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非洲监狱的东北男人：父车祸，母病重，妻子要离婚（组图）

这是船员耿键在马达加斯加图阿马西纳港监狱被囚禁的第四年。

他原本可以有一个平稳踏实的人生——继续当兵，或继承父亲在钢厂的工作。但因为不喜欢那种“一眼就看到退休”的生活，为生活所迫，他无意中当了海员，又阴差阳错登上了前往马达加斯加的货轮。

2019年3月，包括耿键在内的15名船员被当地法院以“非法入境罪”判刑5年。2021年11月，其中14名船员又被马国最高法院以“走私红木”罪名判刑20年。

46岁的耿键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异国监狱里了。相隔一万多公里外的抚顺老家，年老体衰的母亲还在病床上熬着，等他回来。

中秋节前一天，船员耿键从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监狱给我传来两张照片，说他吃到了手工制作的月饼。自从2018年12月被捕入狱，他和其他13名船员已经在马达加斯加（以下简称“马国”）图阿马西纳港监狱被囚禁了3年9个月。

耿键再一次和我联系，是在20天后的10月7日。在这所监狱里，犯人们的手机被存放在“电话房”，由狱警保管，交了钱就能用。使用频率不定，使用时间则要看狱警心情，“心好的狱警值班，一周能用两次；之前一个值班的男狱警，两三个礼拜都不来一趟。”

被捕缘于2018年的一次航行——有着香港与福建背景的FLYING号货轮在印度洋上遭到马国海警船、军机的多次侦查，后来遭到军队袭击，随后，货轮被俘。耿键等15名船员于2019年3月被当地法院以“非法入境罪”判刑5年。

2021年11月，其中的14名船员又被马国最高法院以“走私红木”罪名判刑20年。这批船员中，一半人都在40岁以上。增加20年刑期，加上监狱里传染病等不确定因素，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可能会死在这里。

在异国监狱的近四年，辽宁抚顺人耿键对家乡的记忆愈发强烈。他做过许多梦，梦到妻子、孩子、父母，梦到过世了19年的姥姥，还梦到一些多年不联系的朋友。

有一次，他梦到自己回家了，看见了妻子、孩子和丈母娘。“我就在门外等着，等两个孩子出来，我一把搂住他们。我蹲下来，亲了他们两下。”

然后，耿键说，爸爸要走了。孩子没有出声，耿键独自走了。妻子过来打了他一下。

他不明白这最后一下是什么意思，“可能是责怪我。”

出海

金黄的月饼像加厚版饼干，只雕了简单的图案，中间点缀几个洞，看着丑陋但又很诱人。

这可是精心制作的——一共消耗了“4公斤面粉、17只鸡蛋、1公斤白糖、1瓶植物油、1袋奶粉、1斤花生碎”。先把馅炒熟，再用鸡蛋兑奶粉做皮，最后烤熟。

这是由耿键、符伟刚、陈旭东、李以印（四人住在一起）亲手制作，给大家的一份惊喜。

“那月饼绝了！大家都这么说。”船员们的喜悦溢于言表。总共28块月饼，14名船员每人分到两块。这14个人中，包括9名中国人、3名孟加拉人、2名缅甸人。

人数是不断减少的：2018年10月FLYING号货轮从新加坡启航时，船上一共有17名船员；2018年11月被俘时，两人受伤就医，随后设法逃回国；12月，15名船员入狱，被判刑5年；2021年11月，马国最高法院又以新罪名对船员判刑20年。

然而，混乱的司法文件和审判中，却漏掉了孟加拉船员罗曼（H·M Roman）。今年7月，第一次判刑期满后，罗曼得以鬼使神差地回到孟加拉。狱中也因此剩下14人。

入狱3年9个月，算上登船航海时间，船员们已经离家4年以上，其中两名孟加拉船员甚至离家超过5年。

在这所关有1000多人的监狱，人民币可以办到许多事——100元可以免受处罚，可以换到条件好点的囚室，其他数额的小费可以代购生活用品、限时使用手机。

中秋节的这顿慰藉乡愁的奢侈大餐，则是4.5万多阿里亚里（约合人民币76元）换来的。

2018年底FLYING号出事时，耿键才当了几个月船员。那年1月，他到江苏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海员专业，获得了“四小证”——这是最低级的船员级别，不能任职技术岗位。

