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黑产猖獗！1400家店卖“黑烟”，被处罚者寥寥无几（组图）

有组织犯罪本质上是有组织商业的阴暗面：找市场、占市场、再拓市场，逻辑与合法企业如出一辙。

不同之处在于，合法企业不会用燃烧弹攻击竞争对手，也不会绑架不情愿的客户，直到对方“认清自己的错误”。

许多暴力犯罪从未被报案。警方经常处理绑架案件，却没人愿意开口作证。

7月1日，Richmond一家烟草店被大火烧毁。Eddie Jim

一名与摩托车党有关的目标失踪后，被人发现躺在医院里，显然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他不知道自己如何到了那里，也说不清为何少了几个脚趾。

大型犯罪即是大型生意。Naked City专栏为此发布了澳洲有组织犯罪的“财年报告”：生意正蒸蒸日上。

黑帮分子几乎没有正常企业的经营负担——没有办公室、不缴纳工资税和消费税，也不做广告、不办员工圣诞派对。

他们的“人力资源部”（HR）实际上是“毒品抢劫”（Heroin Rip-Off），所谓“多技能”，指的是能一边驾驶偷来的汽车，一边向鸡尾酒吧投掷燃烧弹；“裁员”方案，则是在后脑勺来一颗子弹。

犯罪头目深谙离岸运作的好处，这也是为何许多人常年居住在中东，通过加密软件招募愿意用燃烧弹袭击商家、绑架竞争对手的青少年。

这些初级马仔就像拍照证明包裹送达的快递员一样，必须拍下作案过程才能领到报酬。罪犯们借鉴了麦当劳的用人模式，用年轻、临时且廉价的雇员从事一线“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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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清楚自己的商业模式可以复制，因此在多个市场同时布局，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非法毒品是一条财源滚滚的“金河”：澳洲人对可卡因这类东西永远欲求不满，且往往愿意为此挥金如土。

全球毒品产量已达历史新高。过去查获几公斤毒品就能上头条新闻，如今动辄以吨计。

毒品经商业货船、集装箱和远洋游艇运抵，中转站则是巡逻松懈的太平洋岛国，在那里，专门建造的潜艇负责接货。

原本要运往澳洲的安非他命类毒品，已经渗入当地斐济社区，并因共用针头引发艾滋病疫情。

警方透露，可卡因批发价已从每公斤35万澳元暴跌至最低10万澳元，而零售价目前仍维持在每克350澳元左右，但预计还会下降，让潜在使用者更容易染上毒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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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McCoy博士在其著作《毒品贩运——澳洲的麻醉品与有组织犯罪》中写道：“澳洲已经展现出消费大量各类毒品的能力，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毒品……在20世纪20年代，悉尼和墨尔本维持着大量的非法麻醉品贩运，而在20世纪30年代，澳洲‘享有’了英语世界中人均海洛因和可卡因消费量最高这一可疑殊荣。”

“对澳洲一个世纪以来毒品问题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某种毒品——不论合法还是非法——出现在市场上，就一定会找到消费者。”

罪犯们随后瞄准了非法烟草市场——这个市场本身正是政府巨额消费税催生的产物，尽管该税种原意是抑制吸烟，实际效果却更像是敛财工具。

统计局（ABS）数据显示，2025年非法烟草占尼古丁消费量的80%。更低的价格刺激了需求，统计局（ABS）指出，从2017年到2025年，尼古丁使用量跃升近40%，且大部分增长发生在2021年之后。

与此同时，合法烟草商正在裁员，一些估值数十亿澳元的卷烟公司甚至威胁彻底退出澳洲市场。

不妨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有组织犯罪正在迫使跨国企业放弃一个曾经利润丰厚的领域。这正是典型的卡特尔（垄断联盟）手法——用廉价产品充斥市场，直到自己成为唯一的幸存者。而这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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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身陷伊拉克监狱的神秘人物Kaz Hamad，其领导的主要帮派已向市场大量倾销产品，并把纵火当作控制店主的武器。

下一步的“统治行动”已经展开：合法商店频遭纵火，并附带一条明确信息——缴纳保护费、囤积他们的产品，否则关门。

各州政府在打击非法烟草问题上说得斩钉截铁，但正如Hamad倾销的非法香烟一样，空话同样廉价。

数据显示，维州非法烟草店从2017年的200家，飙升至如今的1400家。

政府称，烟草警察已吊销13张零售烟草执照，却未提及绝大多数非法商店本就无证经营。而这些店铺，一家也没有被真正关闭。

Hamad还外包了2024年12月墨尔本一家犹太教堂纵火案——这是一起恐怖主义行为，但动机并非意识形态，而是纯粹的利润。

（图片来源：网络）

这种纵火、威胁与破坏并存的商业模式，已蔓延至夜总会、餐厅、酒吧、豪华车行乃至健身房。如今连冰淇淋店的“炸弹阿拉斯加”（bomb-Alaska）甜品都变了味——用的不再是果汁冰糕和蛋白酥，而是一个汽油桶加一根引信。

