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爆的《731》只拍出冰山一角，“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组图）

9月18日，电影《731》在多次改档后正式上映。

即便是工作日、电影市场的淡季，票房涨幅依旧超出预测，很快突破3亿元，成为中国影史单片单日总场次榜冠军。

但很快，影片引发激烈争议：有人批评其以血腥与器官堆砌制造噱头，未能真正追问战争与暴行；也有人认为，它至少让那段尘封的历史再度浮现。导演赵林山多次强调，创作初衷并非煽动仇恨，而是“以人性关怀呼唤和平”。

呼唤和平的前提，是看见。

事实上，有更多人正在用更漫长、坚韧的方式追问这段历史。记者南香红，23年来持续追索细菌战受害者的命运与真相；民间抗战史研究者王选，不断穿行在历史的缝隙中，抵达人性的复杂与善恶的边界；遭遇细菌战的村民们，自发在村落为逝者建亭立碑……

细菌战是一片巨大的历史“黑洞”。而我们要做的，或许正是不断去看见、去记录。

一根丸太、两根丸太，阴性丸太、阳性丸太。

表格上，他们勾选性别，填写数量，没有姓名，只有编号。

“丸太”，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以下简称“731部队”）对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代称，日语意为“剥去树皮的圆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发动细菌战，这些丸太被注入鼠疫、霍乱、炭疽等病菌，被关进秘密牢房，观察、取样、解剖……

电影《731》剧照

最初，死亡被小心地藏在密室里。但很快，战争的“瘟疫”越过围墙，从东北的731部队实验基地一路蔓延至浙江义乌、湖南常德、江西上饶……更多村庄成了实验场。

日军空投细菌炸弹，污染水源，释放带疫跳蚤。无声的屠杀，静悄悄地吞没村庄与生命。只是，伴随着时间的流转与记忆的湮没，它们与他们，隐入尘烟。

64万字，耗时23年，非虚构写作者南香红写下《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

从遭遇细菌战迫害的崇山村出发，她记录下村民漫长而艰难的跨国诉讼之路、战后逃脱审判的“杀人医生”石井四郎，还有那些被“天降疫疾”摧残却几近被遗忘的村庄，以及一个个无名受害者的故事。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01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我面前这个女人很漂亮，但眼神里却有一种极度的疲惫和忧郁。”

2002年9月4日，北京东厂胡同的一间招待所，南香红第一次见到王选。那时，王选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团长，南香红则是刚调入《南方周末》一年的记者。

当晚，王选连日奔波，声音沙哑，没说多久，便问南香红自己能不能躺着说，可每次躺下不过3分钟，她又会弹起来，从床这头翻到那头，急切地讲述崇山村村民的死亡与抗争，以及她亲历的一切。

左：王选  右：南香红

1995年，王选看到一张照片。

3个中国男子被五花大绑送去当丸太。其中一个年轻人，剃着光头，只有20多岁，目光直直地望着镜头，眼神清澈。

他们是谁家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家在哪里？他们的母亲没有了他们的消息，该多么焦急？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王选接住了那道目光。

电影《731》剧照

后来，在一次“日军细菌战历史揭露会”上，一个普通的日本老人站了出来。他叫松本博，1943年18岁时入伍，成为驻华日军1644部队的卫生兵。

低垂着眼，他缓缓开口道：“我负责的房间里关押了7根‘圆木’，他们都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笼子很小，他们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一次。”

全场死寂。松本博继续说：“采血的日子我们给‘圆木’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让其躺在处置台上，手脚都用皮带固定，然后在头巾上滴几滴麻醉剂，让他数一、二、三……采血就这样开始。

2013年9月2日20点王选在拜访奈须重雄后返回东京的列车上睡着了。

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4-6杯，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我在这里服刑10个月，亲见有40-50人被采血。以人体作为细菌制造器。实在是恶魔的行径。”

那一刻，王选觉得有只手攥住了她的心脏，越来越紧。她冲出会场，在走廊里泪流满面。有人问她：“王选，你为什么要哭？是不是觉得受不了？”

为什么要这样问？难道听到这样的事不难过吗？王选想。

接下来的30余年，王选几乎参与了所有与细菌战相关的调查与行动。原本安静、要强的知识分子，在接触细菌战后，变得愤激、暴烈，快语如刀。

如今，谈到王选，最让南香红感慨的只有一件事。王选的头发白了，眼神中阴郁越积越多，腰塌陷式地坏掉了，看起来很疲惫。南香红不断翻出王选年轻时笑着的照片，有些心疼：“我很少看到她笑了。”

02

1315个名字

1个村庄的记忆

战争过去了几十年，崇山村村民们的生活平静安详。但平静之下，有一种阴郁的东西流荡。

1942年11月18日，日军分三路突入崇山村，深夜砸门破窗，把村民们赶往后山，在山脚下强迫他们目睹整个村庄被焚毁。大火烧了一昼夜，420余间房屋化为灰烬，700多人无家可归。

那晚，村民王荣森看到自家5间房屋起火，提水扑救。日军举枪，“啪”的一声，打穿水桶。王荣森仍扑向火场，第二枪击断了他的手，水桶落地，水流满地。还有村民气急过头，栽倒在地，没了呼吸。

在宗族社会，房子是几辈人攒下的命根子，一场大火，不只烧掉了木瓦砖石，也烧掉了几百年的积累与血缘的锚点。战后很长时间，许多人寄居于祖祠、亲戚家。经历过大火炙烤的宅基地，有的至今仍是一片荒草废墟。