因此，上船后，耿键只算二水手，连驾驶台都不能进。

为了考这个证书，中介公司收了耿键2.8万元。后来他了解到，如果自己找学校，只用8000块就可以。是妻子给他联系的中介公司，“（她）寻思，让我上个船，挣钱。”

耿键说，一般考“四小证”需要三四个月，但他只学了一个月，“中介公司为了多挣我们的钱，都不给我们办水手证的资格。”

2018年9月，耿键从浙江舟山登上了一艘内海船，跑了20多天。那是他第一次出海。

上船前的若干年里，耿键在抚顺郊区帮朋友经营铁矿，但一直没挣到什么钱。眼看一儿一女都上了小学，经济压力越来越大。2017年年初，妻子提议，在老家挣不着钱，不如出去闯闯，打个工。耿键觉得有道理。

正好大姨姐（妻子的姐姐）的老公是朝鲜族人，在韩国开餐馆，每月收入都在万元以上。耿键两口子商量着，要么去韩国打工，他们因此给劳务派遣中介公司交了钱。彼时正值韩国计划部署美军“萨德”事件，中韩关系降温。折腾了大半年，花了不少钱，还是没办成签证。

去韩国的计划眼看要泡汤，中介公司又向妻子推荐了另一项业务：出海当海员。“一个月工资七八千，一年后能挣一万多。”这家中介公司还承诺，“让你老公优先上船。”

妻子觉得，既然当海员和去韩国收入差不多，还不如直接当海员。经中介牵线，耿键去了连云港学习，很快拿到了“四小证”。

收到上船通知那天，耿键正在抚顺郊区的矿上。约定上船的当天，他才匆匆赶回市里。回到家连妻子的面都没见上，只去父母家里拿了些简单的衣服，就去沈阳赶飞机了。

上船后，耿键才意识到，自己非但没有拿到正式的海员证，而且船上工作既苦又累，每月工资才4000多。2018年9月29日，经大连华商船务有限公司派遣，他乘飞机抵达越南中部的岘港市，与二副刘延忠一起登上了FLYING号货轮。

印度洋上的敲铁锈声

新冠疫情以前，各大洋上，每天有数十万船员在忙碌。一艘船上的船员等级往往有严格区分。耿键属于最底层船员，很少有人跟他说话。

他和厨师陈旭东关系最好——两人是最后登船的，又都是东北人。

“稀里糊涂。”耿键这样描述出事前的那段日子，“航行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一点也不懂。至于这条船到底去干什么，更是一点也不知道。”由于不适应海上风浪，他连吐了好几天。

事后回想起一些蛛丝马迹，耿键认为，到新加坡加油、急匆匆征召自己和陈旭东上船，都是船东临时决定前往马国“走私”的“证据”。

在船上，耿键的工作是维护船体，具体说，就是敲锈、刷油漆、打扫卫生。海上航行常遇风浪，海水进入船舱，容易腐蚀金属，造成船体生锈，威胁行驶安全。

作为二水手，他得每天拿锤子，在舱板、甲板上漏铁的地方敲打，把铁锈敲打下来后，用角磨机抛光，再刷两遍漆，“有点像修车厂、汽车美容店的工作”。这样可以延长船体寿命。

穿越印尼雅加达附近的巽他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的2个月里，FLYING号没有停靠过任何港口，耿键连抛缆绳这种最简单的工作都不会，也不懂航标、地理海域。

“除了下雨，我们四五个人每天都要拿把小锤子敲锈。”

天气好的日子，叮叮咚咚的敲锈声此起彼伏，回荡在FLYING号周围的海面上，很快被一望无际的印度洋的涛声吞没。角磨机的噪音很大，船员们会戴上耳塞。耳塞丢失后，耿键就用棉花代替。

铁锈会喷在身上，因此还得戴上防护眼罩、两层口罩。有几次，迸溅的铁锈碎片划破了耿键的脸。“每天干完活洗澡，脸上全是锈，鼻子里也有，铁锈还会吸入肺中。”

