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谁是美国总统拜登的“班农”（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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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白宫高级顾问团队中，“白宫首席战略师”（White House chief strategist）一直是一个优先级存在，也就是总统的“国师”。近几十年来，能够真的担得起这个头衔的人并不多，其中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前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一度重用的高级顾问班农（Steve Bannon）以及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的罗夫（Karl Rove）。两人都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赢得大选的操盘手，并在进入白宫后享有“战略师”的头衔。其中，罗夫甚至被称为小布什“大脑”和“建筑师”。民主党总统当中， 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高级顾问阿克塞尔罗（David M. Axelrod）算是一位，他曾帮助奥巴马两次赢得大选。

那么，拜登的“国师”是谁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顾过去谁能担得起“国师”的称号。

之所以有“首席战略师”或“国师”的这个头衔，主要还是因为竞选总统之人对内政外交一窍不通，不但需要政治战略师帮助制定赢得选举的策略，而且也要在胜选后帮助总统出谋划策。所以，当年小布什从地方到中央、特朗普从商界一脚跨进白宫，都任用了自己的首席战略师。

而且，这个职位可有可无，即便有，也无需国会参院审核批准，方便总统自由行使权力。所以人选基本上是总统亲信，受重用程度甚至可以超越内阁大员。这也是总统权力的一种扩张（实际上是杜鲁门时期和国会争权的成果）。但正是这种不受约束，导致该职位很多情况下都会给行政机构带来决策灾难，造就了新时期的“帝王总统”。比如，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出台移民禁令，就和班农分不开；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就和其国师罗夫的舆论操作分不开。

2003年2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在联合国安理会举着一小瓶不明物质，公开宣扬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他的论点被当做小布什对萨达姆政权发动军事打击的证据。这也成为鲍威尔承认的从政生涯污点。但事实上，真正在背后炮制对伊朗可动武论点的“军师”就是罗夫。只不过鲍威尔作为首席外交官担着外交上说服盟邦接受这些“证据”的责任。

2006年1月5日，时任总统小布什在白宫会见内阁大员以及离任的幕僚。（AP）

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前8个月，罗夫领衔“白宫伊拉克工作任务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制定一套战略，向美国公众传达“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国际恐怖主义联系紧密，已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的舆论。小组成员包括当时的国安顾问赖斯（Condoleezza Rice）、副国安顾问哈德利（Stephen Hadley）以及白宫幕僚长和好战派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的亲信。鲍威尔和国务院人员则不在其中。

按照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说法，该小组的使命就是“教育公众”，让大众接受萨达姆威胁的“真实存在”。包括小布什当年有关伊拉克“威胁”的演讲稿，都出自该小组，或者至少经由该小组审核。作为“国师”，罗夫的角色完全盖过了其他幕僚，进而导致内部好战派占据上风，促使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

这类“国师”最大的特点是超级自信，笃信自己的战略设计，即便存在政策误导，也从来不认错。而且，和班农一样，罗夫在小布什离任之际也曾以“享有行政特权”为由拒绝国会司法委员会的调查传票。

还有一类“国师”，不单单是“政治战略家”，而且还是“政治科学家”、战略理论家，典型代表就是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以及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两人都是在担任国安顾问时“青史留名”。不过，布热津斯基因为其所处时代挑战的不同，色彩更为浓厚一些。

真正造就布热津斯基的人是民主党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卡特虽然未能连任，但在任内让50多岁的布热津斯基充分发挥才干。可以说，布热津斯基是美国1970年代末外交政策的实际操盘手。比如，中美1978年正式建交，其实是布热津斯基的功劳。是他瞒着当时的国务院推动了这一政治和外交进程。

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右）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左）、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背对相机）就以色列问题进行讨论。（Getty）

推动和中国建交，体现了他外交战略上现实主义的一面。因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政策运用上看，布热津斯基身上融合了麦卡锡主义（反共反苏）意识形态以及“冷战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那种主张美国不该满足于现状的高傲姿态。他的偶像也是凯南和麦克阿瑟等野心家，设置战略目标时非常大胆。比如，伊朗人质危机发生时，布热津斯基就曾负责指挥美军执行突袭行动解救人质。只不过，最后行动失败，布热津斯基也引咎辞职。

在全球战略上，布热津斯基主张美国进行地缘扩张，将影响力扩张至全球。不过，他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强调，地缘政治仍是美国维护全球首要地位的关键因素，而主要的“棋盘”仍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中亚）。包括小布什发动的中东战争，某种程度上也是遵循布热津斯基的理论，也就是以“反恐”之名进行地缘博弈。

当然，布热津斯基一些战略盘算也很容易被推翻。比如美国今日在阿富汗的遭遇，或许他能够预料过美国所面临的“帝国困境”，但却没有想到，美国打击塔利班，反而使得俄罗斯在中东棋盘上更为灵活。美国反而无法保持基辛格主张的那种“均势”状态。但即便如此，他的贡献也是历史性的，尤其是他展现出的战略眼光、勇气和现实主义，值得后来者借鉴。

影响力和布热津斯基并肩的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也算是一位驰骋美国外交舞台四十余年的战略师。斯考克罗夫特曾在福特政府和里根政府两度担任国安顾问，虽然外交立场保守，但一直能够超越党派界限，从战略上思考美国战略利益。他的现实主义理念也得到奥巴马的青睐，并在奥巴马选人用人方面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甚至决定性意见。

以上列举的战略家，或者“国师”级别的人物，各有各的特色与贡献。相比班农和罗夫，阿克塞尔罗的破坏力不大。相比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班农和罗夫很难望其项背，勉强当个投机者和阴谋家。

虽然拜登本人就是外交政策专家，也深谙国会人脉政治，原则上来说不需要专门的“首席战略师”。但是，在他的国安队伍当中，有一个人的角色和之前班农及罗夫角色类似。此人便是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他是能够将美国内政外交利益相互协调、政策上统筹各部、战略上把控方向、舆论上调解温差的关键人物。而且，他和克林顿家族、奥巴马家族关系密切，是今后民主党政府可能的国务卿人选。

甚至有人会习惯性预测他会竞选总统。但从目前他的职业生涯和研究领域来看，他的发展路线应该和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人类似。毕竟竞选总统也要看时代背景（也就是天时地利因素）。但即便没有总统之命，他也有谋士之才，而且要留下自己的历史符号。至少从近几年的作品来看，他是向“战略师”或“政治理论学者”这个方向努力的。

相比国务卿布林肯，沙利文角色相对灵活。即便拜登外交上出现大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也是布林肯。如果拜登想和中国缓和关系，也主要会通过沙利文来表达（比如最近的CNN采访）。而且，从过去50年看，国安顾问总能在特殊时刻扮演关键角色。尤其在危机或紧张时刻，总统也会优先选择国安顾问发力。

比如，两次欧洲行之后，拜登都会迅速将视线转向中国。每次都会由沙利文出面，向中国释放信号。拜登第一次欧洲行结束时，沙利文宣布有意举行中美元首对话。拜登第二次欧洲行结束后，沙利文接受CNN的专访，所谈话题包括阿富汗撤军等决策以及美国外交政策方向，包括如何看待中国和处理对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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