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农民，没读什么书，说的不一定对” 你还真把大佬这句话当真？（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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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7日，北京景山学校给总设计师写了一封信。

信大约500字，起首称呼是“亲爱的小平同志、亲爱的邓爷爷”，提出了一个恳求，“就是希望您老人家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

总设计师的三个孙辈都曾在景山学校读书，此前景山学校也常给他写信，汇报教改的情况，他一般都是通过办公室回复“支持改革”。

景山学校9月8日送出信，9月10日收到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不仅是对景山学校的要求，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总方针。

当天，景山学校师生兴奋地跟过年似的，中央及北京市的新闻媒体都来了。景山学校一跃成为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排头兵。

总设计师的题词本意是在“文革”后为教改指明方向，哪里会想到，这一切在10年后，被广东顺德一个农民出身的包工头给“利用了”。

顺德的农民自古以来就不老实。

据《顺德县志》载，今天顺德地域在先秦属于南越，秦代归属南海郡番禺县，隋代改属南海县，明英宗正统年间黄萧养起义失败后，朝廷为了加强对起义策源地的管治，于景泰三年把南海县的东涌、马宁、西淋，鼎新四都三十七堡及新会县的白藤堡（1958年复归新会县）划出单独设县，命名“顺德”，取意“顺天威德”（一说“顺天明德”）。

黄萧养，冲鹤堡（今顺德勒流镇冲鹤村）佃农出身，尚武，不堪地主欺压，集结一万余人起义，攻取佛山、广州等地，自立为王，鼎盛期追随者有十万之众，最后朝廷派出精锐方才剿灭。

一个彪悍的农民领袖，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后遂有顺德。由此可见，这片土地上的人骨子里就不安分，爱折腾。

顺德盛产蚕丝，而中国近代工业萌芽于纺织业，故而清末民初，顺德诞生了诸多丝厂，“一船蚕丝去，一船白银归”，货币周转量每年在1亿银元以上，境内银号多达40多家，一度成为广东的金融中枢，被誉为“广东银行”。直到1949年，历经战乱的顺德仍有一定的工业基础。

政权鼎革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及经年累月的“运动”把顺德的家底给透支完了，饶是顺德人敢闯敢拼，也无用武之地。改革开放之前，顺德穷的叮当响。

就拿日后的宇宙第一房企的掌门人杨国强来说吧。1955年出生时，他母亲愁死了，按说多添一口男丁是喜事，但家中实在没粮，他姐姐之前就是饿死的。他十八岁之前没穿过鞋子，衣裤都是兄长穿剩的或香港亲戚穿旧寄来的。小时候放牛，念书后，为省７分钱的饭钱，中午放学走一个小时回家吃。交不起每学期７块钱的学费差点退学，最后还是学校免了学费，并给两块钱助学金，才得以继续读书。

“文革”结束后，压抑多年的顺德骤然迸发出巨大的能量，8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各种工厂，为中国贡献了最早一批工业品牌：美的、科龙、格兰仕、万家乐、万和、容声、蚬华、康宝、东菱。当时全国十大乡镇企业中的一半以上位于顺德。

泥瓦匠杨国强在时任顺德县第二建筑公司负责人的大哥杨国华的帮助下，1978年进了北滘公社房管所，担任施工员。他脑子活，能吃苦，6年后升任建筑队队长。到1989年，他成为北滘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实际上还是一个包工头。

那时，大他一岁的王石已带领万科转型，从倒腾家电、录像机配件到进军房地产，以高价拍下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签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对王石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

杨国强穷怕了，可不敢胡闹，带领建筑公司扑在各个工地上。他赶上了中国房地产的第一个好时代。

现代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起来的。198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全国基本建设工会议汇报提纲》中提出：“准许私人建房、私人买房，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房”，正式实行允许住房商品化政策。到年底，全国100多个城市都组建了住宅公司。

做包工头那几年显然让杨国强迅速赚取了人生中第一桶金，4年后，即1993年，北滘建筑工程公司改制，杨国强和杨贰珠等拍档就能凑出3395万元，收购了公司，完成私有化运作，当时MBO概念还没进入中国。

在乡民的眼中，杨国强从此成了“Boss杨”。

总设计师南巡之后，发轫于海南的房产泡沫开始蔓延全国，各省市区县都在搞“圈地运动”。顺德三和物业发展公司拿下了顺德和番禺交接处1000多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地。