2019年，记者在跟踪调查这起案子时发现，FLYING号几年前有过赴马国走私红木的案底，在福建一家造船厂重新刷漆后，再次投入航运。

本次事件发生时，该船的体系文件属于香港海凌船务有限公司，背后控制者则是香港莲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福州商人杨建丰、巫秀青夫妇是直接的承运商。

在航的17名船员，包含11名中国人、4名孟加拉人、2名缅甸人。他们上船的时间跨度很长，主要集中在2018年3月至8月，其中两名孟加拉人早在2017年就签合同上了船，而耿键、陈旭东则是被临时征召，在开船前紧急上船。

最后一名船员陈旭东从新加坡登船后，按照杨建丰、巫秀青夫妇的指令，FLYING号货轮立即出发，前往马达加斯加。

根据船员们事后多次陈述，在印度洋航行的前1个多月里，他们不知道航行的目的，船舶也始终没收到船东的“航次指令、代理信息、货物信息”。这明显不同寻常。

2018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FLYING号在靠近马达加斯加的公海海域逡巡，先后遭到不明海警快艇询查、侦察机拍照侦查，杨建丰都指示逃离。

以大副申文波为代表的船员们因此质疑此次航行的目的非法，要求返航，申文波当场提交了辞职信，船员们又集体签署了一份“不做违法行为”的《声明》。

但杨建丰命令船长于天财、船东代表胡敬运（也是杨建丰的姐夫）再次开向马国。

12月18日凌晨，FLYING号遭到马国军方密集的枪炮袭击，双方在印度洋上展开了三四个小时的追逃。FLYING号的船体、驾驶台被枪炮打得遍体鳞伤，17名船员被俘获。其中船东代表胡敬运、二副刘延忠被子弹击中受伤。船舶靠岸图阿马西纳港后，二人被送医治疗。

后来，疑似在杨建丰的运作下，利用律师和保外就医让他们潜逃回国。

FLYING号靠岸后的一个多月里，剩下15名船员只能在船上等待，他们都认为，不管是什么事，都与船员无关，“杨建丰和大使馆肯定会解决。很快就能回家。”

但胡、刘二人逃回国后，马国突然将剩下的15名船员逮捕入狱，并在2019年3月以“无害通过”（Le passage de non inoffensif），即非法入境罪，对他们判刑5年。

这份新判决让船员们感到绝望。大多数船员觉得，用不了20年，他们就会死在监狱里。

“loser”

今年，大部分船员都花了点儿钱，住到了环境更好的小监室——毕竟在这个监狱里，没什么是钱不能解决的事。为了省钱，耿键还住在一个300多人的大监室里。

马国位于南回归线上，属于热带岛屿。天热的时候，操场上的沙子烫脚，监室里弥漫着热烘烘的汗臭，“晚上一进监室，简直就是地狱。”

这里的一大问题是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大粪池，15米外有一个地下井抽上来的自来水管。

犯人们在这里洗漱、洗菜、刷碗。“1000多人都用这种水洗澡，能好吗？”不少人得了皮肤病，一些人出现了尿血、尿道炎。

事发那年，耿键42岁。他回顾之前的人生，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loser”（失败者）。

但实际上，他本可以有份踏踏实实的工作，和看起来还算光明的未来——1993年年底，耿键到大连武警部队当兵，1996年年底复员回到抚顺，被分配进父亲所在的新抚钢厂。

他年轻，是党员，有着在当时看起来不算低的工资，但年轻气盛的耿键不喜欢那种“一眼就看到退休”的生活。他想辞职，爸妈不同意，但耿键听不进去，执意要离开。

最终，工厂支付8000元买断了他的工龄。随后，他做起了个体经营，去酒店打过工，摆过烧烤摊，开过冷面店。2004年至2007年，耿键开了一家网吧。网吧规模不大，只有40台电脑。

