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披着澳大利亚国旗走上街头（组图）

直到最近，“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这个词几乎从未出现在澳大利亚政治家的话语中。忽然间，它无处不在——新闻发布会、演讲、部长声明里频频出现。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几乎没听过“社会凝聚力”这个词——没有特使，没有全国性讨论，也没有人认真谈论过种族主义如何撕裂我们的社会肌理。

时间来到2024年。当以色列军队开始进攻加沙、全球愤怒不断升温之际，澳大利亚社会也迅速被划分为阵营——“支持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或如许多和平倡导者所言，“支持人性”。突然之间，“社会凝聚力”成了政府的新口号——一个所有人都被要求支持的目标，但几乎没有人真正知道它指的是什么。

阿尔巴尼斯政府甚至任命了一位“社会凝聚力特使”彼得·卡利尔（Peter Khalil），直接向总理汇报。然而，这个职位没有经过任何咨询，没有公众参与，也从未发布过报告。然后在2025年5月，设立仅10个月后，这个职位又悄然取消。一个如此高调强调“社会凝聚力”的政府，却在实践中如此轻率，这说明了什么？

于是问题变成：所谓“社会凝聚力”，在现实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政客们对“不要抗议”的委婉说法？意思是我们在种族屠杀实时上演时，也该待在家中保持沉默？是对多元文化社区的暗示——“要乖一点”？抑或是一种用社会学术语包裹的警告——告诉我们“和谐”必须高于道义，甚至高于人性？

事实上，政客们自己往往用种族暗示与排外言论破坏社会凝聚力。政府同样能够在倡导它的同时摧毁它——通过决定谁的痛苦值得同情、谁的种族主义算数、谁的又可以忽略。政府设立“反犹太主义特使”，又设立“反伊斯兰恐惧特使”，传递出的信息十分清晰：有些形式的种族歧视值得特别对待，而其他形式则必须依赖现行法律自行解决。

然而，《1975年联邦种族歧视法》（Commonwealth 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5）早已规定，基于种族、肤色、国籍或族裔背景，对他人进行冒犯、侮辱、羞辱或恐吓都是违法的。可不知为何，这部法律对某些人来说被认为“不够用”，而对另一些人——那些每天面对歧视的原住民、华裔、印度裔、非洲裔以及其他族群——却被视为“绰绰有余”。

制造“种族歧视的等级”，真的有助于社会凝聚吗？

说到底，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凝聚”，而是“归属”——谁感到被接纳、谁感到被排斥。所谓“凝聚力”的说法，似乎暗示澳大利亚社会正在分裂；但事实上，归属感从未被均匀地织入这个国家社会的肌理之中。有些人生来便被国旗包裹，而另一些人则一再被要求证明，他们要配得上站在这面旗帜之下。

澳大利亚国旗被视为团结的象征，但太多时候，它成了排斥的旗帜——被挥舞用来宣示主导地位，而非共享身份。那面旗在议会上空飘扬，象征团结，但那些议会曾制定过排他性的法律——想想“白澳政策”。它披在奥运选手、学生与抗议者的肩上，既象征着自豪，也象征着分裂。近年来，它更频繁地出现在“爱国”集会上，而所谓的“爱国主义”，已被曲解为对差异的敌意。在那面旗之下，有人被喝斥“滚回自己的国家”，哪怕他们的家族已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人。

最近的“为澳大利亚游行”（March for Australia）清楚揭示了这面旗的转变——从团结的象征变成了排斥的标志。许多示威者披着国旗，抗议所谓“移民过多”。信息再清楚不过：移民不受欢迎。而在这些集会上飘扬的旗帜，正是同一面在全国公民入籍仪式上递到新澳大利亚人手中的国旗。

在那些入籍仪式上的人们，已符合了所有要求——学习价值观手册、通过公民测试、宣誓效忠。他们理应在法律和精神上与所有澳大利亚人平等，站在国旗下，共享这片土地。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而，对太多人来说，这种“平等”始终未被真正承认。对于那些将澳大利亚视为“继承权”而非“共同家园”的人来说，我们永远是“移民”，我们的归属感是暂时的，我们的忠诚是可疑的。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游行者与谁并肩同行——那些以种族优越与仇恨为信条的人。这种联盟揭示了他们所谓反对“移民潮”的真正动机：种族，以及他们认为谁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

老实说，我们都知道，这种敌意并非针对所有外国出生的人。它更多针对有色人种。一个金发碧眼的新来者，一旦融入社会，很少再被称作“移民”。而我们这些人——在这里生活了数十年、养育家庭、服务社区——依然被称作“外来者”。究竟要在这里生活多久，才不再被视为“移民”？

诗人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曾说：“人们会忘记你说过什么，忘记你做过什么，但永远不会忘记你让他们感受到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彼得·达顿（Peter Dutton）担任联邦移民部长时，他让我感受到的那种寒意。

他曾威胁派遣边境执法人员在墨尔本街头进行随机签证检查——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威权国家。即便我已入籍十年，那一刻仍感到一阵恐惧。那种做法暗示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不仅可能发生，甚至可能被默许。自我来到澳大利亚以来，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害怕自己的政府与它的制度。

那段经历始终留在我心中。也正因为如此，当达顿竞选总理时，我选择以无党籍候选人身份参选。因为如果我们不去挑战那些让部分人被贬低、被边缘化的语言与行为，那么，“社会凝聚力”又有什么意义？

最终，政府在公众抗议和一场突发集会的压力下，撤回了随机签证检查的计划——那场集会提醒了我们：当面对不公时，澳大利亚人仍愿意挺身而出。

这才是真正的“凝聚力”：对正义的共同追求，以及在归属被否认时依然并肩站立的勇气。

如果政府真心关心社会的凝聚，就应该从根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开始——为所有澳大利亚人，而不仅仅是部分群体。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早已完成艰巨的工作，制定了《国家反种族主义框架》（National Anti-Racism Framework）——一份全面的行动蓝图。政府自去年11月起就收到了其中的63项建议。问题是：它是否愿意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