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李昌钰去世：我一辈子都在做傻瓜（图）

让证据说话，不预设立场

当地时间3月27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发布公告，美籍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逝世。87岁的他在家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李昌钰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刑事鉴识符号。李昌钰1938年11月生于江苏如皋。

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担任美国所有50个州和至少46个国家的法医专家。他在70多个国家进行过讲学，曾为约600个执法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他参与调查的案件包括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案的再度调查、辛普森涉嫌杀妻案和“9·11”恐怖袭击。1975年，他加入纽黑文大学。1998年，他在该校创立李昌钰司法鉴定学研究所。

此后数十年，他一直致力于法医学的教学与研究。他用了近50年时间，把法医学从实验室带进了公众的视野。

纽黑文大学校长延斯·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李昌钰对该校以及国际法医学界作出卓越贡献，深刻影响一代又一代学生和执法专业人员。

（以下是2013年8月20日《环球人物》微信公众号专访文章，标题为《李昌钰：“办案要让证据说话”》）

“今天这个屋子里连我8个人，我能用20分钟大致了解你们7个人的情况。”这位75岁的老人端坐在沙发上缓缓地说着。

当然，这并不是他最厉害的本事。他可以凭着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让罪犯无所遁形”——他就是当今全球最著名的“科学神探”李昌钰博士。

7月15日上午8点半，记者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见到李昌钰博士时，他刚从美国飞抵北京。想到他舟车劳顿，记者不忍心这么早开始采访。

李昌钰却很坚持：“早点开始，我们聊的时间可以长一些。”

近些年，在参与多起重大案件的侦破之余，李昌钰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世界各地授课、演讲，与媒体及公众交流，“每年都要跑20多个国家”。

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并重视“让证据说话，不预设立场”的办案原则。正是这一原则，为他赢得了“当代福尔摩斯”的称号。

·李昌钰。

警察要有察言观色的能力

环球人物：您曾说，办案人员要“保持全然客观，观察事物的原貌”。可做到“全然客观”很不容易，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李昌钰：我把自己看成一名科学家。科学家就是要保持客观立场，试验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掺杂人为修改。有些证据很明显，但大部分是灰色的。

假如检验物证的人受到环境或他人影响，把灰的说成白的或黑的，那就是不公正的。但客观真的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当所有证人都指认同一个人时。

所以，我们要先训练自己，忘记自我。经常有警察送案卷时说：“李博士，就是这个人，证人都看到了。”我说：“你不要讲，我要看物证，看完再讨论。”

环球人物：警察和科学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但在您身上结合到一起了，您怎么看这两个身份？

李昌钰：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警察要有察言观色的能力，不仅看人，也要看现场。比如桌上有几个杯子，几个用过，是否有口红。这里面有复杂的人性内容。

而做科学家，就要完全客观，不能推测。

环球人物：您认为，重物证能减少错案的发生吗?

李昌钰：再有经验的警察也会有主观性。但物证比较可靠客观，所以一定要让物证讲话。

台湾省曾有个著名的“苏建和案”。19年前，一对夫妇死在家中，被刺了几十刀。警察迫于限期破案的压力，抓了3个16岁的年轻人。

这3人遭到刑讯后承认了罪行。没想到，另一批刑警抓到了真凶王效先。王交代是独自作案，但警察为保住脸面，硬说这3人是同党。

这个案子经历了多次审判。有一次我到台湾讲学，律师把案卷给我看。我发现凶器和血迹有很多疑点，最后通过现场重建认定是一个人做的。去年，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将那3人无罪释放。

美国也有很多冤案。最近270多人翻案，就是因为DNA发现了新证据；还有指纹鉴定，又让一些案子翻案。

环球人物：鉴识科学与司法公正有必然联系吗?

李昌钰：司法公正在于物证、法官操守等多方因素。法官的人为因素我们无法控制，但物证我们要保持绝对公正。物证的保存、鉴识、提取都要明朗化。

中国新刑事诉讼法公布后，对警察的侦查程序和法律要求提高了，这是一个进步。

环球人物：现在互联网影响无处不在。国内常有案件还没判，就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这会影响公正性吗?

