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1死3伤，中国的实验室安全欠了多少债（图）

3月20日晚，重庆大学一实验室发生爆炸，导致一名学生罹难，3名学生受伤。

3月21日晚，重庆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调查，疑似因操作不当引发实验物品闪爆。

又是一声爆响，又是一条年轻的生命。

年轻的生命，最好的年华，却在实验室遭遇灭顶之灾——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2024年2月23日，台湾大学化学系积学馆7楼一间实验室突发火情，现场烧毁实验室内杂物，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2021年10月24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实验室发生爆燃，引发火情，11名受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再往前，2018年12月26日，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爆炸，3名学生当场遇难；2015年1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实验室爆炸，一名博士后不治身亡……

每一起事故的背后， reinvestigation都是一个家庭难以愈合的伤口，也一次次提醒着我们：实验室安全隐患从未远去，科研体系中某些长期存在的裂缝，仍未得到应有的正视。

据教育部实验室安全检查组成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田志刚不完全统计，2001至2020年间，媒体公开报道的全国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多达113起，共造成99人次伤亡。而这，仅是见诸报端的部分。

实验室安全事故为何一再发生？我们又能做些什么，让下一个走进实验室的年轻人，不必再以生命为代价。

01 实验室事故的海恩法则

本次爆炸事故所暴露的实验室安全问题，在业内人士看来，并不新鲜。

早在2023年，就曾有多位研究人员向《知识分子》提到：实验室安全管理问题“是个老问题”。

在过往的教训下，国家部门推动研究机构和高校实验室逐步形成专有的实验室管理规范和运行制度，在软件和硬件上一定程度得到改善。然而，在实际运行中，仍暴露出一部分隐患。

2021年，科学网报道引述教育部实验室安全检查组成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田志刚的介绍，据其不完全统计，2001—2020年间，媒体公开报道的全国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有113起，共造成99人次伤亡。

田志刚进一步对113起安全事故做了分析：火灾、爆炸事故占80%，中毒、触电、机械伤害等事故占20%。

此外，与化学品试剂使用、储存、废物处理相关的事故比例接近50%；试剂存储不规范、违规操作、废物处置不当等直接原因比例占62%。

如果说实验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实验室的严重安全事故便几乎是笼罩在科研工作上方的永远的阴霾，从国际到国内莫不如是。

爆炸与火灾是最常见的实验室事故。2008年12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助理西哈巴诺·桑吉在把瓶子里的叔丁基锂抽入注射器时，活塞滑出了针筒。

叔丁基锂性质极其活泼，遇空气立即着火。桑吉并未身着防护衣，全身大面积烧伤，于2009年1月不治身亡。

2015年4月，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一实验室因违规配置试验用气导致爆炸，5人受伤，其中1人伤重不治。

同年1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一间实验室发生爆炸火灾事故，导致一名正在做实验的博士后死亡。

2018年12月26日，北京交通大学一间实验室发生爆炸事故，现场3名学生死亡。

调查显示，事故直接原因为使用搅拌机时料斗内产生的氢气被搅拌机转轴处金属摩擦火花点燃，引发镁粉粉尘爆炸，进而导致周边违规堆放的镁粉和其他可燃物燃烧。

有毒化学物质暴露同样致命。1996年8月14日，47岁的资深化学教授凯伦·韦特哈恩在实验室中不慎滴落了几滴二甲基汞在她佩戴乳胶手套的手上。

当时，二甲基汞对乳胶手套的快速穿透能力尚不为人所知。三个月后，韦特哈恩出现了一系列症状：腹部疼痛、体重减轻，紧随其后是平衡丧失和语言障碍。

最终，她被诊断为严重汞中毒。仅仅不到一年后，她便因此丧生。类似的危害不仅存在于急性暴露中，长期接触某些化学物质，如甲苯和二甲苯，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生物安全同样关乎重大风险。除了感染的实验动物，实验室病原体相关管理与操作不当也会导致事故。

