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迎来最惨十年？多重经济打击之下，你的薪水恐又要缩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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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我们遇到问题了。

本周接踵而至的三重经济坏消息，恐怕让联邦财政部长 Jim Chalmers 坐立不安，盼着大家把注意力都转移到橄榄球赛上去。

周二，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 表示，澳洲正濒临自上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低于2%经济增长期。

同日稍晚，经合组织（OECD）警告称，澳洲的实际工资今年可能再次下降，我们在这一方面是鲜有进展的少数国家之一。

第二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又将澳洲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下调至1.9%。这一连串坏消息，让试图摆脱“生活成本危机”的艾博年政府接连受挫。

但这个问题就是挥之不去。根据6月的最新数据，近40%的民众表示，生活成本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紧随其后的移民和住房问题均以10%的比例远远落后。

选民们觉得国家没有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这看来并非空穴来风。《澳洲金融评论报》周末版的分析显示，本世纪20年代将有望成为有史以来澳洲生活水平增长最糟糕的十年。

Challenger 首席经济学家 Jonathan Kearns 表示，澳洲的生活水平增长正在走下坡路，这可能正在助长民粹主义。Credit: Dominic Lorrimer

消费者信心指数接近历史最低点。经济学家们表示，澳洲可能正在步入一场“不得不经历的经济放缓”——这或许正是让目前3.6%的基础通胀率回归澳洲联邦储备银行（RBA）2.5%目标所必需的代价。

在经历了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36年来最高通胀，以及今年的全球能源危机之后，这可不是澳洲人想听到的消息。

如今，经济学家和澳联储行长 Michele Bullock 告诉我们：解决顽固通胀问题的办法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这可真“棒”。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经济体每年新增商品和服务总价值除以人口——是衡量生活水平的良好指标。

曾在澳联储工作25年的 Challenger 首席经济学家 Jonathan Kearns 敲响了警钟：根据统计局（ABS）公布的65年数据，澳洲正身处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均GDP衰退之中。

“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长一段人均GDP持续下降的时期。”他说，“自2022年年中以来，人均GDP仅有四个季度录得正增长，目前仍低于近四年前的峰值。”

正是对工资的警告，让工人们忧心忡忡，也催生出一种“事情不对劲”的普遍感觉

“在几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实际工资都收复了一些失地——只有新西兰和澳洲，实际工资仍处于生活成本危机以来的低谷附近。”经合组织在其最新就业报告中指出。

实际工资衡量的是收入经通胀调整后的水平。换句话说，如果物价涨得比收入快，你名义上赚得更多，但能买到的东西却变少了。

Chalmers 曾大力宣扬艾博年政府在恢复实际工资方面的进展，去年底还在夸耀实际工资已连续八个季度保持正增长。但这一涨势在2025年12月这一季度被打破，如今实际工资似乎已重返负值区间。

“自疫情以来，实际工资的最大降幅发生在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联盟党执政期间，降幅达3.5%。”Chalmers 本周在回应经合组织报告时说道。

对于与工会结盟的工党而言，确保工人获得实惠是其执政成效的重要衡量标准。即便如此，工党在扭转联盟党执政时期造成的实际工资下滑方面，并未取得太大进展。

Kearns 表示，考虑到公平工作委员会将行业工资标准上调4.75%的决定，低收入群体的境况可能会好一些。澳联储使用的实际工资估计值只是平均数，可能掩盖了部分工人更大幅度的涨薪。

“最低工资的增长是跑赢通胀的——虽然只是略胜一筹——所以这应该意味着收入最低的工人能够获得一些实际工资的增长，而他们恰恰是最需要的人。”他说。

但 Kearns 也指出，实际工资下降意味着澳洲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正在倒退。人均GDP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最佳指标之一，目前比1990年高出67.1%——这说明现在的澳洲人平均比几十年前更富有，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改善的速度已急剧放缓。

人类有一种科学家称之为“改善预设”的倾向，即默认社会会随时间变得更好，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书籍和其他媒体中“胜利叙事”传递给我们的——我们都喜欢皆大欢喜的结局。

