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事件之外，一个调查记者的奇遇笔记（组图）

早 市

我因为一起死亡事件来到这个村子。村子位于济南近郊，专种蔬菜，以卷心菜为主。这一年卷心菜的收购价大跌，跌到几分钱一斤，一位村里的贫困户上吊自尽。

到村子时是清晨，早市刚开张，在村头一块盖着铁皮的空地上。前一晚刚下过大雨，地上满是黑色泥浆。村民们穿着高筒靴，将蔬菜筐在泥地中拖来拖去，像一个个阴暗舞台上的剪影。虽然价格低得死了人，买卖还在继续。决心活下去的人们还是半夜就起床砍菜，劳作到天亮，再运到早市，以分为单位和菜贩子讨价还价。

《活着》剧照

村庄唯一的蔬菜经纪是早市上最忙碌的人，参与几乎每一场谈判，像一颗砝码，平衡村民的绝望和菜贩子的冷漠。每谈成一笔交易，他会把价格用签字笔写在村民的手腕上，以免后面结账时再起纠纷。每促成一卡车菜的买卖，他可以收取菜贩子100块左右劳务费。

他看起来是早市上唯一快活的人，评价自己的角色“就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做中间调停”。

传 教 的

去村头一家饭馆吃午饭。等饭菜的间隙，我掏出采访本准备下午的问题。隔壁桌来了一群人，乡镇上很常见的跃跃欲试但无所事事的年轻人。

这个北方小村子的外来人不多，一个拿着小本奋笔疾书的单身女性大概更少，我能感觉到他们在打量我，然后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突然一个男孩窜到我身边，探头看了看我的笔记本。笔记本是单位印制的两百期纪念品，每隔几页就有一个科学家或者哲学家、艺术家的画像。我摊开那页是个中世纪西方科学家，高鼻深目，一头羊毛卷披在肩上。

“看，我没猜错吧。”年轻人闪回自己那桌，大声宣布，“就是来传教的。”他把那页画像认成了耶稣。地下宗教在这里很盛行。

宾 馆

村子附近没有宾馆，最近的也在几公里外的镇上，我挑了一家最新的。

大堂装饰得像农村的婚礼现场，挂满大红大绿的塑料花束和气球。楼道又像KTV歌厅，贴着各种说不出名字但亮闪闪的东西。卫生间墙中央有一块裸女图案的瓷砖，不是那种名画里艺术化的裸女形象，而是实实在在有现实感的肉体，透着明显的淫秽气息。房内的天花板上铺了整面镜子。和浴室里突兀的裸女瓷砖一样，天花板上的镜子有它无须明言的功能。

《人世间》剧照

那段时间的乡村乃至县城宾馆，都很流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装镜子。在东莞一家镇上的宾馆里，我还看到过铺满镜子的环形墙壁，走进镜子的辐射范围就会油然生出眩晕感。那段时间的社会部同事对此也泰然处之，甚至能随形就势，开发出一些新功能。一位女同事说，每天早上洗漱完后，她都会躺回床上，借着天花板上的镜子，全方位端详一下自己是否收拾妥当后再出门。

老 道 士

一段一段窄窄的石阶，像建筑工地上木板搭成的简易楼梯，首尾相衔，通向山顶。山顶也很窄，像张向外凸起的鹰嘴，一座道观建在这悬空的凸起处，宛如飞来屋，被轻轻放在巨石上。

天色已近黄昏。本来想打电话让道士下山来，但他不接电话，我只好叹口气往山上爬。一段一段阶梯踩上去，到半山腰时转头，平整的田地如百衲毯在山下铺开，一格一格因为作物不同色彩各异。田间有黑瓦白墙的民居冒出炊烟，旁边依着几丛毛竹，在夕阳的余晖中给人一种既辽阔又平静的安慰。突然就理解了这座道观的选址。

就这样几步一回望，走到山顶。道观没有在山下远望那么巍峨神秘，很破落。观内杂草丛生，几个旧殿错落半隐于黄昏的林木中，有种胡金铨电影中善用的中式美学：凄凉，诡异，深藏不露。我站在露天处喊了两声，几个人影从树林中显现出来。是守观的两个老道士，还有一个女人，据说是厨娘。他们在厨房吃晚饭。

化外之人都比较好采访。问什么就答什么，采访效率很高。老道士说，自己出身农村，从小家贫，不得已做的道士，但也认真学了祈福或者避祸的仪轨。什么时候跪拜，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唱念，都是有规矩和讲究的。早些年在城里一个道观修行，也教授年轻道士传统的仪轨知识。后来道观被一位善于经营的住持做成网红，香火旺盛后，他和师弟因为年龄太大被赶走，来到这家郊县道观栖身。这家道观是当地一位有名的道教领袖生前修建的，特意依照道教传统的修行标准，选址在如此陡峭难达的地方。但如今因为地势太高，愿意爬这么一趟的香客不多，道观收入少，他们的生活仅能糊口。

