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职工自述：几万块，就把自己给“卖”了(图)

二零一六年八月，我们作为东北一家重型机械制造厂的集体工人，买断金终于获得了兑现。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下岗，二零一六年八月拿到这笔钱，签了字摁了手印，几万块，把自己给彻底“卖”了。最多的工龄有四十几年，最少的也有十几年。

一刀切，那种疼痛没有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好像做手术，麻醉师没有打麻药，手术师不管不顾地一刀切下去，就像切萝卜土豆似的。饭碗就这样没有了。

我们这里是重工业区，初下岗时找工作比上天还难，女工多数又没有什么技能，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也基本上是体力活，工资只有二百块钱左右，什么待遇也没有。

到了这把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莽撞不得，钱对于我们太重要了。买断伊始，我们几个姐妹的策略是等等看看，有一小部分人跑到厂前，工厂的大门紧闭，警卫把守，这是我们父辈贡献了一生的地方，也是消耗了我们的青春的地方，现在多么陌生，把我们拒之门外。

中间有一段听闻总经理发话，说每人可能领一部分钱，消息还没有坐实，总经理在办公楼自杀了。此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买断也被暂时搁置。到了八月又重新启动了，动作很快， 等到三分之二的人签了字画了押，我们也慌了，挺不住了，一起去把字签了——我不敢看我手指上余留下的红色印泥，它太醒目了，我也不敢看那些还在坚持的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叛徒。

工厂在我们身上烙下的印记太深刻了：十几岁就上班，工作是分配的，一家人都在一个工厂，好像世袭一样。很多人在厂办的幼儿园毕业，直接升到厂办小学，初中，然后高中，有少数人上了职工大学或者电大技术学校，看病去职工医院，有食堂，电影院，少年宫，洗澡堂，住的是工厂盖的楼房，小时候我很爱喝我们厂汽水站产的汽水，有橘子味和草莓味的，非常正宗不掺假。

现在，我们像是被硬生生地撕掉了商标的商品，就像一个人失去了故乡——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工厂比之于居住地，更像是故乡。

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区。“第一重型机械厂”的项目，与苏联援建的富拉尔基热电厂和北满钢厂，奠定了新中国的重工业基础。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荣辉 图（除署名外）

【一】

到手的钱我一分也没敢花，都存到了银行。五万块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巨款了，留着交养老保险，或者以备遇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的一位姐妹把钱取出来给他的丈夫还了外债。她的胸怀还真是比嫩江还宽阔，自己的养老保险还没有着落呢。多年以前，她的丈夫同学聚会见到了初恋，心就不知道放在哪了，走到哪里都带上女同学，毫不避讳。不回家，还赌博，借高利贷，利滚利的，她吵过闹过，苦口婆心地劝过，都没有用。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但终究还是没有放下爱一个人的习惯。再有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儿子当时还在高中，马上要高考了。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或许也只剩下高考这一条独木桥了。

她自己没有稳定的工作，如果儿子归了丈夫，又担心毁了孩子，归自己，以自己的挣钱能力，只够养活自己，连保险都交不起，也不是明智之举。思来想去到最后只好忍了。

这些年她有工作就做，先后在超市打工，还做过送货员，像个男人一样搬运货物，她说她可有力气了，不像我整天像没吃饱饭一样。说这话的时候，她伸出胳膊，攥紧了拳头，让我看。她永远都那么乐观，活的没心没肺的。我们都喜欢她的没心没肺。

她最后一份工作是在街上烤串，熬到半夜，时常有醉酒的人耍酒疯，自己要机灵着点小心防范。一站好多个小时，腿都肿了。等没有客人的时候才可以回家，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无人的街道，总是疑心后面有个人跟着自己，掉一片树叶都会吓出一身冷汗。

久了身体累垮了。急性胰腺炎，转到省城哈尔滨医院重症室抢救，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陷入昏迷状态，极度的危险。现在什么也不能做了。她不去想未来的生活了，不去想也许才是存了一份希望，活一天赚一天。

上一次见到她是四月底，她的身体很虚弱，过了年住了两次院，没有好转就出院了，没有钱了。开始她的丈夫还尽心照顾，后期说忙，教人打乒乓球挣钱，就再不露面了。

她还是那个乐天的燕子，但是脸色不再红润，说话有气无力，身体不自觉地想要靠住什么。才将近五十岁的人，脸上看不出什么沧桑，还是好看。她走的时候，看她的背影，佝偻着身体又像一个年龄很大的人，忍不住心酸。

