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热议：把移民当“替罪羊”的老套路（组图）

把移民当成问题的替罪羊，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转移开——例如企业与媒体权力的滥用，以及政府长期未能解决年轻一代的住房困境。

自由党如今的走向，让人想起约翰·霍华德时代开始出现的那种政治操作——“坦帕事件”（Tampa affair），以及围绕亚洲移民展开的“狗哨式”暗示。不过，这一次，自由党可能是在自毁长城，因为今天的移民社群已经拥有实实在在的选举影响力。

对自由党而言，警讯早已出现。他们得罪了华裔和印度裔选民，并在最近两次联邦大选中为此付出了代价。

新任自由党领袖安格斯·泰勒（Angus Taylor）表示，他将在移民议题上强调“澳大利亚价值观”和“保护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至于这些说法究竟指什么，他并没有说明。他还声称，“移民标准太低了”。

那么他暗指的是谁？是穆斯林吗？我们是否要因为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怪罪整个穆斯林群体？难道会因为黑手党的存在，就要怪罪所有意大利天主教徒吗？

泰勒似乎想回到50年前的澳大利亚。但今天的澳大利亚早已不同。32%的人口出生在海外，约一半人口要么出生海外，要么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海外。

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数量显著增长。任何政党若忽视这种人口结构变化，都将承担政治后果。

华人选民

自由党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已让不少华人选民感到不安。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在这一议题上尤为积极。彼得·达顿（Peter Dutton）曾高调批评中国海军舰艇在澳大利亚周边海域活动。中澳之间的贸易争端，也被自由党加以政治利用。简·休姆（Jane Hume）曾在上一次大选期间警告公众提防“华人间谍”，之后虽道歉，但措辞含糊，反而让问题更加严重。

这些言行自然令许多华人选民反感。华人群体中不少是小企业经营者，家庭观念强，过去通常支持自由党。

但情况已经改变。2022年大选中，Reid、Chisholm、Bennelong、Tangney等至少五个华人比例较高的选区转向工党。如果没有这些席位，阿尔巴尼斯政府难以在众议院取得多数。

自由党在2022年选后检讨报告中也承认：在华人比例较高的选区，自由党的支持率跌幅明显更大。在华人比例最高的15个选区，两党偏好支持率下滑6.6%，而其他选区为3.7%。

2025年大选中，这一趋势进一步加深。在华人较多的选区如Banks和Deakin，工党胜出。当地华人选民在两党偏好投票中约65%至70%支持工党，而联盟党仅获得30%至35%。

印度裔选民

在2025年大选期间，自由党议员贾辛塔·普莱斯（Jacinta Price）暗示工党给予印度移民特殊待遇，因为他们会投票支持工党。这一说法明显冒犯了印度裔选民。尽管多次被质疑，她始终没有真正澄清或否认。

到2025年，印度裔澳大利亚人口已超过91.6万人，预计将超过英国裔，成为最大的海外出生群体。2022年卡内基调查显示，43%的印裔选民认同工党，对联盟党的认同为26%。在维州印裔人口较多的Calwell和Gorton选区，2025年大选中同样明显支持工党。

华裔与印度裔选民在2025年的选举结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由党是否还要继续得罪他们，甚至让其他移民群体也觉得自己在多元文化澳大利亚中被贴上“次等”的标签？

那些曾严重冒犯华裔与印度裔选民的自由党影子内阁成员，如今再次回归核心岗位——休姆出任自由党副领袖，普莱斯和帕特森继续担任影子部长，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也将加入影子内阁。他近来宣称“我们在自己家中感到像陌生人”。这种说法，与特朗普及全球极右翼所谓“文明被取代”的论调如出一辙。

这些政治人物似乎更多在呼应新闻集团和天空新闻的叙事。工党恐怕乐见其成。

自由党执政时期的移民记录是怎样的呢？

直到今天，自由党仍不断重复“阿博特和莫里森阻止了偷渡船”的说法。堪培拉媒体当年在这一问题上轻信了这一说法，至今鲜少承认失误。

事实上，阿博特政府曾投票反对“马来西亚方案”，反而助长了船只抵达。等到2013年12月“主权边界行动”启动时，船只数量早已大幅下降。

随后，彼得·达顿在移民管理上的失误，使问题转移到另一渠道。随着海路受阻，人贩子——尤其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开始安排“寻求庇护者”通过航空入境。通过航空途径提交的保护签证申请数量，从2012/13年的8,480份增加到2017/18年的27,931份。

阿布尔·里兹维（Abul Rizvi）这样评价达顿的失败：

“在2017/18财年，达顿创下了庇护申请数量的纪录。这一纪录很可能在2018/19财年再次被打破。要整顿我们混乱的签证处理体系，将耗费纳税人数以亿计的资金，甚至可能超过十亿澳元，而且需要多年时间。政府反复强调的‘边境保护’口号，是否只是为了掩盖其在真正边境管理上的失职？内政部年度报告指出，通过航空途径提交的申请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认定为‘缺乏根据’。这些缺乏根据的保护签证申请，削弱了澳大利亚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保护的制度安排。”

这一问题至今仍影响深远。通过航空入境的庇护申请者如今占澳大利亚境内保护申请的大多数。约26,000人正在等待难民身份裁定，另有超过48,000个案件仍在行政上诉法庭等待结果。清理当年遗留下来的积压问题，仍是一项重大挑战。

自由党在移民与难民政策及行政管理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尽管他们极力否认，但其中始终带有种族色彩，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霍华德时期。

摆脱“白澳政策”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1965年，工党将其从党纲中删除。随后惠特拉姆政府通过《种族歧视法》。真正的考验，是弗雷泽政府接纳了25万名印支移民，其中包括难民、家庭团聚移民以及有序离境计划参与者。

自由党如今是否会因为害怕“一国党”，再度通过狗哨政治和模糊的“价值”、“平衡”等措辞，重蹈覆辙？

政府也在回避其对庇护申请者的道德与法律责任。随着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亚洲低洼地区未来可能出现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我们会帮助他们吗？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仍然将庇护申请者送往瑙鲁，耗费巨大成本。我们拒绝让在叙利亚营地中的澳大利亚籍妇女和儿童回国。他们或许犯过错，但我们的宽恕与人道在哪里？这些妇女和儿童完全可以在回国后接受严格的审查和监管。

总理甚至为拒绝这些妇女和儿童的决定而自豪地说：“自己的选择，后果自负。（if you make your bed, you lie in it）”这番话令人寒心。权力往往揭示一个人的本质。他对犯下种族灭绝行为的人，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强硬。对那些为以色列国防军作战的澳大利亚公民也是如此。

政府确实继承了历任自由党部长留下的移民乱局，但其修复进度过于缓慢。

政府至今仍未正视的一个严重行政问题，是把移民职能纳入以内政安全为主轴的内政部。结果，移民安置与社会凝聚等关键事务，往往被该部门对安全与边境管理的关注挤到次要位置。

人道精神一次又一次让位于安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