《活着》剧照

走的时候，我往主殿的功德箱里塞了点钱，本来只想帮他们改善一下生活，没想到老道士们很认真地拦住我，要做一个仪式。暮色中，他们搬出铜锣钟磬等敲击的器具，指挥我何时站，何时跪，何时拜，声音苍老绵软，但又有不可置疑的坚决。一丝不苟完成仪式后，老道士总结：“好了，现在保你平安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出山门时，天色已经全黑。沿着石阶往下走，夜色像上涨的潮水，淹没了山脚下的田地、房舍、竹林，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如渔火在黑暗中浮现。走到山脚再往上看，山顶道观显出些许轮廓，像一艘孤舟漂浮在夜的海洋中。舟中的老道士们如何度过那个夜晚和以后的夜晚？写文章时想到这个问题，心里有点悲伤。

界 限

派出所的副所长很年轻，不到30岁，已经破获好几起有影响力的案件，也是我要采访这起案件的主办人。他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溢于言表的成就感，但又因为某种不便言明的纪律，不能谈得尽兴。

《狂飙》剧照

我们隔着一张办公桌热烈但各怀心事地说着话。桌上杂乱地堆着些红头文件，隐约能看到案情通报之类的字样，应该是已经结案的案件材料。

忘了什么原因，中途副所长离开了房间。我在案情通报里扒拉两下，就看到了我要报道的那桩案子。于是脸红心跳地一边看一边摘抄（那时候手机还没有拍照功能），副所长突然推门回来。我一惊，文件从手中掉落，像片羽毛随着灌进门内的寒风飘荡。

纸页飘落的过程把尴尬的瞬间拉得很长。还是副所长打破了沉默：“哦，我还要去那边办点事。”他转身再次离开了房间。

“不能看”和“可以看”之间有一条很朦胧的界限，不能用语言确定，但他用离场给了这条界限存在的空间。

村 支 书

村支书是一个身材壮实、满脸皱纹的老人，像一堵粗粝的石墙，不好接近的感觉。但真说起话来却不闪躲，言简意赅，沉稳实在。正回答着我有关村子的基本问题（“村子有多少人？”“多少亩地？”“种什么作物？”……），突然有村民冲进来喊：你儿子晕倒了。

村支书的儿子是在卖菜时晕倒的。据说刚谈好买家，正准备卸货装车，突然就倒在地上。村支书起身出门，指挥人们把儿子送上去医院的汽车。除了刚听到消息时脸色有所变化，其余时候看不出他有任何情绪起伏，甚至在车开走后，他还回到办公室，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几分钟后，他接到一个需要准备大额医药费的电话，离开了办公室。这次没有再回来。

几天后，我在村路上又碰到村支书。他的儿子已经去世，就在晕倒当天。医院诊断为急性脑血管破裂，下午拉回村子时手腕上还挂着没打完的点滴，傍晚就断了气。

村支书远远开着拖拉机过来，像尊雕像，随着拖拉机的颠簸上下抖动着。我想迎上去说点什么，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村支书的表情阻止了我。

该怎么形容那副表情？太坚硬的痛苦，我无法靠近。

舞 台

一道蓝色警戒线被拉起。警戒线对面大概十几米远的地方，是一座古墓的入口，刚被考古专家确认为历史上一位大人物的墓穴，属于重大考古发现。虽然在被确认前，这座墓穴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地的“公共墓穴”，不少村民以盗墓者的身份进过墓中。但现在，只有必要的公务人员才能入内，而且必须持市级领导开的通行证。

村民们拥挤但安静地站在警戒线后。警戒线和古墓入口之间的阔地空无一人，像一个等待表演的肃穆舞台。

后排传来嘈杂声。一队人破开人群。大概是一家人，有老有少，甚至还有一个抱在手里的孩子。他们明显不是考古队员，或者任何有必要公务的人员，但一定拿到了符合入墓标准的通行证。“他们怎么能进？”“肯定是XXX的亲戚”……在围观村民的窃窃私语中，“亲戚”们走上通往古墓入口的空地，一边走一边回身看被拦在警戒线后的人们，像一群骄傲的演员。

乡村小巴

一辆小巴上，几位老农在讨论“黄葛树分不分公的和母的？”。他们相互间并不熟识，只是中途有个乘客扛着一棵黄葛树苗上车，便引发了这个话题，后面因为观点的不同，还衍生出一个次生话题：“如何辨别黄葛树的公母？”每个人都很自信地发言，售票员也加入讨论。虽然各执己见，但只是陈述说出自己的经验，没有敌对和争吵。

