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德国永居证，中产妈妈回深圳加入“内卷”（组图）

从德国到中国

在欧洲待了七年，36岁的风吟回到国内最想不通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舞蹈、书法、画画等兴趣班都在备战考级、考证呢？

为了给一年级的女儿找舞蹈班，这位中产妈妈折腾得够呛。第一家机构，上没几节课，女儿在课上尿裤子，风吟不敢想那位年轻的老师到底多严厉，孩子都不敢报告上厕所。到了比赛，训练更是加倍，不参赛不行——老师说是集体活动，其他家长听说了还想塞进来，“你们这是不上进。”

第二家舞蹈班依旧严厉，压腿、下腰，孩子疼哭了老师都不松手。风吟没法接受，放弃剩下的四五节课时费，退了课。再说女儿学书法，她感慨，“套路太多了”。孩子试了课，回来就说要报名，风吟后来才发现，上课送乐高，孩子是看中了奖励。

再续课时，风吟专门去听介绍，她感兴趣的是课程会怎么融入传统文化，没想到负责人一上来就说：“你们知道书法在孩子高考卷面分占几分么？”

“有没有可能以后机改（机器阅卷），这个分就没有了？”风吟忍不住问。她忘了对方怎么打岔过去。总之，这不是她想象中的书法课。

这位喜欢旅游、会自己开着10小时车带着孩子去滑雪的妈妈反感应试教育，觉得会抹灭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她欣赏自由的、放松的教育，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这种想法一定程度来自风吟个人的成长经验。三年级时，父亲去都江堰出差，专门给她请假一块去旅游，“好像玩这件事情比在教室学习要重要。”风吟说，直到现在，她还记得都江堰那座大桥的壮观。父亲另一次出差，她让带本《三毛流浪记》回来，结果错带了《撒哈拉沙漠》，台湾作家三毛浪迹异乡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她，“原来人生可以这么漂泊。” 现在每次去农村，闻到鸡鸭的臭味，她依旧感到亲切。她的网名，“风吟”，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且听风吟》，意味着倾听自己的声音。

风吟喜欢的教育方式，恰恰也是她生活多年的德国所奉行的。那里兴趣班也多，日常的、周末的、假期的，园艺、芭蕾、戏剧，没有考级、考分，也没有积分换礼物，女儿报名了十几种。

和国内不一样，这些课程都便宜得不可想象。在德国时，家对面的知名音乐学校，一年学费折算成人民币只要一千多，最贵的芭蕾，一年也就两三千，很多学校、政府开设的课程都不要钱。

风吟带着孩子们在奥地利

原本，风吟有办法拿到德国永久居住证，她也喜欢德国的高福利，但2019年，赶在女儿上一年级前，一家四口还是选择回了国，这既是丈夫出于工作方面的意愿，也是风吟的想法。

风吟说，一些事触动了她。印象最深的，有次逛商店，她觉得一条裙子质量不好，没想到女儿问，“是不是中国生产的？”“老师说中国制造的东西质量不太好。”风吟很生气，但冷静下来，觉得在国外，一些刻板印象难以避免，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孩子自己回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呼吸。”

从德国到深圳，物理距离也就半天航程，但适应起来，却需要漫长的时间。

这三年，风吟把孩子的兴趣班砍了又砍，费用高之外，更因为普遍的功利性。现在，书法没学，舞蹈也放弃了，风吟言语中透露着可惜，“本来在德国跳的还挺好的，有时跳的还是C（主）位。”

比起大人，孩子有时更难适应。女儿草莓有个特点，上课安静不下来，总爱动来动去。在德国，这不是什么事，孩子本来就“各种不雅的姿势”席地而坐。现在，它成了一个缺点，一个小烦恼。有老师向风吟反映过，“最大问题是太能动了”，同桌家长也婉转表达过“听说你们家孩子很活泼”，说自家孩子“之前跟谁坐的时候很好”。

风吟在一本杂志看到，这属于运动型的孩子，需要“把能量发泄出来后才能读书”，有美国学校甚至会专门准备带单车的课桌，让这样的孩子边踩边上课。

不过既然有家长反映，她也让女儿多加注意。她想着，女儿要实在没法改变，之后万一再被投诉，就申请单独座位。“内心本质上，我觉得应该随孩子的性格是最好的。”她说。

另一种内卷？

回国之后，最困扰这位中产妈妈的，还不是兴趣班难挑，而是孩子找不到同伴。

深圳市中心福田区，一个晚上都能看到孩子踩着溜溜车滑过的活力街区，聚集了深圳最多的名校，培训班更是“跟餐馆一样多”，风吟和丈夫把家安在了这。

每天放学，两个孩子还跟在德国一样到小区楼下玩，结果发现找不到小朋友玩。在德国，风吟到了周末，总是和其他妈妈在约去哪玩。一个最常见的周末是，几家人开上车去草坪野餐。

