚至致命。

“缺乏专门指南，让一些最脆弱的工人群体面临不一致且不公平的结果，”Sottile说，“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却始终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改革。”

随着有关致癌工作环境的法律索赔和公众关注度持续上升，Sottile已为无数因工患上血液癌、肾癌、前列腺癌、皮肤癌等疾病的工人争取赔偿。他们中许多人身患绝症，最终却只拿到一笔小额的一次性工伤致残赔偿。

Sottile的另一位客户是一名木匠，因工作场所多年防护不足而患上第四期转移性黑色素瘤。尽管病情危重、已无治愈希望，他却仅被评估为15%的伤残程度，只获得3.5万澳元的一次性赔偿。

Sottile表示，这套评估框架完全未能反映绝症的严重性。在这位客户的案例中，医学评估员将15%的伤残等级归因于他身体上的一些疤痕。

“相比之下，一个做过脊柱融合手术或有部分听力损失的人，可能获得与这位先生差不多的赔偿，尽管他们的病情根本不会致命，”Sottile说。

这名男子的案件目前正在医学小组接受申诉，他被迫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还要为争取更公平的赔偿而奔波抗争。

在维州的无过错赔偿体系下，已获工伤认定的工人可就永久性伤害申请一次性赔偿，无需证明雇主存在过失。这类赔偿严格限定用于补偿疼痛、痛苦或永久性损伤，与他们有权获得的其他福利（如持续医疗费用或每周收入损失补偿）是分开计算的。

这些重病工人的评估依据，是全球通用的《美国医学会永久性损伤评估指南（第四版）》（AMA4）——该指南在澳洲及全球范围内被广泛用于判定永久性伤害的严重程度。但Sottile认为，这套体系对因工作患癌的人极为不利。

“如果一个将死之人因工作场所导致的绝症，所承受的全部痛苦和折磨仅被估价为3.5万或7.8万澳元，那简直低得离谱，”Sottile说，“当你已走到生命尽头时，每周按部就班发放的收入损失补偿金，其实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Ric Perna搬离了自己在维州高山地区的家，以便能更靠近医疗支持。

在Perna的案件中，一位独立医学评估员原本认定其伤残程度在15%至30%之间，但考虑到疾病必然恶化的趋势，行使临床裁量权将其评定为80%。

然而，WorkSafe的一家授权保险公司否决了这一结果。若按80%评定，这位三个孩子的父亲本可获得超过70万澳元的赔偿；但最终采纳的是一个较低数字，这一决定让他的赔偿金减少了数十万澳元。

为了靠近提供专业治疗的医院，Perna不得不搬离位于维州高山地区Lake Eildon的家，迁往海滨小镇St Leonards。他说，这个决定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太扯淡了，”他说，“这不是30%的癌症……这是100%的癌症，而且最终会要了我的命。我当时只是想，‘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他的妻子Stephanie Thomas说，这次搬家花费了他们数千澳元。因为要照顾丈夫，她的工资也受到了影响。看着Perna病得这么重，她说这一切都令人心碎。

“前一分钟你的生活还按部就班，有自己的工作，一切都很好，”她说，“然后突然间你被告知患了绝症。就像扳动了一个开关，一切都天翻地覆了。”

有些日子，Perna病得只能瘫在沙发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脚常常麻木，无法行走；由于治疗，他还患上了糖尿病，几周时间都在化疗和往返医院的模糊记忆中度过。

“我需要让妻子帮我穿鞋袜，有时候还得帮我洗澡，”Perna说，声音因情绪激动而哽咽,“这些痛苦，别人根本看不到。”

Perna每三个月都要向保险公司提交一份表格，由他的医生在表格中证明他仍因病重无法工作。这对夫妇打算继续争取更多赔偿。

“我们感觉自己像扎在他们眼中的一根刺，”Thomas说，“好像非要等Ric到了弥留之际，他们才会考虑给他像样的赔偿。”

这对夫妇不希望其他人经历同样的痛苦。与Sottile的其他客户一样，他们要求进行紧急改革，为职业性癌症制定专门的评估指南。

“这两位男士都被确诊为绝症，”Sottile说，“然而他们获得的赔偿，远不能反映疾病的严重性或对生活的影响。目前的体系正在辜负他们，也辜负了许多其他人。”

他指出，肺癌是唯一的例外情况，因为它与石棉等工作场所危害之间存在无可否认的关联。相比之下，对于职业性哮喘这类新出现的严重疾病，目前已拟定了新的指导意见。

Sottile表示，职业性癌症的评估指南应确保所有病例——尤其是预后诊断为绝症的情况——在评估时充分考虑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病情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恶化趋势。

有权获得赔偿的维州工人，同样也可以申请损害赔偿，但必须证明对方存在法律上的过错。Sottile表示，对许多垂死的工人来说，起诉雇主所承受的压力，往往是难以承受的重负。

对此，WorkSafe Victoria的一位女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作为负责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的政府监管机构，WorkSafe致力于与各方利益相关者定期沟通，以确保该赔偿计划切实满足受伤工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