崇山村村民最恐惧的记忆不只是鼠疫夺命、烧毁祠堂等，还有日本人的活体解剖。林山寺，就是活体解剖的现场。

崇山村地图，王锦悌制作。（受访者供图）

2011年，九一八事变80周年前夕，林山寺后山坡意外挖出8颗人类头骨与大量骨骼残片——这里曾是活体实验的现场。细菌战中，崇山村的死难者达403人，约45人死于此处。

这些灾难，曾沉没于历史的河流中。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指出，在细菌战诉讼之前，基于个人、家庭的受害从未被系统言说，也未被纳入公共叙事，更谈不上被记录、研究。

但在村民心中，伤痛始终没有过去。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两位日本人松井英介、森正孝来到崇山村，说会帮助崇山村人打官司，村民王焕斌记住了他们的承诺。他剪下《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一文，给王选看，一脸严肃地说：“选，我们要告日本人。”

1998年，崇山村原告合影（受访者供图)

细菌战诉讼，从崇山村出发。

随着亲历者陆续离世，口口相传的灾难记忆也逐渐湮没。王焕斌又生出一个想法：“总得有个什么东西让人看得见，比如立个碑。”很快，他和细菌战诉讼原告王锦悌、王培根等人奔走筹款，更多的村民，也自发加入这座碑的修葺。

2000年清明节，在林山寺旁，他们建起一座劫波亭，为那些被外界遗忘的逝者立碑。黑色花岗岩上，一笔一笔刻下1315个名字——他们都是崇山村和义乌细菌战鼠疫中的遇难者。

劫波亭（受访者供图）

当历史被讲述、被记录、被看见，变化也悄悄在这个村庄发生。

1997年，细菌战诉讼原告第一次赴日本，向日本法庭递交诉状。但临出发的前几天，村民王晋华突然不想去了。家里种的水稻要灌水，再不灌水就要被晒干了，晒干了一家人就没饭吃了。

这只是他的一个借口。那个年代，普通的农民想要拿到去日本的签证极其困难，他们从没见过这东西，更不懂什么诉讼。

但如今，村民们知道了日本，知道了飞机、护照和签证；他们不再回避、不再害怕。南香红记得，有一次，有村民递给来访记者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

03

极善，也可能是极恶

和王选认识后，南香红则开始了另一场接力：记录下这一切。

2005年，南香红写出《王选的八年抗战》一书，却始终觉得“不够好”。2010年，中国受害者代表团走进日本国会申诉；2011年，细菌战研究重要资料《金子顺一论文集》出版。

新现场、新资料，让她觉得是时候再次启程了。2015年，南香红沿着浙赣铁路，重访那些曾遭细菌战侵害的村庄，她要写下这场“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这20多年里，南香红看到了人性的极恶，也看到了人性的至善。

在义乌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里，她曾看到一张石井四郎的照片。这个发动细菌战的人，身形魁梧，神情沉稳，“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遇见他，可能很难将他与极端暴行联系起来”，南香红很惊讶。

震惊源于一种人性的悖论。

正如日本细菌战研究者常石敬指出：“在731等地，正是那些有思想、有辨别能力的医生在做实验。他们平时可能连交通事故都会自责，但在那个体系里，却能毫无愧疚地杀人。”他们是别人的儿子、丈夫、父亲，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精英。

“一个特别恶的人，身上也可能有善良的闪光。”南香红说，那是一种极其矛盾、纠缠不清的东西。他们并非天生残忍，反而很多是被视为理性和进步的人，“他们用一套理论说服了自己，相信这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但即使理解，南香红也无法完全从这些记述中抽离。这些年，南香红时常思考，战争是否一定会唤出人性的极恶？如果时代再次进入对抗的状态，是否仍会有一批人走上与石井四郎同样的道路？

她想提醒，历史从来不遥远，人类必须为自身设下一道道文明的篱笆，才能阻挡恶行再次发生。

1995年12月，王选（左三）在崇山村调查。（受访者供图）

震惊也在于人性的另一种回响。

恶的背面，善一直存在。几十年来，陪伴中国受害者走上法庭的，还有一群日本人——记者、学者、律师。他们不是受害者，却主动选择承担历史记忆。

记者近藤昭二，28岁那年偶然得知细菌战，自此投身调查。他走访中国受害地，拍摄11部纪录片，与王选远赴美国查档，出版六卷本《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成为细菌战研究者的必备资料。

还有土屋公献，曾任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晚年时决定无偿代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诉讼，陪伴原告团近10年，直至健康状况恶化。

1997年8月11日上午9点30分在土屋公献带领下，日本律师团、中国原告团、日本声援团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

这一切，让南香红感到动容，也感到沉重。“我似乎触碰到那个调和善恶、指向永恒的东西了。那种正在流失的、人类已经非常稀缺的东西，一种向着正义不屈不挠的追求精神。”

这股精神，也推动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追寻历史、通过诉讼争取赔偿与道歉、寻找公义的过程中。

近藤昭二、土屋公献用半生，南香红用23年，王选用30余年，崇山村村民用几代人的时间……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断裂的历史中搭建桥梁，在无声的废墟中发出回响。

他们让我们看到，罪恶或许可以一时隐匿，但它从未真正从人类集体记忆中逃脱。他们也让我们看到，历史也许从未远去，它只是静默地沉淀在幸存者的皱纹里、村庄的碑文上，以及那些不肯遗忘的心灵中。

战争远去，尘烟却未散。细菌战的阴影仍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唯有不断追索、不断看见，我们才能从遗忘中夺回真相，从真相中守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