而现实是：本世纪20年代至今，人均GDP年均增长仅0.7%，而在1990年代，其增速是现在的三倍。

对此，一个常见的解释是移民量过高，即所谓“大规模移民”稀释了经济蛋糕。“没有哪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会相信这种说法。”Kearns 说，“这无法解释为何新移民劳工的存在，会降低已在澳洲居住者的生产力。如果移民流入强劲同时生产力也在增长，经济总量只会增长得更多，因为每个人的生产力都提高了。”

换句话说，移民增加了澳洲人口，但同时也增加了澳洲的经济产出。如果移民的生产力低于澳洲平均水平，这可能是个问题，但 Kearns 表示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事实上，那些常常花费高昂成本跋涉来澳的移民，反而可能更有动力在技术短缺行业努力工作。

“我们人均GDP增长乏力的真正原因，在于生产力增长疲软。”Kearns 说。

经济学家表示，生产力增长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意味着经济体能以更少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生产出更多商品和服务

衡量生产力最常用的指标，是GDP除以劳动力总工作小时数。过去二十年里，生产力增长已急剧下滑：过去五年平均增速仅0.1%，而在2000年代约为1.5%，1990年代末更是长期高于2%。

Kearns 认为，这可能正在加剧年轻一代对经济的悲观情绪。罗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数据显示，18至29岁人群对经济的乐观情绪下降得尤为剧烈：2023年时，55%的年轻人对澳洲经济表现感到乐观，到2026年这一比例已跌至34%。

“如果你是较年长的一代，你的财富会随股票、房产等资产升值而增长，即便工资没涨，负担某种生活水平的能力也在提升。”Kearns 说，“但年轻群体没有这样的资产基础，他们的生活水平更多取决于劳动收入。”

近来，政客们大谈“代际公平”。Chalmers 将其作为最近预算案的核心主题之一，通过缩减资本利得税折扣、限制负扣税，对普遍集中在老一辈手中的资产财富增税。

人们普遍认为，被排斥在房地产市场之外的年轻人，正艰难地试图达到父母辈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但问题远不止于此：根据生产力委员会数据，澳洲年轻人的收入仍高于前几代同龄人，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富也比大多数世代更多，即使分配并不均衡。

真正遥不可及的，其实是资产财富的第一级阶梯——主要指房产。

话虽如此，人均GDP相比几十年前甚至疫情前依然更高，但它的增速还像过去那样快吗？

为验证这到底是个真问题，还是当今青年“无病呻吟”，我们不妨看看每个人一生中所经历的平均生活水平增速——对1975年出生的人来说，这意味着50年的平均数据；对2008年出生的人而言，则只有18年。

结果显示：今天的年轻人一生所经历的经济增速，可能仅是1990年代之前出生者的一半。如果你出生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一生经历的人均GDP年均增速约为1.5%；而2008年前后出生、现年18岁的澳洲人，其成长环境中的经济年均增速仅为0.8%。

现年26岁的澳洲人，孩提时代目睹父母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青少年时期经历了随后经济缓慢增长的十年,刚成年时又遭遇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

如今，他们正处于职业生涯早期，却置身于一个被创纪录的低生产力增长、全球能源危机以及日益凌驾于自由贸易、财政纪律等传统经济原则之上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困扰的经济体。

他们所处的时代，人工智能很可能取代那些曾被视为“铁饭碗”的技能，比如计算机编程和数据分析——也可能不会。但在所有人弄明白之前，这只会让职业选择变得更加艰难。

澳洲的年轻人理应迎来一个更高增长的时期，来提升他们平均的经济体验，但本周来自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Deloitte 的报告却表明，他们还得继续等待。

而且，这并非澳洲独有的困境。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同样深受生产力停滞、地缘政治阻碍经济发展等问题困扰。

历史上有一个简单的等式：愤怒而悲观的年轻人，加上对主流机构的不信任，等于对替代性、民粹主义方案的支持。

在美国，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代名词的共和党，如今已围绕一位保护主义总统团结一致；华尔街亿万富翁银行家云集的纽约市，则选出了承诺实施租金管制、对富人大幅增税的社会主义者市长 Zohran Mamdani。

在澳洲，20%的人认为绿党或一国党才是管理经济的最佳政党，只有47%的人选择两个主要政党中的某一个，已属少数。

如果 Chalmers 真心想帮助年轻人，就该聚焦生产力问题：若澳洲能将1995年至2023年间的生产力增速，维持在1990年代2.2%的平均水平，如今的工人们每年将能多挣25000澳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