那是单机游戏CS（反恐精英）流行的年代。网吧里聚集着大量玩CS的少年。在北方，这款游戏又被称为“半死”。

不久，上面出了规定，说是学校200米以内不能开网吧，文化局、公安局隔三差五发来管理文件，申令不许向小学生开放，否则就封网吧。

“成天提心吊胆，这不敢那不敢的。”耿键不懂电脑技术，设备更新、营业规模也不如同行。“

周围几家网吧都是150台、200台电脑，配置也好。我是租的门市房，人家是自己的门面。”加上电费、光纤网费成本高，耿键的网吧倒闭了。

作为一个有着大量钢厂、石油厂的老工业城市，在市场化改制过程中，抚顺像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孤儿，“工厂不行了，工人都下岗自己做买卖了，买卖又不好做”。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耿键去了距离抚顺市区几十公里外的一家私人铁矿，帮忙做机修、采购等杂活。矿上经常没日没夜，也没假期。快要出矿的日子，得连着忙三天三夜。耿键原以为在矿上能挣到钱，但没想到收益也不好。

那七八年里，老板很少给耿键开工资，偶尔让他捡一车矿石拉去卖，抵作工资。

“其实走到今天，我在监狱里寻思，一切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我当初有很多其实很好的机会都错过了，有时候也怨不得别人。自己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耿键说的“好机会”，主要指两件事——在大连当兵，在钢厂上班。在钢厂，他每月只上15天班，另外15天找别人顶替，自己在外面开冷面店。

他觉得人生有无限可能，自己肯定能干出点事儿来，总想着“出人头地”，多挣点钱。

而“那阵要是留在部队也挺好”。在部队里，他当组长、班长。当时，大队长说，如果能考个军校，留在部队，前途一定很好。但受限于文化程度，耿键只能复员。

人生境遇每况愈下，耿键慢慢失去了方向感，任何机会都想要抓住，包括之后上船、在大海里讨生活——这是他之前从没想到过的未来。

“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当年他当兵，为国扛枪，对他抱老大希望了，指望他将来出人头地，起码有工作好好干。”耿键是1976年出生的。1979年文件下来后，作为党员的耿永海夫妇带头执行了独生子女政策。

唯一的儿子曾经是父亲耿永海的骄傲，如今再说起这些，耿永海觉得特别遥远。他当时寻思着，要是儿子学历好，能进军校；如果在部队考个法律证书，复员后能进公安局工作，“谁成想，现在到非洲坐牢去了。人的命运就是这样。”

家里的相册至今收藏着耿键当兵时的近200张照片，每一张都风华正茂，充满希望。

过去20年，耿永海两口子一直在给儿子投钱——开网吧，耿永海支持了6万；去矿上，耿永海出了几万，让耿键买矿车。去连云港参加船员培训，耿键也问父亲要走了1000元。

“他就没挣过什么钱，（我们）净搭钱（倒贴）了。”现在进了非洲的监狱，耿键打电话，还是问父亲要钱，“爸，我没钱吃饭。”每个月，耿永海都从退休金里，拿出500元或1000元，转给耿键。

耿键买断工龄下岗后这些年，也是父母帮他交社保。

实际上，出事后的近两年里，耿键一直没敢把实情告诉父母。妻子也帮他瞒着，老人问起，就说“现在海上没有信号”。

2020年8月，9名中国船员的国内家属相约去福州，向省市两级部门投诉船东杨建丰涉嫌走私犯罪、陷害船员的行为。家属们提出，每家出一个代表。这下耿键犯了难。

电话里，他暗示妻子，能不能请岳父岳母作为代表去福州，妻子说，“我妈也在家照顾孩子”。耿键沉默了，他甚至一度想请邻居出面去福州。

思索再三，耿键决定还是让父亲出面。此时，妻子才告诉他，2019年7月，耿永海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

退休后，耿永海有三个爱好：唱歌、吹笛子、野外打渔。那天，他骑自行车去郊外，在一个路口拐弯时，被大货车挂倒，连人带车被拖行了20米。事故造成耿永海头部、右胳膊严重受伤，还断了6根肋骨。他的一大块头皮被磨掉，“再拖行一段，（可能）脑浆都要出来了。”