李昌钰：在美国，这个情况更严重，影响判案不可避免。美国是陪审团制，理论上成员不能看新闻或讨论案情。

但现在有了网络，他回家上网、发邮件，你很难控制。法官也会因为怕被网络攻击而产生顾虑。

我们需要考虑：网络上的意见到底是真民意，还是被制造出来的，这很难讲。

环球人物：您怎么看待悬案?

李昌钰：有人说我有案必破，没有这回事，媒体报道的都是破了的案子。

美国的破案率其实不高。有30%以上的凶杀案、50%的性犯罪案、以及约60%的财产犯罪案都没破。

所有案子都要找“那个中国人”看看

尽管见惯血腥谋杀现场，阅尽人性阴暗，这位“科学神探”一直保持着幽默谦和的态度。在拍照时，他开玩笑说：“我很会与人打交道，当警察时，连犯人都喜欢我。”

李昌钰1938年出生于江苏如皋的名门望族。上世纪40年代末，父亲李浩民在海上遇难，家境逐渐败落。

“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当警察。是因为家里穷，上警官学校可以免费。”1960年，李昌钰毕业后在台北当巡警，并对鉴识科学产生兴趣。

“那时破案全靠刑讯。看到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我想，为什么不能用科学证据破案呢?”

1964年，李昌钰赴美学习。由于当时没有鉴识科学专业，他选择攻读分子化学。他用两年半时间修完了4年的法律、刑事、生化课程，随后攻读硕博士。

半工半读10年间，李昌钰做过餐馆侍者、证券行职员，教过功夫，也当过化验室技术员。

1974年博士毕业后，他受邀主持纽黑文大学的鉴识科学中心。他的导师是位诺贝尔生化奖得主，曾为他离开生化领域去做鉴识科学而感到生气。

那时，美国警界是白人的天下。但在李昌钰帮律师打赢多场官司后，州检察官专门召集警方开会，说以后所有案子都要找“那个中国人”看一看。

后来，李昌钰担任警局刑事鉴识实验室主任。当时他在大学当教授年薪4.3万美元，而主任年薪仅1.9万。

他开玩笑说：“我一辈子都在做傻瓜。在台湾做警察前途大好却辞职；跟着诺奖导师却去做鉴识科学。但现在很多人说我是最聪明的。”

在李昌钰参与的8000多起案件中，“碎木机谋杀案”极具代表性。

1986年，空姐海伦失踪。其丈夫理查德是FBI探员，通过了3次测谎。李昌钰在碎木机停放处进行地毯式搜寻，最终找回56片碎骨、2660根头发及1颗牙齿。

经过5000多项检验，证实残骸属于海伦。铁证如山，理查德最终被捕。

在美国，曾有警察问他如何找到证据。他回答：“站着看、弯腰看、腰弯深一点看、蹲着看、跪着看、坐着看。”但他没说的是，他坚持每天工作16小时，家里十几个书房全是分类卷宗。

“至诚信义”

李昌钰家有13个孩子。在如皋籍母亲王岸佛的含辛茹苦下，子女全部被培养成博士。这位伟大的母亲于2004年去世，享年106岁。

母亲对李昌钰要求极严，他工作时通常不接电话，哪怕是国会的也不行，但母亲的电话例外。

太太宋妙娟也是他坚实的后盾。两人的缘分始于警局。当时宋妙娟因签证过期被带到警局，李昌钰对他一见钟情，借故让她“明天再来”，两人最终走到一起。

他们有一双儿女，但都选择了其他职业。女儿做了银行家，儿子做了牙医。他们曾对爸爸说：“这个职业太难了。”

李昌钰的做人准则正如家中的条幅——“至诚信义”。

他坦言，查案压力主要来自被害人家属。有人在他家门口苦等，或在飞机上找他。李昌钰明白，这不仅是期望，更是性命相托的重任。对他而言，唯有言而有信、以诚相待，才能不负这份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