2004年，北京一所保存SARS病毒的实验室因1名工作人员操作不当，最终导致北京和安徽出现共计9例SARS感染病例。

2014年，美国疾控中心曾发生埃博拉病毒泄露事故，所幸最终无人感染。近年来国内最严重的一起病原体管理问题导致的事故发生在兰州。

2019年7月24日至8月20日，兰州一家药厂在兽用布鲁氏菌疫苗生产过程中使用过期消毒剂，致使生产发酵罐废气排放灭菌不彻底，携带含菌发酵液的废气形成含菌气溶胶随风飘散，导致共计6620人布鲁氏菌抗体阳性。

工厂与科研实验室不同，但导致这一事故的安全隐患是二者共有的。

如同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实验室事故的背后是更多的安全隐患。而这些隐患的背后，《知识分子》了解到，是实验室客观防护资源不足，硬件环境亟待提升。

此外，部分科研人员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在科研压力之下，一些学生和研究者为了“赶进度”，可能会避开安全流程，间接导致实验风险提高。

同时，多位研究人员也表示，许多实验室缺少专门的实验室管理人员，该岗位事实上应该由懂隐患、懂安全管理的专业人才担任，但在实际中，该岗位并不被重视，且多为兼任。

02 实验室安全，问题出在哪里？

频发的实验室安全事故一再给实验室安全管理敲响警钟。

2003年SARS流行之后，相关部门开始重视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其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条例、规定与标准。

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构建学校、二级单位、实验室三级联动和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同时要求建立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对实验室所开展的教学科研活动进行风险评估。2023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

然而，就在笔者身边，就曾发生一起事件。一名博士生打了液氮在家用焖烧壶里，另一位新入学的研究生顺手把焖烧壶的盖子盖紧。

幸好那位博士生及时发现，否则一定会爆炸。实际上，打液氮本该由专人负责，且任何使用液氮的人都应当知道“随手盖紧盖子”可能会造成容器爆炸。（当然，严格而言，液氮本就不应装在家用焖烧壶里）。

数位生物和化学方向的研究人员们向《知识分子》报告了诸多他们日常中所发现的实验室安全隐患。

比如，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实验间隙，学生常戴着手套打开休息室的门，将手套随手一脱放在工位上，此时工位上还放着水果。

这些造成安全隐患的行为背后是运行细则的隐身、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安全意识淡薄、缺少专职人员，以及资源紧张情况下，防护资源的不足。

一些实验室并未制定详细的运行规范或操作流程，而是靠微信群通知和师兄师姐代代相传。

有的实验室，墙上挂着的“应急处置流程”本身就是错误的，甚至还有实验室认为要先拿布擦去沾染的浓硫酸再冲洗。

设备方面，生物实验常常用到高压灭菌锅、离心机、冷冻切片机等设备，这些设备都有一定危险性。

但在一些老旧实验室里，这些设备的说明书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甚至有的实验室，把酒精灯在生物安全柜里面使用。

一些学生和老师则向《知识分子》报告了安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

“学生是参与实验操作的主力军，流动性很大，不同专业年纪的学生，专业知识水平不一，但是安全教育比较简单，”一位生物学博士这样表示。

他补充道：“进实验室之前完成一些简单的培训和测试题就可以，但在实际中学生可能遇到很多场景，这些是笼统的培训无法涵盖的。”

同时，很多从业者也都提出查阅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的重要性。

MSDS是化学品生产商和经销商按法律要求必须提供的化学品理化特性、毒性、环境危害、以及对使用者健康可能产生危害的一份综合性文件。

但在实际操作中，笔者注意到，部分生物实验室从PI到学生没有重视MSDS的传统，甚至有人6年毕业都不知道什么是MSDS。

然而，虽然MSDS有时候显得繁琐，但这是我们安全使用化学试剂最重要的保障。

日常使用的甲醇、丙酮、三氯甲烷、TRIzol、DEPC、DMSO等具有安全隐患的试剂，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对此有科学的认识。