杨国强的建筑公司承接下工程，带资建造了近4000套别墅。这片地左依碧江，右靠桂山，杨国强将楼盘命名为“碧桂园”。

这是碧桂园首次见诸纸端。但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杰作”随后给杨国强带来无尽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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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新春的余味还未散去，老百姓就愁上眉头。汽车、钢材、水泥、石油、彩电、冰箱、黄金、猪肉、理发、洗澡……，没有一样不涨价。7月，国家统计局宣布：上半年，全国居民生活费用指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城镇达17.4％。

国务院为调控经济，缩紧银根，削减基建投资，清理在建项目，银行被勒令与自办房地产企业脱钩，楼市泡沫被戳破，一度被炒爆的“高级花园别墅”刹那间无人问津。

那年夏天，如果驱车经过广珠公路顺德段南侧，会看到临近公路的工地上，几千座小别墅一片死寂。碧桂园成为中国最大的烂尾楼盘。

杨国强向三和公司索要工程垫付款，三和公司让他销售别墅，用销售收入核销建筑成本。

为了盘活这个项目，杨国强想了许多办法，当时公司里一个爱读书看报的年轻人向他推荐了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王志纲，意欲借助王志纲之笔写一篇重头报道，为楼盘鼓一鼓劲，扩大影响。

1990年代早期，中国地产界有两大营销高手，即北京的邓智仁和广东的王志纲，合称“北邓南王”。

杨国强找到王志纲。王志纲问他，想不想当李嘉诚。他说想。王志纲当时隐约觉得杨国强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就给他当起“军师”。

曾经“甜蜜蜜”的杨和王

王志纲认为：“这个事不是一篇文章就能做好的。现在的情况是，就房地产搞房地产肯定死火，要跳出房地产才能开发房地产。房地产不等于钢筋加水泥。地产也要用文化的方式去运作，要把它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用全新的策划思路去做。”

他进一步解释：“广东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亿万富豪，他们很有钱，但是穷的只剩钱了，他们也渴望文化，但他们没有功夫培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从这点来讲，他们内心里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文化，这是个好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去做一个很成功的学校，让几千个孩子都来上学，接受全国最优秀的老师的教学。你想如果有三千孩子进来，就有八千爹妈和爷爷奶奶进来，一下子就把这个楼盘给拉起来了，所以楼盘自然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杨国强听后心悦诚服，迅即在碧桂园附近兴建了一所国际学校，并联系上北京景山学校，成为其广东分校。

1994年1月3日, 《羊城晚报》登出一版广告，最右边一行大字：可怕的顺德人。其中“怕”字做了放大处理。在左上角，是这样几行文字：

顺德人发达三大奥秘：识做、搞掂、坚嘢

昨天, 顺德人撑起了广货北伐主力军团的大旗——坚嘢!

今天顺德人要用财富栽培出智慧之果——识做！

在珠江三角洲的黄金点——碧桂园, 可怕的顺德人将要

搞掂一个跨世纪、超国界的文化工程……

文字下是一个智慧果的图案，一副“碧桂园”位置图，在广告的右下角有一行文字：请留意6日本报本版。

“可怕的顺德人”，最早出自《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文章，用来形容顺德电器风行全国。“识做、搞掂、坚嘢”则是曾任广州市长的顺德人黎子流对顺德经验的概括。“识做”意为灵活会干，“搞掂”指善于执行，“坚嘢”是说质量过硬。

1月6日，《羊城晚报》相同位置再次打出“可怕的顺德人”广告之二，告诉读者第一次广告中所说的“跨世纪文化工程”即“广东碧桂园学校”。

随后，又是三轮广告轰炸，吊足大家胃口。

2月8日，“可怕的顺德人”广告第六次出现，向广东省内广大父母拜年，同时过渡到一个新的广告：为什么不去碧桂园学校？

这组营销策划轰动一时，“胆大包天”的杨国强还傍上了总设计师，碧桂园学校打出“邓小平孙子都入读景山”的招牌，吸引了大量旅居顺德的外地商人及当地富豪。

碧桂园学校首期报名就突破1300人，教育储备金由最初的一个学生18万涨到30万元，是广东贵族学校的龙头。如王志纲所料，借助学校效应，别墅一售而空。

这就是中国“学区房”的由来。

电影《西虹市首富》中，“王多鱼”重金购入一块废地，本以为巨亏，孰料最后改为学区房，地价狂升。看似疯狂的桥段其实源于生活。电影不疯狂，疯狂的是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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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人杨国强变得更可怕了。