但自从回了国，这样的聚会显得特别奢侈，一问，其他孩子都在忙着补课，家长要么工作太忙，要么得带娃。女儿上了二年级，有次放学回家，突然问自己能不能上“学而思”，因为好朋友在那里上课。

没办法，风吟索性自己带着孩子玩。也不是纯粹地玩，风吟形容是一种“自然教育”。回国前，风吟学了专门自然课程的课程，后来接触多了，最欣赏北欧国家芬兰，这里以最自由、宽松的教育方式著称。

你没法用某个具体的学科来界定自然教育，它是综合性、软性的。比如风吟给孩子们讲《西游记》说到“无根水”，即从天而降的水，就带孩子们去公园灌木丛采集雨水，带着他们去思考什么是“无根水”，为什么它在《西游记》里可以做药引？

在风吟家，你也能看到一些典型的北欧家庭画面，家长对孩子有相当大的包容、尊重。前不久过年，有朋友来家里作客，跟风吟在客厅聊天，看电视的女儿直接喊了出来，“你们能不能小声点？”风吟就把朋友带到了卧室继续聊。

许多家长并不放心孩子到处跑，风吟不是，更小的儿子才上幼儿园，就被派去买早饭，穿过马路，去了一百多米远的早餐店。后来其他家长看到，还给风吟发消息，“你够可以啊。”

当然，这也因为深圳提供的安全感。在德国，风吟经历过土耳其难民大量涌入，经常看到自行车被偷、车窗被敲乃至银行被抢劫的新闻，租房时，他们会避开难民聚集的地方。

 风吟带着孩子在户外上课

回到教育，风吟显然是特别花心思的那种妈妈。只不过不是传统的做题、上课。为了让孩子接受“底层数学训练”，风吟会找到美国一个数学在线学习网站，用类似游戏和讲故事的方法讲数学原理，“孩子看得很开心。”她经常带着孩子到访一个家附近的独立书店，风吟喜欢参加文化活动，也总是带上两个孩子，上周，他们听的是一位自然与历史研究者的讲座。

一些德国学校的教育方式也被她继承下来。在德国，阅读是一门主课，女儿草莓在国际学校每天的作业只有一件事，就是带一本书回来读，课程设计细分到人物、故事、批判性思维等等。风吟好好研究了这种阅读方法，一直到现在，依旧让两个孩子这样阅读。

对一些家庭来说，这种接近西方学者所说的“密集型家庭教育方式”或许有些奢侈，甚至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它总意味着“劳动密集和经济昂贵”。

风吟丈夫在深圳一家知名大企业工作，在家里负责物质。“我负责精神。”风吟说，孩子出生后，她让丈夫选做家务还是带孩子，丈夫果断选了前者。在教育上，丈夫的角色是提供建议，但做决定总是孩子和风吟。

“她那样不是更卷么？”其他家长的质疑辗转来到风吟耳朵。身边朋友也会调侃，她女儿成绩好，才能到处玩。草莓上小学四年级，已经通过FCE测试，相当于达到了大学英语水平，但依旧在上英语授课的戏剧表演课。

风吟不太认可“卷”这种说法。她说，无论是去户外接触自然，还是参加文化活动，都是自己喜欢的，做这些并不带有功利性。

不过她有时也会想，是不是被家庭束缚太多，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她总是想有完全的属于自己的生活，之前，她自学了乐器尤克里里，最近又在学画画。前段时间，她看了《月亮与六便士》，这本小说以画家高更为原型，主人公人到中年，突然弃家去一个荒岛，最终画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有一瞬间，风吟冒出了类似的念头。

而且，到底什么是卷？什么是鸡娃呢？风吟反问。就像她德国的一些朋友，“鸡”的不是学习，但孩子滑雪、骑马、打高尔夫，搞一堆体育活动，“你换我们看，是不是也鸡娃，可能还觉得更烧钱是吧？”

坐在深圳福田区的一家独立书店，她说话语速很快，但语气是温和的、放松的，你可以长时间注视她而不会感到紧张。

至少，像谷爱凌那样的成长，风吟是认可的。谷爱凌的母亲谷燕曾是滑雪教练，很早带着孩子滑雪，谷爱凌爱上了滑雪，她又一路支持女儿攀登高峰，“尽管她妈妈牺牲了自己的一些时间，成就了她女儿。”

“中国式家长”

二月上旬，在深圳第一次见到风吟，我恰好见证了她儿子一年级的班级集体活动。没有老师参加，风吟是活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她穿着一件彩虹色毛衣，小小的个子不停奔跑在雨中，带着孩子做各种游戏。