十几年前，她穿着老公给买的衣服，到我打工的图书馆借书看，指着身上的新衣服说你看漂亮吧，我没有好意思直说，看她满脸的幸福，不忍心打击她。说实话，那样的花布衫子，又肥又大，颜色又深，夏天，我妈穿上都不显年轻，她可是三十刚出头。

在别人眼里她有些土气，自信心爆棚，但是你又不得不羡慕她。自从下岗以后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集体焦虑，没有安全感，幸福感迟钝。不像她还是像一只快乐的燕子，吱吱喳喳的。我们以为上天眷顾她，物质上的贫乏，并没有夺走她身上的少女心。

我记得没错的话，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初恋，他追的她 ，那时候青春年少，她芳华十七八，脸上嫩得出水，她把他介绍给我们时，一脸的幸福，说这是她的白马王子 ，明明长得很黑么，黑马王子还差不多，背着她我们偷偷说。

她的丈夫喜欢踢足球，经常参加一些比赛，家里就全靠她一个人支撑。这些年她伺候了婆婆公公，他们活到了八九十岁才故去的，孩子也上大学了，好日子眼看就要见亮了。但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就什么都不对了。

【二】

我的另一位姐妹和我一样也把钱存银行了，留着将来给儿子买房子付首付。她现在还在打工，月工资八百，是正式员工的一个零头。早上七点半上班，下午四点半下班，中午不能回家，礼拜六值班，节假日也要值班，没有值班费。没有保险，她一年交最低养老保险六千多 ，挣的钱差不多只够交保险，而且保险费还在每年递增。她的丈夫现在也去了外地，因为在工作中被意外砸伤，身体不能再吃力，只好去往外地，寻找机会。

现在邻居或是同事看她的表情意味深长，这让她很是不自在：失眠多梦，消瘦，整个人无精打采，大把的吃药。不吃药浑身痛痛，干不了活。我劝她去医院，但她舍不得钱，自己胡乱买点药吃了了事。

有人问起她的丈夫，她就想发火，偏偏有人多问，不识趣地问，绕着弯地问，甚至连邻居一个傻女人也直接问她你男人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你了，有外心了。四十多岁的人进入更年期了，像一只小兽，心里装着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被引爆。

说实话她有时候挺羡慕那个傻女人的，什么心也不操，老公下岗后打一份工，挣钱不多，长得也比较低调——这样也好没人惦记，儿子比较自立，大学毕业后自己找了老婆，贷款买了房子。

她每天早上五点钟准时起床，给儿子做早饭，遛狗，上班，好像一切都正常不过。但是晚上十一点钟打点好一切，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不禁多想，每一个人都像一个疑犯，想得她脑袋生疼，太阳穴不停地突突。

他在干什么呢，过节为什么不回家呢？分居两地，都在忙，时间久了未免疏离，少有交流。有时候她明显地察觉到，他们中间有一道裂缝在蔓延，看不到摸不着，但确实存在，微妙地横亘在他们中间，这让她恐慌，一恐慌就开始冒虚汗。

我说要不你去他的城市看看吧，好的话你也留下来打工，她说那儿子怎么办呢？日子过到最后，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了。

儿子工作，找女朋友，成家立业， 买房子装修，想想头都大了，钱在哪里啊？原先她只管上班，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采买以及一切人情世故都归她的丈夫管。现在这一切压在她一个人的身上，还有她未成家的哥哥，下岗以后就拒绝出去工作，啃老，父母不在了，她这个妹妹仿佛一下子变成可啃食的食物了。有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站在悬崖边上了，就差纵身一跳了。但她必须坚持，活着就要坚持活下去。

【三】

我妈妈同事的小女儿，人长得很漂亮，是那种很健康的漂亮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走起路来带着风，马尾辫一晃一晃地青春逼人。以前她带我去市里买裙子，店员说你长的真漂亮，给我们做模特吧。跟她相比我好像还没长开的小学生，其实那时我们俩差不多大，都二十岁上下。

下岗后她消失了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二零零一年春天在早市上碰到她，那时候我在早市摆地摊，卖一些袜子手套针头线脑什么的，我喜欢养花，等花开了的时候我也会拿出去卖，卖过秋海棠，仙客来，菊花，还有像韭菜叶子似的兰草，开粉红色的喇叭花，卖不了几个钱，都是邻里邻居的。

她穿的很时尚，化妆有些浓——我更喜欢她不化妆的样子，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在市里搞批发，我说我去了好几次，怎么没看到你呢，那我以后去就去你那里批发好了。她楞了一下，说好的。

