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强调李文亮“非反体制者”多此一举（图）

时隔将近一个半月，中国国家监委关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调查通报发布，主要包含了四项内容：

重新讲述了一遍李文亮转发、发布有关微信信息的背景和过程；

为武汉警方行为定性：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对李文亮医生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

详细公布了李文亮医生的发病、治疗、抢救以及抚恤、善后等情况；

建议湖北省武汉市监察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这份通报对于李文亮医生的家人来说或许已经达到了“平反”的目的，但很多中国网友却认为这份通报是典型的“高举轻放”，“背锅甩锅”等质疑之声“嘘声四起”。

尤其是在调查组的“建议”下，武汉市公安局迅速“决定撤销训诫书，并就此错误向当事人家属郑重道歉”后，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受到行政处分的两名涉事民警的同情：“不要为难基层民警，他们只是执行命令，而且也只是恰好在那个区域。”

一个半月前还在为李文亮医生呐喊的同一拨人，居然又开始为曾对李文亮训诫谈话的两位民警叫屈。有评论者所说“自我催眠来得是不是过快了”看似是对网友的批评，但其后半句则更像是对这种略显魔幻的场景的解释：“权大位高的不敢问责，官小位卑的舍不得责怪。”

包括不少国际媒体在内，很多人的疑问在于，既然通报中所说武汉市公安局是“按照武汉市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依据传染病防治、治安管理等法律法规，以及市卫健委的情况通报”，对在网上出现的转发、发布SARS等传染病信息情况进行的调查处置，那么当时对李文亮医生进行训诫谈话究竟“不当”在何处？出现问题的只是在派出所期间“执法程序不规范”吗？除了李文亮之外，同期被训诫的“其他七个医生呢”？

“只是‘撤销’训诫书，不彻底推翻当时的训诫，也不宣布抓几个高官吗？另外，对武汉抗疫的初期表现也没有个定论吗？”这看上去不是网友“想要的结果”，甚至有人调侃“调查组说会一查到底，现在只是处理了民警，我觉得还不够到底，应该把打印训诫书的打印机砸烂，把李医生签字的笔折断，不然不足以平民愤！”

类似的疑问，或许在官方同时发布的“国家监委调查组负责人答记者问”中找到一些答案：“对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对疫情反应迟缓、防控不严、履职不力等情况，将由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开展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在中国官媒没有更多表态、集体转发通稿的情况下，只有《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触及这一问题，称“对新冠疫情在SARS过去17年后重新在这个国家暴发的教训总结肯定要继续下去，而且会通过相关的追责体现出来”，“让我们的防疫体系更加强大、灵敏并且有效，也让整个国家举一反三，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涉李文亮调查组画上的不是句号。”

胡锡进的文字中还特意提到“李文亮病亡时出现了舆情海啸，他被贴上一些标签，负载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情绪”，而那些附加在李文亮事件上的“额外意义”，“哪些属于李文亮事件自带的，哪些属于应当剥离的，都需要认真甄别”。

这些内容对应的是“国家监委调查组负责人答记者问”的结尾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敌对势力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给李文亮医生贴上了对抗体制的‘英雄’‘觉醒者’等标签。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李文亮是共产党员，不是所谓的‘反体制人物’。那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想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挑动社会情绪，注定不会得逞。”

在一些评论者看来，既然已经将李文亮定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专门提及“敌对势力”就显得有些“多此一举”。对于很多西方媒体来说，点名“别有用心的势力”并不会让他们停止炒作“中国民众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甚至正好有了新的靶子；对于大部分中国民众来说，他们确实注重李文亮事件的“附加意义”，但主流的意见并不是要将矛头上升到“推翻体制”的层面，只是希望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上能有所改进，不再让李文亮、艾芬等坚持说实话的人遭遇本不应该遇到的压力。

从李文亮医生去世到前不久网友发布各种语言的“发哨文”，中国大陆的舆论情绪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至暗时刻”。客观地说，这些负面的情绪与近两个月来因为抗疫而采取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封闭式管理有很大关系，但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情绪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种有着明确自治内涵、民主意蕴与现代治理规范性的善治期待”。

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本质上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是契合的。但问题恰如一位北京的法律学者所说，“人民对美好治理的追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治理习惯之间存在无法回避的摩擦张力”，尤其在舆论宣传工作上，距离“有效”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现代化治理所需要的“新制度、新官僚、新知识与新社会秩序”，不会动辄就将责任或归因指向“敌对势力”。需要调整的治理方向并不是“网络维稳力量的无节制投入及网络规章的过密化规制”，而是“检讨如何与人民相处，如何使网络成为信息共享与民主协商的善治平台”。

中国民众对于李文亮的认知，更多是“吹哨人”，而非所谓的“觉醒者”。时不时将“别有用心的势力”拿出来批驳，显示出对政治现代化的理解依然处在“特殊主义的自我局限”，而没有做到“普遍主义的自信成长与兼容成熟”。

李文亮留下的微博，几乎每一条下都有六位数的评论，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李文亮去世之后出现的。在大量的朴实的留言背后，人们把他看作“英雄”，也同样将他看作一个普通人。同样的，舆论对于官方通报的不满情绪并非想要“搞事情”，而煞有介事的将“敌对势力”拿出来说事，反而可能会坐实网友的猜想：李文亮已永远停更的微博，会成为这个民族的“哭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