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3：经济要转型，房产税需早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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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晓：解决楼市泡沫问题，就是要解决资源闲置状态，推动楼市资产的高效使用。要逼出各类闲置资产，最好方式是按资产对象征收“闲置税”。

1.税收的经济意义：行为引导

税收的财政意义显然在于收入，但实际中税收政策变化——税率调整和税种变化，在更为普遍意义上并不基于收入，而在于经济行为的调整。因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任务不同，因而税收实际上也是需要不得调整的。例如，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即收入较低的不发达阶段，间接税通常由于收税效率而被优先采用，低收入发展阶段收得上税、解决财政收支均衡问题是第一要务；尽管从和市场经济整体效率协调的角度，直接税才是更匹配的税收体系。

税收的经济意义之最大处在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发挥征税对象的最大生产性，对具有能动性的各类经营主体（企业、个人）是如此，对物质属性的资源也是如此。历史上看，中国很长时间以来对农民一直征收的实物税，这种税收政策之所以能长期存在，除了能提供收入外——并不一定是王朝的主要收入，更主要的是可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更主要作用是刺激了当时社会的货币经济发展。

在西方殖民扩张历史中，被征服地方的人们通常过着简单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非洲地区，开发当地资源需要大量土著劳动力，西方殖民者为了逼迫土人走出来劳动，就采用了强征货币税的方法，棚屋税、人头税、劳动税等各种直接税收制度被创造了出来，无论哪种税收制度，其共同特征都是货币征收+直接征收，前者相异于当地本来传统，后者相异于殖民者本国间接征收体系。实际上，开征货币形式直接税的目的是强迫劳动。显然，在西方的殖民历史上，直接税主要目的并非是提供财政收入，而是强迫劳动，这也是殖民当局公开宣称的税政目的。

2.资本不足为中国经济转型最大阻力

消费不足的另一面是储蓄上升，如果储蓄只是堆积在资产收益权分配市场上，那么消费不足才能成为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储蓄能否转化为能带来资本积累的投资增长。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疲软主要体现为消费不足，但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实际上在于投资——在国民经济学意义上的固定资本形成。市场通常观察的城镇或全社会（仅是标注了统计范围）固定资产投资，并非是国民经济宏观统计上的固定资本形成，因为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转移支付。因此，虽然市场观察到的投资增长还能维持相对平稳增速，比如截止2022年11月份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为5.3%，基本持平为疫情前投资增速，但固定资本形成却远不及疫情前水平，相同投资增速下的固定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拉动只有一半水平，2019年Q3和Q4的固定资本形成对经济拉动分别为1.2%和1.9%，而2022年Q3只有0.8%。

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落后，总是表现为生产发展的落后，发达生产水平总是表现为更多的资本积累(更多的体现人类劳动的技术和工具)。先进技术和工具，总是资本积累的结果，总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因此，资本不足而非技术、制度不足，是落后经济体要追赶的内容。要加速资本积累，就要加大储蓄力度；只有储蓄可以加速资本积累，加速资本完善。重工业优先发展实践中的不成功，就在于这种战略是忽视了资本积累的空中楼阁式发展设计；轻工业优先的成功在于它快速实现了资本积累。经济优势是生产、交换双重体系综合的比较结果，生产组合和要素配置构成的TFP效率提高才能提升经济优势。TFP提升过程虽然不能说和消费没有关系，但联系并不紧密，但却与资本的积累和调整直接相关。

3.楼市泡沫导致资本闲置，加剧资本不足

关注GDP，是认为它衡量的是经济进步；进一步的分解表明，真正的经济持续繁荣，几乎不可能依靠消费扩张，而只能来自资本积累。任何经济体系表现低迷时，消费不足只是表现，根源实质都在于资本调整的困难：过去的投资失误导致资本不可用，如楼市泡沫吸引并沉淀了太多资源，导致形成明显机会的新产业发展的资本投资不足——现代社会中表现为昂贵的资本价格。显然，楼市泡沫不破，经济进步所需的资本就不足。

房地产投资化及其相伴生的闲置增多（故宏调政策要持续强调“房住不炒”），直接导致了资本和消费双不足的局面。楼市成为中国家庭财富配置主要选择，正是不愿投资、从而不进行资本积累的社会行为体现。基于经济发展的长期视角，楼市泡沫给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的损害，还不在于积累了金融风险和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波动性，更大、更永久的伤害在于抹杀了社会从事实业的氛围，磨灭了社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一方面使得社会对制造和创新的投资减少，各路资本纷纷涉足地产投资，技术投资自然下降；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是，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并没有形成生产力和实际消费，而是变成投资品，即楼市闲置增多，基于社会福利的使用效能下降。

4.以房产税化解楼市闲置，促进资本形成

至此，中国经济本质问题已很明了，楼市泡沫造成的金融潜在风险是表面的，深层次引致的问题是投资不足和资源闲置，从而使得中国内在潜在增长能力因资本形成不足而得不到发挥。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既要处理好表面的金融风险问题，还要解决深层次的资本形成和资本闲置问题，而后者还是更重要的，难度也更高。前者只要做好传统的货币“放水”和通胀之间的均衡即可，后者则牵涉到现实的利益调整，显然处理难度更高，更不好处理。

更进一步，解决中国楼市泡沫问题，更为根本的是要解决资源闲置状态，推动各类楼市资产的高效使用。而要逼出各类闲置资产，最好的方式是按资产对象征收“闲置税”。与生产、流转等经营环节的间接税不同，这种对资产征收的直接税，将直接促进资产的使用，减少资产闲置。可见，对房地产征收持有税，不仅可以治理楼市泡沫、防止泡沫风险的进一步积累，更为主要的是可以减少资产闲置，增加生产性固定资本投资的形成，从增加投资和减少闲置两方面消除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本不足问题。通过发挥直接税的消除资源闲置、促进使用的经济功能——同为直接税的所得税并无这种功能，只有对资产持有征税才具有这个功能，对中国当前经济转型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越早推行房产税，越能促进有利经济转型的资本积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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