别墅售罄，不仅收回上亿元的垫资，还通过碧桂园学校，筹资近3.9亿元，为后续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名声大噪之后，碧桂园趁热打铁，推出了新主题：“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正式确立了房子、会所、学校互相整合的泛地产模式。

1995年，杨国强和四个拍档利用三和公司原股东缺乏操盘信心之机，以8000万元拿下了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其中，杨国强占6成，其余四人各占1成。

至此，杨国强从一个建筑商蜕变为一个房产开发商。

王志纲后来把这一案例收入《谋事在人——王志纲策划实录》中，并在书中称：“王志纲的大手笔文案，以及对媒介出色的调动能力，使碧桂园学校短期之内，获得了与‘可怕的顺德人’这个生猛概念关联密切的符号价值。”

商人重利轻别离。走出困境的杨国强与王志纲“掰了”，1996年，两人解除合作关系。

农民出身的杨国强，把建房的土地看成种庄稼的农田，只要严格控制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他就有把握把碧桂园做大。何况他又赶上了中国房地产的第二个好时代。

1997年4月，中国建设银行率先开办个人住房贷款。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终结，同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取消了对发放个人住房贷款的限制。这给房地产市场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源动力。

杨国强有多个称谓：同辈叫“强哥”，晚辈叫“六叔”，乡人叫“Boss杨”，下属叫“杨主席”。其中，“杨主席”最受欢迎。

杨主席向毛主席学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他曾这样给碧桂园定义：大规模、快速生产、价廉物美的房屋工厂。换言之就是“低成本土地、规模化生产、快速销售”。

早期的碧桂园专注二三线城市，后来下沉到四五线县城，再到后来人口超过1万的小镇也不放过。这使得购地成本仅占售楼价的10%以下，能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销售楼盘，快速回报。

在碧桂园的大事记中，2001年开发的碧桂园凤凰城被视为这一模式的经典之作。

该项目圈地10000亩，从规划、设计、建筑施工到装饰、物业管理，都是碧桂园自己负责，几百台吊车同时操作，几千套房同时拔地而起。开盘时，以每平方米2800元的均价推出带装修的房子，50万就能买下独栋，“价格比同一地段的毛坯房还便宜”。创下一分钟卖出十栋房子的惊人纪录，业界称“像卖白菜一样卖房”。

碧桂园开始复制这种“神话”：顺德碧桂园、华南碧桂园、广州碧桂园、均安碧桂园、花城碧桂园、荔城碧桂园，几乎一年一个。

2006年，碧桂园把版图扩大到了广东省外，相继启动占地2700亩的长沙项目和占地23万平方米的上海项目。那年，碧桂园销售额达80亿元，拥有土地储备1800万平方米，笑傲业界。

2007年4月20日，香港联交所，碧桂园上市。

53岁的杨国强特意穿了一套竖纹双排扣黑西服，还打上一条红领带，他高举酒杯，笑靥如花。平日里，他可不爱穿西装，开会时喜欢脱掉鞋袜，盘腿而坐。

内地及香港的众多政经要员悉数到场。杨国强的两位顺德老乡——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和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各掷10亿港元认购碧桂园新股，带动了68万散户的追捧。

尽管与杨国强已分道扬镳，但对于碧桂园上市，王志纲还是给予了正面评价：“这不是被高估的结果，投资者投资的不是蛋（碧桂园的某个项目），也不是鸡（碧桂园的品牌运营），而是母鸡的生育能力（十几年来碧桂园已被证明的生育能力和鸡舍里满当当的饲料——土地储备）。”

当日，碧桂园报收7.27港元，大涨35%，以160亿股总股本计，碧桂园总市值达1163.2亿港元，年仅25岁的杨惠妍以超过692亿港元的身家成为内地新首富。

这一天，杨惠妍并未出现。这位年轻女首富成为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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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有3个女儿和一个养子。大女儿幼小持续发烧，但他那时无钱医治，以致她智力受损，故而对二女儿杨惠妍及小女儿杨子莹极为看重。