后期知道她做了“小姐”，这让我很是震惊。她的父亲更是震惊，仿佛被人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整个人崩溃了——在父母眼里她一直都是孝顺的女儿，经常给父母买了衣服鞋子寄回来。她的父亲是一位老干部，跟随大部队开到北大荒，建设祖国的大粮仓。一向看重的女儿让他抬不起头来。他抄起棍子没头没脸地打，甚至把她关在家中，拿绳子捆起来，想过最坏的打算，养她一辈子。

但是父母最终还是会老去的，她的儿子还小，丈夫下岗以后开出租车，后来得了糖尿病，一只眼睛瞎了，经常发脾气打人。喝醉酒半夜把人打出门去是常态，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

最后还是离婚了，她认识了一个新男朋友，小她几岁，人长得很帅，家里在市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回民饭店。男朋友的哥哥不同意他们在一起，那男孩租了房子，她又过回了小女人，每天洗衣做饭很快乐的样子。天气好的时候，男朋友骑上摩托车带她去钓鱼，我以为她会这么一直幸福下去，她要的实在不多。两年以后，她男朋友不声不响地回家去了，跟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结婚了。

再后来，她一个人又去了外地。

富拉尔基本地工业企业规模缩小，岗位减少也加剧了人口外流趋势。

【四】

我后来也去了外地，到了东营，给亲戚打工。亲戚是开画廊的，偶尔碰到那么一副学生的临摹画，就让我满心欢喜，比之那些流水线生产的“名画”，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的油画。

在外打工的生活真的很不易，我这个人没什么能力但责任心又太强，卖不出去画，上火得嘴起大泡，嗓子说不出话，觉得对不起亲戚。吃不下饭，体重急速下降。那时正赶上经济滑坡，不景气，周围的店面不亏损的或略有盈余的已是烧高香了。况且那是个装饰城，卖画的只此一家。显得有些曲高和寡的。

刚去的时候是五月末，没多久赶上下大雨，大雨像从天上直接倒下来一样，没天没地的，我顿时就慌了神，感觉自己像一座孤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先是把楼上楼下的窗户统统关上，还是觉得不妥，又把门关上，又觉得不妥，又打开，打开又关上，来回的折腾。我妹夫打来电话，让快点把窗户关上，免得进水。我说关上了，连门都关上了。他有些着急，让我把门再打开，万一来人买画怎么办。我起身把大门打开，外面都下冒烟了，哪里有人，连个鸟影都没有现在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月入6位数可以佳威信九二四连接一九四然后加上四零九带你一起成功我还是喜欢东营，它是个崭新的城市，路边种了好多月季花，还有石榴树。建城不足三十年，听当地的人说在古代，它曾经是一个流放地，这一点其实跟我们那还是有一点相似。因建筑年轻，在此打工的人生活的人也相对年轻。人们从各地涌来，寻找机遇，一些人发达了。想到我们那当初建城时，也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吧，它的基础建设，在当时也是遥遥领先的，连我们厂内都有火车跑。我的父亲就是从山东响应国家号召，过去东北参加祖国建设的，拦都拦不住，一腔热血，什么都不怕。哪怕有人说，鼻涕刚流出就被冻住在脸上。走在东营的街道上，听到有些熟悉的方言，感觉自己的心安顿下来了，虽然东营的方言有些难懂，不如老家莱州的温柔敦厚，但也足以安慰我的了。

富拉尔基区的第一代拓荒者和建设者已经老去。

在高空俯拍的东营城市风光。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但不久我发现邻居对我似乎有些防范或者看不起，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私下里还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自恋。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入室偷盗案，案子还没有侦破，周围就有些人，开始猜疑是东北人干的，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跟他们大吵了一通，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安静的人，这种行为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好像作案的人是我似的。

慢慢地邻居们跟我熟悉了，也交了朋友。朋友的婆婆做了好吃的也会经常想着我。下了班他们开车去逛商场或者公园，也会带上我。邻居开车去了很远的路程带我去采过桑葚，东营有好大的一片桑葚呢。还有采过槐花，是小时候的味道，回来以后朋友的婆婆教我做槐花饼。

在东营打工，我还认识了一个叫梅子的女人 ，人很热情，说话大嗓门，好像吵架一样，不到四十岁，也来自东北，认识没多久，早晨很早就起来，骑着她的破电动车，带着我去很远的早市买菜，那里要比超市便宜很多。