幸运的是，抚顺二院一位外科大夫医术高明，揭开头皮，利用头皮的“抻劲（弹性）”保全了完整的头部外形。“我特地跟他说，我爱唱歌，老出头露面，希望尽量保证我的美观。”

“要是我颅脑震荡受损，成植物人了，就废了，今天就不能跟你说话了。我儿子的事儿，我也管不了了；还有我老伴，没人照顾她，俺们家就败了，彻底完了。”

耿永海感叹，“老天有眼”，给这个家留下了一丝生机。

耿永海年轻的时候就爱好笛子、口琴，“那个年代，3块钱的笛子就很好了。”他说自己颇有点儿音乐细胞，听到一首歌，找来曲谱看看，很快就能学会。

上世纪90年代，耿永海买了一台落地音箱，“这低音大音炮，在山上（钢厂家属楼）一放，老远都能听到”。

如今，音箱放在家里，成了古董。

耿键继承了父亲的音乐细胞。在矿上干活那几年，寂寞时，他就在唱吧APP上唱歌，并结识了同好——来自吉林和广东的两位大姐，三个人没事就在微信群里唠嗑。

吉林大姐“小猴子”说，耿键唱歌很好。再多了解一些后，“小猴子”发现，这是个“很仗义、热心”的人。当年，矿山附近的村子里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耿键就去义务帮忙，“弄柴火，收地，干了一天，人家说管饭，他说不吃，就走了。”

2018年12月，FLYING号被马国军方扣留在港口的一个月里，船员们还经常在船上唱歌——彼时，他们都以为很快就能回国。一段保留下来的视频里，大家沉浸在印度洋金色的夕晖下，缅甸船员小严在甲板上弹吉他、唱歌。那是他们最后的快乐时光。

耿键和国内两位大姐的交流也没中断过。“小猴子”见证了他从考证、上船、出事、入狱到被加刑20年的整个过程，“今天碰到鲸鱼、海豚了，海上下暴雨、遇到大风浪了，今天吃什么了，都发些视频，跟俺们唠。”在“小猴子”看来，马国似乎是把之前FLYING号所做的非法罪行都算在了这批船员头上。

“如果能回国”

早在耿键在抚顺矿上干活的时候，“小猴子”就常听他说，“想和妻子、孩子好好过日子。”然而“挣不到钱”，成了压在耿键身上的大石头。

FLYING号出事后的近两年里，妻子两头瞒——对公公婆婆瞒着丈夫入狱的事儿，对丈夫瞒着公公车祸手术的事儿。

直到车祸两个月后，耿永海脱离危险期，逐渐康复，她才在电话里告诉了耿键。彼时，随着耿键等人回国的希望一点点消失，妻子带着孩子，开始逐渐脱离这个家庭的视线。

监狱里很长时间才能用一次电话。妻子把公公受伤的照片发给他。“当时我一看，我爸耳朵上边，那么大一个窟窿，身上全是伤痕。”耿键扔下电话，一个人跑到监狱厕所里，嚎啕大哭。

那一阵，他实在太痛苦。即将失去妻子、两个孩子不说，还差点失去了父亲，“要是我爸没了，或者他要是残疾了，我妈（没人照顾）就完了。”

2020年8月，为了让耿永海去福州，耿键妻子只能对老人透露实情，但她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而是让一位耿键的朋友去说。

“说是他们的船让人家扣了，又是开枪射击，又是非法入境判刑什么的，差点没把命给搭进去。”耿永海老两口吓坏了，“这怎么还战斗去了呢？”

当两个残酷的“秘密”不再是秘密，双方都解脱了不少。“耿键，不行咱俩离婚吧”。2020年8月的一次通话中，妻子说。虽然是商量的语气，但耿键知道，妻子内心承受着多大压力。

那阵子，学校老师经常问孩子，“你爸为什么一回都没来给你开家长会？”孩子支支吾吾。一想到孩子说，“我爸在马达加斯加坐牢呢”，耿键就觉得揪心，“如果这件事传到学校去了，对孩子的心理伤害得多大。”

“本来她那点工资养活两个孩子就已经很难了。”耿键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不用操心我。”