一位穿着紧身衬衫的家长看起来很忙碌，一直在树下打电话。挂完电话，他眼睛望着远处参加活动的孩子，跟另一个父亲聊起天，话题自然而然来到“教育”、“压力”、“内卷”。

这位父亲在基金公司工作，他说“现在看个简历自己都很自卑”，有清华、北大还有国外名校，竞争太激烈。女儿上幼儿园，他专门挑了“不学习的那种”，现在后悔了，希望转而督促她学习，“内卷的意思是上大学不一定有用，但不上肯定没用。”

这样的声音，风吟听到过太多。她很理解这些家长，就像投资，很多人更愿意买可以保本的投资产品。“这种心态其实跟教育一样，大家肯定愿意走一条保险的路”。但具体到自己，她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要投身其中。

事实上，不同国家流行着不同的教养方式，北欧和中国就大不一样。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在著作《爱、金钱、孩子：育儿经济学》中提到，中美多“权威型”家长，而北欧国家多“放任型”家长。两者都会积极回应孩子，区别在于，前者重在指引，放任型则会顺应孩子每一个请求。通常来说，前者重视勤奋，后者则重视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部著作认为，教养方式没有优劣，“中国人和北欧人一样爱孩子”，所有家长都在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不同的教养方式，其实根植于社会经济环境。在北欧，经济不平等程度非常低，而在中美，经济不平等程度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比其他人挣得更多时，他们完全有理由督促孩子成为优秀的学生。”

深圳中心公园，孩子们陆续抵达活动现场 周航 摄

聊这些的时候，集体活动散场，我们坐在深圳中心公园的一个阅览室。风吟的儿子自个儿在公园里踢球，女儿草莓则在外面自己看着闲书。至少此刻，在这个漂亮的、干净的公园，她没有什么担忧。

打心底里，风吟向往“放任型”，相信这才能让孩子超越父母，就像户外的野草可能比温室里长得更茁壮，但现实中她也做不到，更多在“权威型”和“放任型”间徘徊。

在深圳，中考比例是许多家长压力的来源，风吟也跟女儿聊过，告诉她，如果想要昂贵的衣服、食物，那就得自己努力学习——“但如果她就想成为一个外卖员，那自己接受也行。”

风吟也不太满意当下的职业教育。她的考虑是：之后孩子初中如果成绩不好、又或孩子自己要求，她也会报合适的补习班；退一万步，没有考上普通高中，她可能会把孩子送入创新的高中教育机构，那里的学生通常会出国。

她对孩子的宽容也有限制。特别是关于手机和平板电脑，风吟的态度就很明确，每周只能给予15分钟的自由。保护视力是一种考虑，女儿已经近视200度，对网络的侵入，风吟也很警惕，她提起俄罗斯有一款游戏会将孩子带往自杀，觉得过早接触成人社会，会带来没法控制的负面效应。

这也引起了女儿的反抗。“你不也是一直在看手机，为什么要规定我？”女儿草莓提出要平等，试图为自己争得更多玩平板的自由。

母女俩展开了一场关于平等的争论。那天费了风吟好多心神，她跟女儿说，自己看手机很多时候是在工作，“如果你可以跟我一样通过手机来谋生，你也可以独立做这件事。”“ 你不能总在一些事情上要求平等，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就不想要求，比如说我做饭了，我叫你洗碗你就不想洗。”……

这样的争论多了，风吟觉得孩子在辩论上有天赋，又在内心做了个决定，给女儿报个学习辩论的英语兴趣班，将它发展为优点，正好女儿也要求报些英语课维持外语水平。

孩子对辩论没概念，风吟就用自己的办法让他们感受。她报名了一个自然教育论坛的辩论赛，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作为选手站上了辩论台。辩论赛上了电视，风吟说，孩子看到后觉得很骄傲，“原来这个就是辩论，很有趣。”

就这样，母女俩就上辩论班顺利达成了一致，以一种婉转的、曲线的方式。“其实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顺便带着孩子去做。”跟很多时候一样，说这话时候，她像一个成熟的辩论选手，逻辑没有漏洞可言，似乎事情总是那么自然。

其实风吟也会有困惑：勤奋真的那么重要么？毕竟生活里她也见过许多不那么努力却抓住机会一举成功的人。但她只能跟孩子们说，“如果你尽力了，没做好也没关系。”当孩子自己制定目标没完成去玩，她也会不知道怎么办。

说到这些，这位语气总是非常肯定的妈妈难得皱起眉头，说自己也苦恼，“找不到（玩和学习）平衡的点”。但风吟也能接受这样的焦虑，“因为我是人，我不是神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