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国出口有什么新动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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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后中国经济复苏中，超预期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订单会重新转移到海外吗？大宗原材料上涨对企业影响几何？出口部门有哪些新动向？

在疫后本轮中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超预期的出口毫无疑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海外疫情逐步受到控制的情况下，订单会重新转移到海外并影响中国出口的高增长吗？大宗原材料上涨对于出口企业影响几何？出口部门又有哪些新的动向？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近日来到中国出口重镇宁波，走访了部分制造业出口企业、贸易公司，也和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出口金融支持方面的专业人士进行了座谈和交流。

笔者以为，出口的景气至少二季度可能仍能维持。此外，出口企业在资本开支方面的相对审慎，航运和劳动力市场一些卡特尔组织的形成，以及各类企业化解成本上涨压力的各种举措等一些出口部门的新动向对于投资决策和政策选择也具有借鉴参考意义。

成本上涨对企业接单影响不大，出口景气短期有望持续

笔者调研的出口企业订单当期基本上都处于饱满的状态，而且企业也在满负荷生产。在发达经济体疫情逐步受控的情况下，投资者普遍担心的海外供应恢复导致订单外流以及海外需求从商品转向服务冲击中国出口的迹象起码目前还不明显。刚刚公布的4月贸易数据也显示出口部门的整体景气程度仍然处于较好水平；从当前订单的情况来看，这一景气在二季度有望持续。

然而，大宗原材料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汇率等其它要素成本乃至于海运成本的上行却对于出口企业的盈利构成了明显的冲击，特别是对于本身毛利就比较低、行业壁垒有限的一般性出口企业——它们向下游传导成本上涨的能力比较弱。笔者注意到，不少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大型出口企业都出现了收入明显增长但是利润反而明显下滑的局面；一些中小企业甚至被迫“赔本赚吆喝”。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订单不能涨价但是成本飙升的情况下，利润受损的企业会减少接单吗？如果是这样，供应的减少会最终推升价格且抑制需求，并影响出口增长。笔者得到的反馈是绝大多数企业愿意牺牲部分利润继续接单，即使少数情况下某家企业可能因为亏损拒绝接单，但是客户还是可以在竞争极度内卷的中国出口部门找到成本更低的供应商——“价格方面，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一家小型工贸一体化企业负责人告诉笔者。成本上涨对于出口量的影响目前看似乎比较有限。

疫情的额外需求，会使企业增加资本开支么？

剔除掉基数效应之后，一季度以来工业企业利润高速增长但是代表企业资本开支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却不尽如人意引发普遍的关切。出口企业是中国制造业企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在订单比较饱满的情况下会增加资本开支吗？

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是企业因为疫情带来的额外订单而增加资本开支的企业并不多。一方面，一些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的资本开支牵扯到长期的计划安排，例如汽车零配件企业的资本开支牵扯到和上游整机厂商推出产品的配合，需要考虑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另一方面，企业家似乎也对因为疫情带来的额外需求——如海外订单向国内转移——的可持续性持有疑虑态度。调研中，政府机构和企业家普遍将海外疫情控制之后订单的重新流失视作是今年下半年出口部门面对的主要风险之一。这可能是对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本支出偏低之谜的一个部分的回答。

“卡特尔”组织的兴起

在笔者调研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出口部门面对的海运价格的上涨与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不完全与供需基本面的因素有关，也与供给端一些垄断组织的形成有关。

在航运行业经历了多年的产能过剩、惨烈的价格竞争、乃至于船运公司的持续亏损之后，最近一年以来的航运市场出现了二十年未见的“超级繁荣”。实际上，2020年中远海控等上市公司不可思议的盈利增速也一度成为资本市场议论的焦点。然而，海运市场的反弹不是以一些船公司退出市场、供给出清实现的，也并不完全是当前出口景气较高以及海外物流因为疫情存在问题影响集装箱回流所导致的，与船公司抱团“控量提价”同样密切相关。

疫情爆发初期出口的急剧萎缩迫使船公司寻求节约成本之道。不少本来是竞争对手的船运公司携手组织订单，联合订船出海。很快，船公司发现这种做法不仅仅降低了成本，还有利于共同控制海运价格。在出口订单全面恢复增长之后，船运公司的“合作”持续了下来。在需求本身较为强劲且海外物流确实存在瓶颈导致海运市场供求关系紧张的局面下，抱团的船运公司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意使得部分运能闲置，推动一些航线的海运运费翻了五到十倍！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近期以来，海运运费重新创出新高，甚至再度出现了一箱（集装箱）难求、出口货物积压的现象。

笔者以为比海运市场“卡特尔”组织更加重要、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劳动力市场“卡特尔”组织的形成。不少外贸企业反馈，原来通过最小化社保缴费、合理避税等方式为企业节约劳动力成本的劳务派遣公司在控制了大量零散劳动力之后，成为了劳动力市场价格博弈的新玩家。这些劳务派遣公司利用当前劳动力市场相对景气的契机，为自身的劳务派遣工争取了甚至比企业正式员工更高的薪水和待遇，并在对比之下迫使企业为自己直接雇佣的员工加薪。劳务派遣公司参与劳动力市场价格博弈是当前贸易部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进入到某些阶段之后，工会的兴起改善了劳动力相对资本在博弈中的弱势格局；虽然存在相当争议，但是工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笔者以为，在中国特殊的体制环境下，劳务派遣公司似乎有替代工会发挥类似的作用苗头。如果劳务派遣公司在中国更多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发挥类似的作用，对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影响几何？与工会相比，劳务派遣公司固然为工人谋取了一定福利，但是似乎也使得部分收益集中流入了劳务派遣公司的股东（资本）手中，是否该鼓励这类公司的发展？在全球都面临收入分配矛盾激化，期待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劳动力市场的新动向值得深思。

多渠道化解成本压力，终端涨价幅度受限

在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之际，资本市场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上游成本上升向下游传导的力度有多强，是否会推动CPI的显著上升并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

笔者的观察是在全球终端需求并未显著复苏的局面下，终端产品难以因为需求拉动直接涨价；除非成本上涨导致企业亏损抑制了制造业产品的供应，才有可能推升价格。但是目前看来，位于中游的制造业企业仍然处于利润受到冲击但是尚未陷入全面亏损的阶段，通过牺牲部分利润乃至“各类创新”化解成本压力仍是当前制造业的主流，原油以外的大宗品价格上涨在目前阶段全面推升中国乃至全球CPI的压力似乎有限。

从笔者调研整体的状况来看，供应减少和涨价的情形仍然属于少数现象，绝大多数企业回应是企业普遍接受扩大生产但是利润率下降的局面。此外，因为成本上涨而出现企业倒闭的情形也并不常见，大小企业普遍认为招工困难，劳动力短缺。这意味着从宏观视角上看，原材料成本上行的程度还没有到导致企业倒闭或者拒绝接单供给收缩的地步，自然也就难以提升终端价格。

对企业而言，除了通过直接牺牲利润甚至是相当程度的利润来应对成本上涨之外，还有各种方式来应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包括协同上游企业共同承担一部分成本，通过和下游买家协调未来在一些新项目采购做出一些补偿来平滑当前的压力，通过提前购入原材料存货和期货市场套保来锁定部分成本，通过创新——例如使用部分废料来降低成本，甚至是钻政策的空子，把订单转给社保缴纳不正规不完善的小企业来减少成本等等。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也许无需过度担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终端消费价格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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