当两个女儿还在上初中时，杨国强就带她们参加公司的重要会议，着力培养。后来，又先后把她们送出国留学，皆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杨惠妍学习市场营销及物流，2005年回国后，进入碧桂园，出任杨国强的私人助理。

杨国强说他传位于杨惠妍的原因是：“因为她很优秀，她的优秀不光是从上大学到毕业所有功课都是A，更重要的是她对财富的心态已经成熟了。我创办国华纪念中学就是我女儿促成的，我想她对陌生人都这么好，肯定会养我老的。”

在上市招股书中，杨国强公布了家族传承计划：“将股权转让给女儿杨惠妍，是意欲训练其为家族持有的碧桂园权益的继承人。”

杨惠妍一举成为中国首富后，媒体这才尴尬地发现，居然找不到一张她的照片。

杨国强曾郑重地告诫下属，如果有人把他女儿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公布出去，“后果自负”。不过，后来媒体还是想方设法搞到了杨惠妍婚礼的视频截图，这也成为杨氏父女2007年最窝火的事件之一。

在顺德碧桂园旁边有一所“国华纪念中学”，在校内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杨国强的题字：“我不忍看天地之间仍有可塑之才因贫穷而隐失于草莽，为胸有珠玑者不因贫穷而失学，不因贫穷而失志，方有办学事教之念。”石碑落款“创办者”。

“国华纪念中学”建于2002年，用的是杨国强大哥杨国华的名字。之前1997年，他建立慈善基金时，用了母亲的名字“仲明”。2007年，他又建了一所“国良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为退伍军人服务，是纪念曾是退伍军人的兄长杨国良。

这一切似乎显示杨国强十分低调。

但2007年5月，《瞭望东方周刊》做了一个名为《一个保守十年的慈善秘密》的专题，称赞杨国强做善事不留名，“10年来不断有政府领导及身边好友劝他说出自己的名字，但都没有奏效”，“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首富——尽管他已将财产转移给女儿，但他连同他钟爱的女儿一起，他们既是金钱的富翁，更是道义的富翁。”

全国媒体都报道或转载了这个感人故事。当时碧桂园刚上市不久，媒体正尽可能地挖掘背后的故事，低调的杨国强还是没沉得住气。

这就是杨国强的矛盾之处。他虽然学历不高，但酷爱读书，最终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思想体系。

上学时，他和另外一个同样领取助学金的同学，跑到废品收购站买了一大堆旧书，大约有半个人高。“然后一人一本轮流挑，挑完了两人分头看，看完再换着看，剩下实在没用的再拿回去卖废品。”

他碰上什么读什么，涉猎广泛，眼界随之开阔，“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那些书给了我重要的精神滋养。”不过，这种囫囵吞枣式的阅读也让他的知识结构驳杂，充满实用性。

创业后，他爱读书的习惯一直保留，“上厕所，坐在马桶上一定要看书的”，还是“什么书都爱看，管理的，人物的，哲学的，自然的”，他最喜欢卢梭的《忏悔录》，“好书啊！越看越有感觉，看完书兴奋得一夜没睡，跟充了电似的，第二天上班也不困不乏。”

“拿卢梭来说，国家最后给了他一个杰出贡献的荣誉，每月可以去政府领钱，但他没要，最后在贫病交加中终老。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对于人生和金钱，杨国强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小时候穷，他每天躺在石桥下面看天上的星星，感叹宇宙那么大，人这么渺小；进建筑队讨生活时，他每天“为五毛钱而焦虑”，风里来雨里去；创业后，只要不违法的买卖他都敢干；碧桂园做大后，他以看透的口吻说，“不同的人由不同的分子构成存在这个地球上，然后到某一天，又分解成不同的分子散于无形。如此，就算一时获得所谓权力、财富、名利，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现在虽然人还在名利场里，但心已经离开了。”但他又说，“当然，从人的本性来说，追名逐利也很正常，某种意义上，这样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这个社会总有些特别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杨国强第一次进入“胡润百富榜”是2002年，以10亿元的个人财富排在第58名。这让他很紧张。2003年，“胡润百富榜”发布前夕，胡润团队将调研来的信息发给碧桂园确认，结果收到一份传真，落款是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还加盖了公章。传真写道：“兹证明杨国强与杨贰珠、杨志成、杨永潮、杨文杰非兄弟关系、非父子关系。”杨国强的律师找上门来，认为杨国强的财富没有胡润团队调研的那么多。