《小巷人家》剧照

这种话题和讨论方式，是纯粹乡土文明的一部分。城市公交体系里不可能有这么平和的话题，语言和现实也是分离的。陌生人们在公交上相互不交谈，但会去网络争吵：“地铁上吃东西是不是扰民？”“年轻人不让座该不该被打？”……

乡村考古学家

乡村考古学家一直生活在安阳城外的村庄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绝大部分考古知识都靠自学，再加上他对当地历史的了解和日常生活的观察。反正，和大城市来的专家相比，他是村庄考古界的“无冕之王”。

到他家的时候是冬天，房间冷得像冰窖。泥地被扫得一尘不染，床上的被子也叠得方方正正，仿佛是被冻住的长块豆腐。桌上的纸张，文档也像被冰封一般，棱角分明。挂在墙上的票据用黑色夹子摞得整整齐齐，所有物品像在某种天长日久的轨道里，没有一个越位。这是绝对秩序才有的整洁，而绝对秩序会加重寒冷。我开始用两只脚交替轻轻跺脚，后来得站起身，像只麻雀在寒气弥漫的地上蹦跳，才能继续说话。

考古学家不为所动，有条不紊甚至有些沉醉地展示着自己多年收集的远古证据。这个房间里和他一样不为寒冷所动的活物还有一个，是他的妻子。我们采访她丈夫时，她安静地坐在床头，和那堆冻豆腐一样的被褥坐在一起，一动不动，像尊冰雕。

沉默的妻子，是村庄采访时最常见的。她的姿态不是倾听，不是参与，而是置身事外的等待。

惠 能

在重庆的罗汉寺因为电影《疯狂的石头》走红前，我去过一次，采访一位老和尚。但到了才知道他出门云游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可能几个月，也可能当天。因为有后一种可能，我决定去他的房间门口等等看。

按说女客不能进僧人的住宿区，但采访事大，我愣头愣脑冲进禅房，也没人阻拦。老和尚的房间紧邻楼梯，我坐在楼道上等到快12点，到了午饭时间。和尚们像刚下课的学生，三三两两，拿着饭盒，踢踢踏踏从我身边小步跑过。没人嫌弃我挡道，也没人多看我一眼，倒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这时候，惠能出现了。

他是老和尚的邻屋，刚打回午饭。知道我的来意后，便很自然地邀请我进他的房间等。房间陈设很简单，唯一特别的是墙上挂着一柄弯刀。他说自己每天会练习几套刀法，强身健体。他穿着淡蓝色短褂，扎起绑腿，和其他身着赭黄色长身僧袍的和尚不同，是个武僧的样子。

我请他耍一套刀法来看看。他也不推辞，取下刀在房间里比划起来。可能因为空间太窄，施展不开，表演的刀法确实更近于强身健体。我没有看到武侠电影中高僧挥刀的样子，有点失望，似乎某种幻想破灭了。

《周生如故》剧照

又站着说了些闲话，眼看老和尚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惠能陪着我也一直没吃午饭，我决定告辞，临走时留下自己电话，拜托他看到老和尚回来就通知我。他答应下来。

出家人不打诳语，两天后我接到惠能的电话，说老和尚回来了。我赶紧打车过去，他将我带进老和尚的房间。老和尚看起来刚回房不久，正在归置行李，看见惠能带进一名陌生女子，有点诧异，但很快平静下来，回答我的问题。惠能端坐一旁，既不插话，也不疏离，就像那天陪我等老和尚一样，安宁自然的样子。

对惠能的记忆就到这里停止了。这大概是记者的势利，采访完成，对人的记忆也结束了。但惠能作为一个总体的形象，一直留在我心里。当记者很多年，得到过不少帮助，但多少要先问清来龙去脉，了解利害关系，像惠能这样原本置身事外，却又如此坦然相助的人，实在很少。实际上，整个罗汉寺也给我这样的亲切感。僧众们都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一个陌生的闯入者既没有好奇，也没有警惕，只是各行其是，像流水一样坦然。

想着某天再到重庆，还能再去寺庙，去看看惠能。但斗转星移，重庆我也去过几次，可没有再去罗汉寺，惠能的电话号码也在换手机时丢了。甚至，他的名字我都记不确切了，“惠能”是一个今天为了写文章而取的虚名。

直到2023年冬天，有个机会去重庆，我真的去庙里找他。我还记得他房间的大概位置，在禅房二楼或是三楼，正对楼梯口。我想，如果见到面，我应该能认出他。

《玫瑰的故事》剧照

寺庙已经和十几年前大不一样。香火缭绕很热闹，但细看尽是举着相机打卡的游客，见不着几位僧人，倒是多了些身穿深蓝制服的保安。不少拐角都能看到“闲人止步”的牌子，禅房也在这样的牌子后面。即便能绕过牌子，走到楼下，也无法进去。一楼安了需要输密码的电子门禁，通往二楼的楼道还装了铁栏杆和铁门。不是当年凭勇气和天真就能闯进去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