2020年，东南大学针对该校1571名学生进行实验室安全认知行为调查，总的合格率仅为37.17%。

研究者将安全通识以知识和行为分为两部分统计，安全知识方面的合格率为18.01%；安全行为合格率为91.72%。

总结原因，论文研究者认为，安全行为的调查方式是选择题，学生更容易做出正确答案。

然而，日常实验室活动中面对的是填空题甚至问答题，学生自身若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指导行为，“将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同时，安全责任人制度淡化，安全管理专职人员较少。理论上，实验室的每个房间都应有安全责任人，但事实上多为“兼职”和挂名。

“有一些实验室，安全责任人上写的那个名字，实际上已经离职一年了。”

安全管理专职人员配置则更加有限。一些高校对该岗位的招聘条件不高，进修机会少，待遇低，且职称评定政策也偏向于专任教师。

据科学网报道，清华大学实验室管理处副处长艾德生提到，高校实验室管理普遍存在专业人才短缺、流动性大的现状。但实验室管理需要基层一线人员，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隐患在哪。

囿于经费，部分实验室安全的硬件保障也存在不足。以试剂为例，一些高纯度试剂有更昂贵但更安全的替代方案，价格可能高出80%。

对于经费不足的实验室来说，往往会考虑低价方案。

此外，现实中常见以下场景：生物安全柜风机坏了随缘通风；通风橱玻璃碎裂两个月才换；小离心机盖子断了还在用。

多位老师和学生也提到，所在学校会定期巡查，“为了应付巡查，大家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严格遵守流程，但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

安全规范屡屡被无视的原因，一部分是其与实际需求脱钩。

例如，有的实验室规定过夜实验要在5点30分前申请。但在现实中，很多实验到晚上8点才发现进度来不及，需要调整后继续。

“进度表不等人”是另一个主因。

一位在读学生表示，文章怕被抢发，标书研究基础要赶截止日期，怕不按时毕业。久而久之，诸多安全流程变得名存实亡。

03 实验室受伤、遭遇意外、职业暴露之后怎么办？

相比之下，欧美的高校实验室中，有一些具体可以让我们借鉴的经验。

以美国为例，实验室安全管理设有专门机构并配备专业人员。美国高校除了设立EHS（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机构，还明确了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直接安全责任关系。

前述研究者介绍，国外实验室内会有具体的场景指引和对接人联系方式，“比如被针头扎伤或被小鼠咬伤，可以联系到哪个部门，都有具体的流程。”

根据《知识分子》查阅，国内一些机构也有相关预案，但多为爆炸、火灾、中毒等突发事故后的处置流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余正昊在其论文中介绍，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学校成立环境、健康与安全办公室，负责管理全校科研教学工作。

学校为每个独立实验室配备首席科学家、导师、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并针对不同角色进行具有时效性的专业培训。

余正昊也介绍了日本高校实验室的经验：设立实验设备维护专项经费账户，建立健全定期维护制度，防止设备老化引发阻碍或意外。

目前，中国教育部发布的规范主要明确了事故后的责任人及追责问题。但是，对于实验室职业暴露、人身伤害的界定和保障，在具体实施中仍处于空白。

“我在国内遇到比较多的是被老鼠咬了怎么办，导师会说去打个狂犬疫苗，有良心的老板可能会帮你报销，”一位研究者称。

英美等国在此方面有更为细致的规定。中国药科大学董颖在其论文中介绍，一些国家建立了健康监护（Health Surveillance）机制。

以英国为例，相关法律法规将定期体检视为雇主的一般责任，且特殊岗位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记录要求保存50年。

由于法律法规健全，科研人员一旦出现疑似职业暴露相关的体征，可以通过分析历史记录判断法律责任。

研究机构和高校应该为学生和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这负有道德、法律和经济责任。

在追求科研成果的同时，为科研人员营造安全的科研环境，应当成为所有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