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复常，需要新生代共同努力（图）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无论中美未来关系持续交恶还是缓和，中美两国的年轻人都将会是协调和维系中美关系的中流砥柱。

中美关系似乎正处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美国在金融层面上的监管反噬，针对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立场表态的批评，以及政治圈整体而言将中国描绘成潜在“敌人”的尖锐言辞，在过去数年间不断加剧，有增无减。同时，中方对美方的攻击采取了一系列信号强硬的反击，再加上严峻疫情导致中国的上海等超大城市处于较持久的“清零”状态，外加中俄之间微妙的关系，这一系列复杂因素令中国与美国企业、商界资本、普通公民似乎越走越远。但正如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日前的发言中所指出的，中美合作对双方以及全世界总体局势有莫大益处。若要化解如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修补中美关系是攸关未来的重要事务。

目前舆论普遍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那就是中美两国年轻人（所谓“千禧世代”及“Z世代”）。2020年，中国有2.5亿（占人口接近18%）14岁以下的少年及幼儿，而美国相应地有4200万10-19岁的年轻人（占人口13%）。两国未来关系，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3亿人口的态度与立场，而他们也将会是承受今时今日两国领导层决策所带来的成果与后果的一辈人。更重要的是，无论中美未来关系持续交恶还是缓和，这些年轻人都将会是协调和维系中美关系的中流砥柱。我们不能，更不应否定这些年轻人的看法与想象，因为他们刻画出的，是世界最重要两国，以至于世界格局的将来。

现时，中美两国年轻人，确实对对方存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和芥蒂，甚至极少数群体间以一定的敌意以及意识形态偏见所影响的“有色”眼光去看待对方。近日，皮尤研究中心指出，超过八成美国人对中国怀有敌意，当中，又以较为年长而立场偏向共和党的选民为甚。相对而言，美国新生代对中国的态度，普遍较为积极乐观，有相当大的群体认为美国应当更主动地与中国在全球变暖及公共卫生等层面上争取共识，并在贸易或军事层面上达到一个合理而维护多方利益的平衡。同时，即便中国新生代确实比他们部分长辈显得更为“爱国”并“自豪”，但这些年轻人获得出国进修留学机会，也比前辈们多。若将他们盲目地以“一竹竿打一船人”，恐怕对他们而言也是不公不义。我们需要认清楚一点——新生代之间固然未能确立很充裕的互信，但双方促进及深化友谊和合作空间，还是有很多的可能。中美关系，不一定要剑拔弩张。固然，中美在经贸及军事等层面上的竞争难以避免，但竞争并没有演变成冲突的必然性。

在此前提下，新生代，亦或是关注新生代议题的社会大众，应当如何通过年轻人，将中美关系带回到一个较为温和而合理的维度之上？第一，双方应当恢复有机而互利的公民社会及教育交流活动。在特朗普政府粗暴地将其中止前，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s） 每年为超过200名美国公民（包括学生及学者在内）提供到中国进修及与中国学生和年轻人接触的机会，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知悉中国，懂得中国故事的“知华派”美国人。自奖学金设立以来，中美双方就奖学金展开的跨国互动交流，加深了美国政界对中国社会及政治真实面的认知，也促进了不少当年美国的新生代对中国产生兴趣和善意欣赏。同时，有不少历史传承的合作研究项目，使年轻的中美医疗及公共卫生人才可以获得在国际医疗议题（包括“埃博拉”病毒应对以及在中国内地建立更完善的流感防治机制等）上共商策略及推动合作的机会。

可惜地是，在美国本土“民粹主义”及“孤立主义”抬头的形势下，本来游走在中美之间的学者、科学家、知识分子，皆面临庞大的“站队”与“归边”压力，令不少这些本应有利两国的“科学与文化外交”项目被逼搁置。若要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两国都应当积极考虑重启这些项目，让年轻人能在开放而务实的环境下，跨越国界与隔阂，共同推进有利“人类共同体”的科技创新研究。固然在合理和必要的国家安全忧虑下，中美双方近年对外来年轻人及知识分子的安全审查有所增加，但双方政府皆应当将合作交流作为前提，在合理的情况下，尽可能平衡“反渗透、反间谍”及“开放合作”的两端考虑，以确保全球议题得以在共赢互利的环境下得以保持合作的热度。

第二，中美新生代皆需要更多坦诚而开放的意见、思想交流机会与空间、平台与时机。中国国际关系名家、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曾在今年1月指出，中国有不少年轻人自身“优越感强，居高临下看世界”，并且认为中国完全崛起乃是指日可待的。阎教授的言论在网上被部分激进人士及被其所批评的“网红”指控为自由派“公知”，正反映出他所担忧的动因。与此同时，美国有不少年轻人受个别舆论及媒体影响，对中国产生一定程度的防范心态——从2020年开始，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与认知逐渐高企。在疫情下，中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入境管制，导致西方过去数年能真正身临其境“体验”中国实况的人少之又少——固然中国政府以生命为上的防疫措施原则上没有错，但须知道，当外国人不能再亲身体验中国的经济腾飞及感受中国文化浸润之时，难免会转而投向鲜明地由意识形态所约束的部分“主流媒体”，并可能奉之为圭臬。这种隔离及孤立趋势，对中美哪一方都并非好事。

待疫情过后，中国应当重新积极地引入外来资金、移民、旅客，并通过郑永年所谓的“第二次入世”重新加强与外国（不止是美国）的全方面对话与交流。在这之前，中美双方的学术机构应当举办更多的线上研讨会，让年轻人能善意坦诚地就不同议题——包括所谓的“敏感”议题——交流意见及顾虑，从而增信释疑、化解矛盾。包括苏世民学院及燕京学院在内的顶尖奖学金精英群体，在这方面能发挥很关键的桥梁作用，让美国新一代对中国感兴趣的知识精英，与在中国内地的同胞伙伴建立真挚而牢固的友谊。同时，美国也有必要反思现时“草木皆兵”的高等院校安全审查手段——有不少身处美国的留学生及学者，因他们本身与中国家人或院校的来往联系，而被美国安全或移民部门针锋相对。这种变相的“麦卡锡主义”对坦诚而持久的学术交流有百害而无一利。

有声音可能会认为，中美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并不会因一小撮年轻人较为友善而积极的共赢态度便可以“扭转乾坤”。这点判断有其道理——但在悲观消极与过分乐观之间，我们必须走出第三条务实之路出来。实事求是是推动社会改良的核心要素。中国近代现代化的成功，由诸多因素铸就。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要素，是中国在知识及教育层面上对外开放。从外国回流的莘莘学子及专才，为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转型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机遇和知识。中国大门打开以后，受惠的不只是能到国外留学的中产阶层或中上阶层，而是中国整体社会。但这并不代表，也不应代表那些主张“为中国年轻人提供教育，改组他们思想”的先入为主者便必定正确。作为世界（准）大国，中国及美国都有设计并走出自身独特发展道路的权利及能力。但两国的新生代在此必须发挥一个全面而均衡的作用，那便是，将对方的长处与自身优势结合，摸着石头过河，方能在确保国家发展的同时，使世界各国也能和睦相处。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