烈酒消费税同样催生了灰色市场，澳洲税务局（ATO）发现相关消费税漏洞高达7.67亿澳元，相当于1900万瓶伏特加的税款蒸发。

至于遍布郊区商业街、由有组织犯罪操控的泰式按摩店，则鲜少有人提及——除了那些被压榨的工人，几乎所有人都能在那里“获得快乐结局”。

老练的罪犯懂得权衡成本。通过法院追讨债务既耗时又昂贵，派穿着帮派色的摩托车党去索要争议资金要简单得多——至于随后是否会发生一场“原因不明”的火灾……要做煎蛋卷，总得先打破几个鸡蛋。

这一切本不该令人意外，因为60多年前，我们就已被明确警告过将走向何方。

在意大利有组织犯罪集团“荣誉社团”（Honoured Society）涉入的市场谋杀案发生期间，州政府曾下令由美国黑手党克星John T. Cusack进行专项审查。

在1964年8月11日的报告中，他写道：若不加遏制，有组织犯罪将凭借“大量的现金储备和暴力手段”，在“劳工敲诈、酒类分销、夜总会和酒馆”以及“建筑和道路建设公司”中建立垄断地位。

打击黑手党的John T. Cusack（中排左四）在1964年与凶杀案侦探的告别晚宴上。Naked City犯罪博物馆。

他建议成立反勒索专项小组，专门打击那些以恐吓手段在企业中攫取影响力职位的已知罪犯——这听起来是否耳熟？他还建议设立犯罪情报部门，以便及时预判犯罪动向。

他写道：“必须推行一项发展和利用罪犯及合法线人的计划”，并补充称，“应维持一个由训练有素的警官组成的卧底小组，以渗透有组织犯罪集团”。

1964年Cusack报告摘录。Naked City犯罪博物馆。

罪犯对Big Build项目的渗透，很可能是维州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然而要求成立皇家委员会展开调查的呼声，却以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被驳回。

当大律师Nicola Gobbo被揭露为警方双重间谍时，政府一时方寸大乱。为此专门成立的“警方线人管理皇家委员会”耗费高达1亿澳元，最终却未能起诉任何人。

反观搞砸了的Big Build项目：毒贩发现当交通指挥员比贩毒更有赚头，阿尔·卡彭（Al Capone）摇身成为举着“停/走”牌的交通指挥员，凶悍监工附体“我要杀了你”式管理风格，克雷兄弟（Kray brothers）则堂而皇之当上人事主管——显然，这些问题都不需要皇家委员会调查。

Big Build的理想伙伴。Reggie Kray（左）和Ronnie Kray与兄弟Charlie（中），1982年8月31日。

维州州长Jacinta Allan在《The Age》撰文称，此类委员会很少真正能抓到坏人：“如果目标只是多一份报告，那么再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自然能交出一份。”那么，此前的Gobbo委员会，究竟又交出了什么？

政治的黄金法则是：除非你已经知道调查结果，否则永远不要轻易启动皇家委员会。而在Big Build问题上，规则恰恰是不启动调查——因为大家都清楚，一旦查下去会有多难看。

州长Allan表示，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应主动联系警方。但警方坦言，许多知情人因担心成为报复目标而不敢站出来。

为什么像本报记者Nick McKenzie这样的人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爆料？答案很简单：他们承诺为消息来源提供匿名保护。

而Gobbo委员会恰恰削弱了警方最重要的武器——人力情报来源，因为线人正是靠爆料换取内幕消息的渠道。

为避免重蹈Gobbo事件的覆辙，警方现在必须让线人签署协议，事先告知其身份存在被披露的风险。

在CFMEU之前，还有建筑工人联合会（Builders' Labourers Federation）——该组织曾利用腐败和恐吓手段，向建筑商和开发商收取回扣，以确保工地“太平无事”。

1981年一次揭露此类骗局的警方调查（最终促成一项皇家委员会）中，侦探督察Rick Murphy写道：“没有获得任何支持这些指控的签名证词。所有访谈都是在非正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并达成了信息将保密的共识。”

而在Gobbo事件之后，这类保密安排已经难以为继。

新的证据开示法则带来了另一重打击：警方必须向辩方提供所有相关及不相关材料，这使得提交证据摘要的时间翻倍，导致开庭日期一再延后，也让更多被告因听证延迟而获准保释。

由于秘密信息来源可能在公开法庭上暴露，越来越多案件不得不被放弃。

那么，究竟哪种行为更令人愤慨——是利用Gobbo充当线人告密，还是耗费数十亿纳税人资金，却眼看有组织犯罪从中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