那以后，他再也没给妻子打过一个微信电话，他想与孩子撇清关系。“我能跟他们说什么？孩子不知道才好，一点不知道才好。虽然我很想孩子，我父母也想孙子孙女，但我不想再给她添一点压力。”困在非洲铁窗里，这成了耿键留存的唯一一丝自尊。

他也跟父亲把当年的事摊了牌，“我告诉父母，我媳妇也是有压力，才安排我上的船。我怕我爸妈因此埋怨我媳妇，特意叮嘱他们，不要埋怨，将来我跟我媳妇能一起过也好，不能一起过也好，等我回家再处理。”

耿键的姥姥姥爷去世后，留下一套40多平米的房子，成为耿键的婚房。因为耿键妻子有单位，单位可以代缴暖气费，几年前，这套房子转入她名下。

耿键上船前不久，妻子卖掉这套老房子，用自己的公积金买了一套新房，也放在自己名下。

“要是有一天我回国了，真跟媳妇离婚的话，我一分钱也不能要，什么东西也不能拿。”耿键觉得亏欠妻子太多。经历过无数次恐慌、愤怒、害怕、焦虑、绝望后，他无数次想过回国。

为了回国，船员们尝试过许多办法，甚至被骗去了不少钱。而在ITF（国际运输工人联盟，又称海员工会，1896年创立于伦敦）驻马国分会一名女牧师的长期关怀下，他们仍然对回国保留着一丝残念。

“如果有一天能回国，如果能（向船东杨建丰索赔）拿到赔偿金，我也会给妻子。那是给孩子的。”但就目前加刑20年的情况看来，回国以及给妻子孩子补偿的想法，也许只是耿键的“一厢情愿”。

一万公里的距离

用Google地图测量，耿键的老家抚顺，距离省会沈阳仅40公里，与马达加斯加相距1万多公里。

FLYING号出事后的一年内，船舶体系背后的公司从工商信息系统中消失，船东杨建丰夫妇隐身匿迹，就连把多名船员派遣上船的大连华商船务有限公司也在2019年5月紧急变更了注册资金，将原来的200万减至5万，几近变成“空壳公司”。

之后两年，船员们曾寄希望于几位在马国实力雄厚、身份显赫的华侨华商，但除了多次被骗、偶尔被探望外，也再没有实质性结果。

耿键早已默认了与妻子儿女分离的现实。他唯一的软肋，就是年迈的父母。2019年耿永海出车祸住院，儿媳带着两个孩子去医院里看过他。从那以后，老人再没有见过孙子孙女。

耿键的母亲刘丽华原本心脏就不好。耿键上船后，她几乎每周都要住院，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血黏稠、慢性肾功能不全等状况并发。家里的桌子上、柜子里堆满了药。

为了省钱，他们托侄子在外地、网上买药，当地三十块钱的药，网上买只要十几块。

“知道这件事，对我妈简直是要命。”耿键说，母亲得知他入狱后，病情急剧恶化，转为严重心衰，即心脏病晚期。上个厕所都得耿永海抱着，“上完喘半天气，一动就心衰”。

这两年，因为心脏不舒服，她几乎每天夜里都不能躺下，“整夜坐在床上，边打盹，边喘气。”

这之前，耿键做过关于父亲的梦——父亲出车祸前一天，他梦见父亲躺在一个挂满白布的房间里。“在铁床上，就像死了一样。我就使劲哭喊着爸爸。”

爸爸被他喊醒了，但却不看他，起身直接走了。耿键觉得，这像是相隔万里的心灵感应。他害怕这种“感应”，每次梦见妈妈，他都担心是不好的预兆。

刘丽华还在熬着，“他能早回来一天，我兴许还能看见；他回来晚了，我就完了，看不着了。”耿永海在一旁鼓励老伴，“就得有这个意念。要么可能早就坚持不住了。”

300多人的监室里，耿键收到过父亲发来的照片和视频——母亲瘦多了，眼珠子凸着，目光也有些呆滞，胳膊和腿上垂着皱巴巴的皮。

今年六七月份，刘丽华一度进了医院，神志模糊中喊着耿键的名字。耿永海录了小视频，发给儿子，“耿键，你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你妈妈最后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