梅子坐月子时她的丈夫出轨前女友，因为生的是女孩，她的婆家对此不闻不问。她就一直住在父母的家里，弟弟成家以后，家里住不下，父母住进了仓房，冬天零下几十度没有暖气。她只好出来打工，让父母有一个安稳的住处。

当初结婚的时候，梅子的父母死活不同意，她自己偷了户口本跳窗户跑出去结了婚。女儿上学看到爸爸这个词浑身发抖，念不出来。同事们都觉得她对女儿过于严厉了，考第一她高兴，第二不是打就是骂的，女儿见了她都害怕。

她本来工资就很低，一个人抚养孩子已属不易，又遇到了下岗。就去了北京当月嫂。她脾气急，饭量大，经常吃不饱饭，嫌大城市人吃饭的碗太小，又不好意思说出来。遇到不合理的事情，又不懂得忍耐，只好去医院做月嫂，这样收入相对比较少一些，但是工作环境比较简单，更适合她这种直脾气的人，后来她也来到了东营。

有一个福建人，个子高高瘦瘦，眼睛大得有些凹，整个人没有精神像一个吸大烟的，看不出年龄，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据说替他的姐姐看店，他姐姐跟一个有钱的香港人走了。他总是在招员工，要年轻漂亮的女孩，但那些女孩子没有一个干长久的，然后再招。其中有一个四川女孩，不到二十岁，来了没有多久。有一天我们站在门前闲聊，看到有一只大手，把一只小手拉回店里，那只小手想要死命地扒住门框。然后门被关上了。

我看到身边的梅子身体有些抖，样子有些吓人，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层雾，突然想起了什么背过身去，开始不停地拨打手机。随后假装来了客人，不停地去敲那家的店铺，那男人走出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知道梅子失业以后，一直辗转各地打工，女儿无人照应，学习下滑，草草地初中毕业，去了南方打工。女儿大了，性格比较孤僻，不爱接触人。很少有朋友，也不交男朋友。独来独往渐渐变得跟她对立，两个人见面不是大吵就是小吵，这让她有些落寞和茫然。想补偿女儿，却不知如何下手。

第二天看到那四川女孩，梅子不管不顾地直接让人家离开，女孩那么小，我们都担心她被骗了，旁边的人和梅子一起，劝她赶快离开吧，重新找工作。在外打工的女孩可能很多会遇到这种情况，要学会保护自己。女孩离开了没多久又回来了，那个男人开车带她买衣服，也就二百块左右的衣服，那个男人没有钱，还赌博，在老家有老婆儿女。

【五】

后来父亲重病，我又回到东北。到家的当夜，父亲就去世了，都说他是在等我。我母亲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经常又哭又闹的，不久得了脑梗，瘫痪不能自理。我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她，再也没有离开。

我体质弱，要打工，还要照顾老人，有些吃不消，得了一场重病，需要手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偷偷地去住了院。单位的人知道了以后，给我凑足手术费用，工会还派人带着水果去看我。一位办公室的姐姐生气地对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单位领导在会上说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事就是他们的事。这件事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一生都会感恩。

能走的人都走了，留下来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有正式工作的。现在望向窗外，半天不经过一个人，偶尔过一个人不是老年人就是中年人。我们这儿是一个重工业基地，曾经是新中国的长子。达斡尔语转音，红色江岸的意思，曾经辉煌的时候有三十几万人口。

富拉尔基的人口最多时有三十来万。这些年，人口在减少。

我们厂鼎盛时期也有三万来人口，那时候我刚上班，上班的时候厂前人流如渔汛，骑车想拐个弯都难。

现在我们厂还可以正常运转，而不少企业都在艰难度日。

年轻人上大学后都不回来了，没上大学的也都去了南方打工。有的时候一个人走在路上，会想这里有一天会变成一座空城吧，狼群会再次出没，野草荒径，灌木丛生。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我曾经看到有人在朋友圈发图片，也是苏联时期援建的大型钢铁厂，废弃的厂房、机床、锈迹斑斑的大吊车，厂房外一些粗大的树木早已被伐倒，仅剩下的杂木没人知道它的名字，花儿开到颓靡，开到人心生悲凉，仿佛所有的好时光突然来到眼前，又突然消散。

就像我们或者她们，那些花儿，风抽走了她们身上的颜色，水分，她们皱巴巴地活着，只要活着就努力地活下去。是的，活下去。我们或者她们，没什么分别，身份模糊渺小，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向前，踉踉跄跄不能自已，但却努力地想要站稳脚跟。