最后，那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没有杨国强的名字。胡润解释称，主要原因是碧桂园其他股东的身份难辨。比如，杨贰珠是代杨国强持股，但碧桂园方面一定要将二人“划清界限”。

杨国强就是不想将自己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碧桂园上市前夕，他把股份转让给杨惠妍，自己退居幕后遥控。大到楼盘的设计，小到墙壁上的口号，他都要过问，活脱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王者”。

与王志纲“分手”十多年后，在一个场合，两人遇见，他走上前打招呼，“王老师，不见了这么多年，我向你报告，我这些年还是一直在努力，为这个社会更加进步而努力。”

他还有一次跟朋友聊天说：“假如有一天我死去，在我的墓志铭里就写：这里躺着一个很努力、为这个社会的繁荣进步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人。”

他总是把自己设定在宏大的正义叙事之中，站在道德高地睥睨众生，对负面信息绝不容忍。碧桂园建了一支庞大的舆情监控队伍，一旦有“突发情况”，会动用各种资源进行公关。

这在碧桂园上市之初就显出端倪。2007年11月，《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题为《两份秘密协议引发悬疑碧桂园被指零地价拿地》的报道，引起巨大反响。几天后新华社也发表文章称：“有人白拿了一块地并不可怕，查处了就是，怕就怕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媒体记者的能量毕竟有限。希望有关部门和地方尽快介入调查，并顺次追查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以解民疑，以慰民心。”

碧桂园反应迅速，一方面对相关报道矢口否认，另一方面用重金猛砸广告。自后若干年，广东省内媒体上充斥碧桂园的广告，再无负面新闻出街。

2012年4月和2013年7月，北京口碑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与增城市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为后者提供删除互联网负面信息服务，分别收费9.81万元、3.01万元。2015年初，该公司三名负责人被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分别获刑。

就这样，一个性格矛盾的老人，顽固的坚守过往成功经验，被部下奉承，愈发强势和刚愎自用，在他的治下，碧桂园变成了一头噬人的巨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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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斌就是再神通广大，接二连三的死伤事故让他也手足无措。

2010年，杨国强挖来中建五局总经理莫斌，出任碧桂园执行董事兼总裁。莫斌最大的本事是24小时不关机，随时监管全国各地一两千个在建项目。

2013年，被誉为“清华神童”的原富力地产副总裁朱荣斌加盟碧桂园，出任联席总裁。他的看家本领是能大规模拿地。

在“双斌”的辅助下，杨国强推动碧桂园高歌猛进。2013年，碧桂园销售收入翻倍，高达1060亿元，挤入中国房企千亿军团，增速位列第一。

挖来朱荣斌是源于杨国强与平安集团马明哲的对话。2013年初，他问马明哲：“你管理着平安万亿资产，有什么秘方？”马明哲回答：“没有什么秘方，我只是用了优秀的人，很多年薪千万的人。”

回去后，杨国强立马给莫斌涨薪水，一口气涨到605万，比杨惠妍的薪水还要高。同时，他给人力资源总经理彭志斌下了死命令，“我给你30个亿，你把给我找300个人来。”

就这样，朱荣斌来了，年薪553.6万。中建的原高管吴建斌也来了，担任首席财务官，年薪619.5万。

还有1400多名职业经理人和300位博士一同到来。比如碧桂园澳洲区域总裁胡国韬（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博士）、森林城市首席战略官于润泽（博士，曾就职于世界银行）。

2014年5月，在碧桂园的一场业务交流会上，杨国强望着台下数百人，抛出问题：“房地产行业正值冬天，我们该怎么办?”

众人无语，杨主席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首先，抓紧实施开源节流。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一夜间全部工程停建，裁减了两到三成员工，赔偿了几十亿元。因此，公司要汲取教训，当前要把资金危机处理放在首要地位。每个人都要做高效的事，节约每一元钱。

其次，积极研判市场，建造能卖得出去的房子。当年，公司小的时候我是包工头，我能亲自控制公司的成本，现在靠大家了。你们要起想办法把房子卖出去。如果卖不出去，就要控制发展节奏。

最后，总结经验和教训，买能实现“成就共享”的土地。还是要强调赚每平方米100元的道理。譬如，投资每平方米土地成本400元，半年能回款，年回报也有50%。追求自有资金年回报率较高是碧桂园投资的一贯做法。

之后，碧桂园进入人皆侧目的高周转时代，大干快上，“456”的节奏让对手慑服。

地产圈有句话叫：生不进恒大，死不进万科，生死不进碧桂园。但中国还有一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杨国强最得意于自己推出的合伙人制度，“员工入股项目，跟投获益，通过超额利润分红，有钱一起赚。”

吴建斌曾极力向杨国强建议实施股权激励，但杨国强根本不感兴趣。为什么？他在纸上写了两个字：自私。

杨国强认为，股权激励相当于让高管吃大锅饭，他更喜欢“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更直接、更结果导向的激励方式。

起初，没有人信，直到刘森峰成为第一位收入过亿的区域总裁。刘是江苏区域总裁，他一个项目就跟投了5000万，“自己的身家全部投在里面，连房子都全部抵押了。”

年底分红都是真金白银，超过5000万的就有几十个，自然所有人都嗷嗷往前冲。“高管月度会议，都是按业绩排座位，要想坐前排，就得玩命干！”

2017年，碧桂园终于登上全球第一房企的宝座——销售收入超过5500亿元。

可惜，成也高周转，败也高周转。2018年8月，碧桂园遇到了创业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

今年下半年以来，碧桂园工程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

媒体沟通会上，杨国强说自己是天底下最笨的人，本是自辩的体己话，却成了年度的搞笑语。

他看上去有点土气，秃顶，刀眉稀疏，讲不好普通话，满口“德语”（广东人对顺德话的戏称），表达方式很“老广”。即使身家显赫，还是喜欢吃几块钱一斤的淡水鱼，戴300块钱的西铁城表，开普通大众汽车，对松下幸之助、李光耀、陈嘉庚和李嘉诚等人极为推崇。

他到底哪里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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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王志纲将碧桂园的一盘死棋盘活后，从此，起于建筑商身份的杨国强，谋略于心、宏图暗筹、大鳄潜行。

那年，美国《福布斯》杂志首次发布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排行榜，19人上榜，海南首富冼笃信以5亿资产位列第三，这是大陆第一位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房地产商。

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入选上各类富豪榜；也是从那以后，拥有财富的多少成为判断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杆。

对此，美国《新闻周刊》在一则报道中称：“人们在谈论金钱时，不再像过去那样羞羞答答，谁拥有更多的金钱，成了一个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百万富翁正以每分钟一个的速度在诞生。”

碧桂园上市后，“量产”了一批亿万富豪和千万富豪。在最初的9个执行董事中，除了崔健波外，其他7位均为杨国强的亲属及亲信。崔健波在出任碧桂园总裁之前，曾任顺德区北滘镇镇长数年。

除了执行董事，碧桂园高管团队中可以查证的杨家亲戚还包括杨惠妍的公公陈华，以及婆婆赵英华。陈华原为黑龙江省政府扶贫办公室主任，2007年加入碧桂园后，曾负责过集团行政以及慈善等事务，后被分派主管惠阳、汕尾、东莞、惠东等项目。赵英华曾担任碧桂园凤凰城酒店管理集团副总经理。

杨国强有兄弟8人，家族庞大。他的引路人是乡亲，不离不弃的拍档是乡亲，创业“子弟兵”是乡亲。后来，凡是有能力的乡亲，他都安排到公司上班，能力稍差就直接给钱。

据2018年3月份碧桂园发布的公告，碧桂园共有14名董事会成员，其中杨氏家族成员占5个名额，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分别是董事局主席杨国强，执行董事、董事局副主席杨惠妍（杨国强二女儿）,执行董事杨子莹（杨国强三女儿），杨志成（杨国强侄子），非执行董事陈翀（杨国强女婿）。

此外，杨氏家族持有碧桂园近60%的股权，足以表明家族企业的本质。

《新周刊》曾做过一期《今年首富特别多》的封面专题，认为：“首富提供了一种价值实现的标杆尺度，提供了一个商业社会的追求样本。有的经济学家从专业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家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好企业，做好企业就解决了就业、税收等问题，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回报。”

那么怎样才算做好企业？一味追逐利润肯定不是商业的本来面目。

《西虹市首富》还在热映，爱学习的杨国强可以组织碧桂园全体员工去观看，放松之余，用心体味片中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为了金钱而失去了人性，他的后半辈子一定会活在愧疚中。”

《忏悔录》讲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